第10章 中国近代史讲义(9)

第十五章 同光中俄交涉

中俄陆路接界数千里，故交涉事务莫亟于分界。咸丰十年（1860），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既割，于十一年（1861）派员分界。新界凭黑龙江、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划分处均自然明白，无待勘察。自此以南，条约订明白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20里，绘画地图以红色分界（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第一条）。十一年（1861），仓场侍郎成琦奉命与俄使会勘。俄使欲混白棱河为穆棱河，图占宁古塔附近交通三姓、珲春要路（见是年六月四日上谕），以成琦力争而止。此次共立八界牌，然有两牌遗漏未设，另两牌则与条约及立牌后所立约记不符。盖由兴凯湖以下交通艰阻，成琦与俄使仅在兴凯湖行营，将地图内未分之界，补画红线，而设立界牌，则彼此各差小官，未曾亲往故也（见是年五月成琦原奏）。其后土字界牌毁失，那字界牌虽存，中、俄亦皆谓已失。至光绪十二年（1886），中国派右副都御史吴大澂及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使巴啦诺伏等会勘，乃重立土字界牌，展拓至沙草峰下，水路距图们江口30里（俄15里），陆路距27里（俄13里半）之处（《重勘珲春东界约记》第一条）添立玛萨二牌（第二条）。倭字牌移设交界之地，那字牌亦经寻得（第五条）。旧立八牌，除土字牌毁失外，余七木牌因其年久易坏，又乡民烧荒，易于延及，均毁之，改立石牌（第二条）。条牌之间，多立封堆挖沟为记（第七条）。俄人越界在我国黑顶子山地方设立卡伦民房，令其迁回（第三条）。我国船只至图们江口者俄以照会申明不得拦阻。此约改正错误，一照条约办理，实为他约所不及。约文并用满文、俄文，以满文为主，亦他约所罕也。

其西疆之界，雍正六年（1728），仅定至沙宾达巴哈止（乌里雅苏台属）。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第二条订明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自沙宾达巴哈往西直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其后由明谊、锡霖、博勒果索与之会勘，在塔城屡议，总署亦与俄使往返诘难。同治三年（1864）回事方棘，俄又驻兵图尔根河，强占卡内之地。伊犁将军常清咨行明谊与之速诘。明谊照会俄使换约。俄使杂哈劳先派兵至塔属巴克图卡外，然后送来图志，丝毫不容商议，有如谓不可行，立即回国派兵看守分准地界之语。明谊不得已许之，于是年九月七日，立分界纪约十条。定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界上之葱岭之界。此约第六条订明换约后240日，会立界牌鄂博。其后科布多属境由奎昌与俄色布阔幅会立，定有约志三条。乌里雅苏台属由荣全与俄使穆噜木策傅会立，定有约志二条。事均在同治八年（1869）。塔尔巴哈台属由奎昌与穆噜木策傅会立，定有约志三条，事在同治九年（1870）。而伊犁属境，则未及勘定，遂启俄人占据后重大之交涉。

