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中国哲学(7)

据说董仲舒读起书来常常忘记吃饭、睡觉。父亲董太公知道后非常担心，为了能让儿子劳逸结合，他决定在书房后面修筑一个花园，希望董仲舒读书累了，可以去花园散散心。不曾想董仲舒三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竟没有进园观赏一眼，真正地做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当时的很多儒生都只学一经，而且不能触类旁通，董仲舒却不然，他学通五经，义兼百家，而且擅长议论，文章做得尤其好。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说：“董仲舒者，文之乌获也。”赞誉他是“文章圣手”、“著作的大力士”。

《汉书·匈奴传》记载：“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由此可知，董仲舒一生曾四朝为官，历经汉代孝惠、文帝、景帝、武帝。

这段时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力空前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在思想文化方面，汉初社会思想文化政策也是宽舒自如的。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他认为，君之为君，乃是上承天意；君之为君，又当效法上天之道。为此，他试图为统一的皇权专制统治创立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从而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独尊儒术、三纲五常、阳尊阴卑等一系列主张。

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他认为“天”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自然界的万物及其变化，社会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

自古以来，“天”就是老百姓信仰的对象，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神秘的东西。董仲舒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就是要求人们顺应天的旨意。人们的行为如果符合天的旨意，上天就会给予奖励；如果不符合天的想法或本性，那就要予以制裁。

董仲舒还认为，“天”既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的秩序，就有权监督这种秩序的正常实现。于是人间便有了执行“天”意的人——天子，因此“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但是天子的权力也不是不变的，董仲舒说：“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意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意思就是，天子的德行如果使人民安乐，那么天就让他当统治者；如果他危害到了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损害了天的尊严和形象，就要被收回权力。

这就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论，也是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它使皇权统治变得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

一个儒者的自白

作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第一儒学大师，董仲舒又被称为“群儒首”、“儒者宗”。他多见博闻，知道许多稀见奇怪之物。再加上，他“言中规，行中伦”的道德修养，“进退容止，非礼不行”的言谈举止，很多有志青年慕名而来，拜在他的门下。

史书上说，因为求学的学生太多，董仲舒讲学都是“下帷讲诵”，即在讲堂里挂上一幅帷帘，他在里面讲，学生在帘外听。只有那些资质优异，学问好的学生才能够登堂入室，得到董仲舒的亲传，其余学生都是董氏门下高足转相传授。

秦焚书坑儒以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将近一个世纪。汉武帝时期，朝廷下诏书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认为要维护政治统一，必须在思想上统一，于是他进“天人三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为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者所沿袭。

儒家的伦理思想被董仲舒概括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和五常那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三纲的主从关系是绝对不可改变的，而五常是用来调整这种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董仲舒还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深入研究名、号的重要性。他对名号的起源、作用以及名与号的区别作了探讨，并对各种名号如王、君、诸侯、大夫、士、民、人性等进行了正名。

在人性论问题上，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说。他的性三品说借鉴了荀子的性恶论，但基本倾向实质上与孟子性善说一致。

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都是不可改变的，不能称之为性。他说：“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他认为人性虽包含了善的素质，但不经过教化还不能成为善，只有中民之性，是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性，是人性的典型代表，可以叫做性。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长达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并融会贯通了先秦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提出一种基于“天人感应”思想基础之上、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学说。

他根据时代需要提出了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义诚信等具有现实意义的观念，这不仅有利于集权统一、安定社会，还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董仲舒一生著述甚丰，大部分著作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汉书·董仲舒传》载有《对贤良文学策》，其他作品散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食货志》、《匈奴传》等。

天人三策[1]（节选）

董仲舒

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2]，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3]《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4]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5]乃至。

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6]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7]益明；强勉行道[8]，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9]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10]”，《书》云“茂哉茂哉[11]”皆强勉之谓也。

【注释】

[1]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因文中着重讲到天人感应问题，又称“天人三策”。汉武帝即位以后，多次要各地推举贤良和文学的人才到朝廷参加对策，董仲舒也在其中。汉武帝策问三次，董仲舒对策三次。当时受推荐的文士有数百人，唯董氏之对策被汉武帝推为举首，其原因在于他提出的理论适应于当时时代的需要。

[2]情性：情况和本质。

[3]案：同“按”，审查、研求。

[4]相与：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关联的所在。

[5]伤败：国家出现天灾人祸或动乱挫折。

[6]亡：通“无”。

[7]知：同“智”。

[8]行道：遵循“天命”治理国家。

[9]还至：很快恢复到原来国家大治的局面。

[10]夙夜匪解：朝夕不懈。《大雅·烝民》中的诗句：“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意是，日夜工作不松懈，为了周王一个人。

[11]茂哉茂哉：引自《尚书·咎繇谟》。茂，奋勉，努力。

心在天下

圣人不贵尺之璧，而贵寸之阴。

——刘安

《淮南子》，是创作于西汉时期的一部论文集，因是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著的，所以又名《刘安子》、《淮南鸿烈》。

刘安，西汉皇族，是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我国西汉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他自幼好读书，善文辞，才思敏捷，喜欢鼓琴。他的父亲刘长因谋反罪被废除王位，不久便绝食而死。所以，16岁的他便被册封为淮南王，从此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

汉初，文帝、景帝等都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大臣萧何、曹参也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由理论推向实践。

刘安深受他们的影响，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相悖，以“无为而治”为主要治国思想，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生产、轻刑薄赋的政策。

他礼贤下士，体恤百姓，善用人才，使淮南地区呈现国泰民安的景象，并日渐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

不过，他和他父亲一样，有“心在天下”。为了能在发生动乱时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刘安一边广置门客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一边集聚金钱，制作军事装备，不断积蓄力量。

后来，事情有所败露，在朝廷追查的时候，刘安直接起兵，谋反叛乱。汉武帝派兵攻入淮南，很快便将叛乱平定了。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被迫自杀。

《淮南子》一书于汉景帝后期开始撰著，在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进献于朝廷。

在当时的皇室贵族里面，淮南王刘安是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广集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篇》更多，又作《中篇》八卷，主要讲神仙黄白之术，有二十万字左右，著成《淮南子》一书。

这部文化巨著内容包罗万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其中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然而留传下来的只有二十一篇《内篇》。其中最后一篇名《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但从现有的内容看，并未完全统一。

《淮南子》在政治上还具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书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书中还主张循理而举事，反对离道而妄为，提出因自然之势加以主观努力而有所作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

《淮南子》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里面“塞翁失马”蕴涵的哲学思想闻名古今。

淮南子（二则）

刘安

夫大寒[1]至，霜雪降，然后知松柏之茂也。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为[2]；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3]。

【注释】

[1]大寒：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那时天气是最冷的时候。

[2]莫服、莫乘：没有人佩带、乘坐。

[3]不为莫知而止休：不因没有人知道而停止，是说君子行仁义之事不求名不避宠。

模仿大师

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

——扬雄

扬雄，又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他自幼好学，勤于思考，“博览无所不见”，“默而好深湛之思”，酷好辞赋，不为章句所限。他和韩非一样，有些口吃，但他的文章比他的言论更出名。

年轻的时候，扬雄非常崇拜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外忧内患的汉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但他自认为自己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扬雄的辞赋成就可以媲美于司马相如，后世将两人合称“扬马”。

不过，到了晚年，扬雄对赋又有了新的认识。他首倡“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观点，指出“辞人赋”有“虚辞烂说，劝百讽一”的弊端，应视其为“雕虫