当同治三年（1864）伊犁危急时，将军明绪曾移文西悉毕尔衙门，以俄兵贸易圈地，为回众扰占，欲借俄兵相助，并奏请。饬下总署与俄使商办，其后迄无成议（见国史馆明绪传）。明绪死，以荣全署伊犁将军。荣全奏言俄国来文，俄官不日带兵数千名，同往收复，后亦不至。其后回人与俄构衅，十年（1871）五月十七日，俄兵陷伊犁。朝廷命荣全驰往收回。俄官布呼策勒夫斯奇言当请示本国。总署以诘俄使，俄使言关内外悉定，当归还也。及回事平息，乃以崇厚为全权大臣使俄议之。时光绪五年（1879）四月。崇厚但欲收回伊犁，所定条约（九月十六日。此约无全文可考）受亏甚巨，朝臣交章论劾，主战之议大炽。诏下崇厚于狱，拟斩监候。时郭嵩焘以使英大臣卧病于家，上疏言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又非道、咸时比。俄环中国万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衅端一开，构患将至无穷。主战之论乃稍戢。六年（1867）二月，改使曾纪泽如俄。纪泽请贷崇厚死，并先办结边界案件，免俄有所借口，然卒本原约于七月一日立约26条。崇厚原约收回伊犁之地广200余里，长600里。此约添索南境要隘广200里，长400里（第一条。与原约比较之语，均见曾氏寄总署译稿原注）。其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处，南至乌宗岛廓里札特村之东，自此往南，依同治三年（1864）旧界（第七条。按原约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此约未能争回。其帖克斯上流两岸之地，则经此约争回，即自伊犁河至廓里札特村界内之地也）。同治三年（1864）塔城界约所定斋桑湖迤东之界，派员重定其界，系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岭画一直线（第八条）。其费尔干与喀什噶尔之界，则照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第九条）。偿俄人代守伊犁及俄商民恤款900万卢布（第六条。合英金143.1664万镑2先令，见专条。崇厚原约系500万卢布）。原约肃州、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均设领事。此约仅设肃州、吐鲁番两处，余五处订明系商务兴旺议设（第十条。领事设肃州，或嘉峪关未定。约文皆作肃州而注曰即嘉峪关。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约文订明各海口及十八省东三省内地不得援以为例。俄领事在蒙古天山南北路往来及寄信，均可由台站行走。约中亦订明）。蒙古设官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不纳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路各城，则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再行议定税则（第十二条）。设领事处及张家口准造铺房、行栈（张家口无领事，而准造铺房行栈，他处及内地不得援以为例。第十三条）。俄商往肃州贸易，至关而止，照天津办理（第十四条）。黑龙江、乌苏里江行船之约，再行申明（第十八条。原约只提俄国，改约中俄并提）。将来陆路商务兴旺须另定税则时，按照值百抽五之例，未定税则前，将现照上等茶纳税之，下等茶之出口税酌减（由总署会同俄使于一年内商定。第十六条）。另定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以十年为满，但须于满期前六个月照会方得修改，否则照行十年。沿海通商照各国总例办理（第十五条）。

通商章程最要者，第一条，两国边界百里内准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第二条，俄人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贸易，只能由附单指明之卡伦过界，应有本国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出蒙古文或回文执照。第三条，运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未销之货，准其运往天津、肃州或内地。第五条，俄货运至肃州者完税，照天津办理，自肃州运入内地者，照天津运入内地办理。第十条，自肃州运土货回国，亦照自天津运土货回国办理。又第三条订明由恰克图、尼布楚运货往天津，由俄边运货经科布多、归化城往天津。第十条订明由天津运土货回国，均应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

此约第七条所言之界，光绪八年（1882）由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三条。据原约廓里札特村以南，应顺同治三年（1864）旧界，而此约将塔约改变，于是温都布拉克水及其所自出之格登山咸割隶俄。格登山者，乾隆二十五年（1760）奏定为伊犁镇山，立有高宗御制碑文者也。自格登山以西南，旧以达喇图河为界，此次亦改以苏木拜河为界，别珍岛山口以北，约文虽未言顺旧界，而未制定新界，则应循旧界可知。乃旧以阿勒坦特布什山为界，此次改为喀尔达坂为界，而塔尔巴哈台属巴尔鲁克山外平地，遂不能尽为我有。至九年（1870）塔城之约，又割平地之半入俄焉。

第八条所言之界，光绪九年（1883）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科布多帮办大臣额福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五条。同治三年（1864）勘分界约，西北自大阿勒台山至斋桑淖尔之北，又转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此约自大阿勒泰（彼约之大阿勒台）即折西南而斋桑泊全入于俄矣（勘界后有记约，亦名阿勒喀别克河口约）。

第九条所言之界，自伊犁西南那林哈勒山口起至伊犁东喀尔达坂止。光绪八年（1882），长顺所勘，其北段自那林哈勒噶至别牒里山豁为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所勘立，有光绪八年（1882）喀什噶尔西边界约四条。钱恂谓北段中木种尔特至柏斯塔格之间，未能以分水脊为界，致阿克苏河上源割入俄境。自别牒里山豁以南，至乌孜别里山豁一段，亦沙克都林札布所勘，于光绪十年（1884），立有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六条。先是阿古柏曾许俄人定界至玛里他巴山为止，曾纪泽议约时，俄人以此为请，纪泽力拒之，谓崇厚原约所无之地，断不能增。乌孜别里在玛里他巴之南200余里，则较诸纪泽所未许者，反益拓而南矣。

第七、八、九三条所言之界，勘定时皆失地于条约之外。其萨乌鲁与别珍岛之间，条约未言，自应循同治三年（1864）旧界，乃俄人又强援第九条迫我会勘，于光绪九年（1883），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与彼定塔尔巴哈台界约七条，而巴尔鲁克山以外平地，遂半割入俄焉。

当曾纪泽使俄时，俄人持原议甚坚，而其舰队游弋辽海，中国亦召回左宗棠，命刘锦堂代主军务。李鸿章在天津设防。及事定，锦堂请改新疆为行省，从之，至十一年（1885）而布置乃粗定。

第十六章 嘉道咸同光之朝局

清代盛衰当以乾隆时为关键，前已言之。中国地大而政主放任，层累级次又多，变法革政甚难。中衰之后，往往不易振起，况又遇旷古未有之局邪？

仁宗即位之后，王杰、董诰、朱珪、戴衢亨相继秉政。杰、诰皆乾隆时与和珅并相，差能持正者，珪与衢亨，尤称名臣，然亦特老成练达者流，不足以济非常之变也。中岁后信任曹振镛，琐细不知大体。而道光一朝政治，实出其手，中枢遂益颠倒矣。

仁宗以嘉庆二十五年（1820）崩，次子旻宁立（本名绵宁），是为宣宗。宣宗在清代诸帝中，最称深于汉文，或云宣宗初即位，苦章奏之多，以问曹振镛。振镛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摘其字迹有误者，用朱笔乙识发出。臣下见皇上于细迹尚能留心，自不敢欺慢矣。此说未知确否。要之不知大体，不能推诚布公，而为任小数，拘末节，则事实也。宣宗中叶后，相穆彰阿。五口通商之役，一意主和，论者多目为权奸。然清朝实无权臣。如穆彰阿者，亦不过坐视宣宗之颠倒而不能匡正者耳。宣宗未尝不思振作，然无康、雍之聪明，而思学其举措政令，朝更夕改，举棋不定，此其所以败也。

宣宗在位三十年（1850）死，子奕囗立，是为文宗。咸丰元年（1851），即革穆彰阿职，并罢耆英（时英舰驶至津沽，称欲吊唁。文宗谋诸穆彰阿及耆英，二人请许之。文宗不听而英舰亦自去。文宗谓外人本未尝不可折，而疑二人之主张，其势以自重而自文也，遂革穆彰阿职，降耆英为员外郎），起用林则徐，雪达洪阿、姚莹，治奕经、牛鉴、余步云之罪，又下诏求直言，倭仁、曾国藩等应诏有所陈列，然太平军及捻党之势已强，英、法交涉又棘，末年遂益倦怠，自号且乐主人，致为载垣等所蛊云。

载垣者，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者，郑亲王济尔哈朗（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之后；肃顺则端华母弟也。文宗既怠于政，三人导以游戏，而阴窃政权，机务多所参决，军机拱手而已。文宗之狩热河也，英、法兵既退，朝臣争请还跸，三人阴阻之。咸丰十一年（1861），文宗死于热河，后钮钴禄氏（孝贞）无子，懿贵妃那拉氏（孝钦后）生子载淳即位，是为穆宗，方6岁，遗诏以载垣、端华、肃顺及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为赞襄政务大臣，而尊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慈安），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御史董元醇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亲王辅政。载垣等令军机处驳之（谓清无母后训政之例，为家法所不许），恭亲王奕囗至热河，太后欲召见，杜翰阻之，然奕囗仍得独对，遂定返跸之议。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及载垣、端华自间道先归。至京猝发载垣、端华罪，杀之，执肃顺于途亦杀之。襄赞政务大臣皆革职，两宫同垂帘，以奕囗为议政大臣。

清自道光以前，猜忌汉人之心，实未尝泯，各省总督多用满人，而大征伐之将兵者无论已。咸丰时大难当前，满人实不可用，军机大臣文庆首创重用汉人之议。肃顺等虽专恣，亦能力守斯旨。胡林翼之督两湖，曾国藩之督两江，皆肃顺所荐举。左宗棠在湘抚骆秉章幕任用颇专，为人所劾，几至不测，亦肃顺保全之。故肃顺等虽败，于清室之中兴，实未尝无功也。孝钦、奕囗虽倾肃顺等，于此旨亦守之不变。奕囗当国，于汉人之为枢臣者，如沈桂芬、李棠阶等，皆能推心委任。故湘淮诸将，用克奋其全力于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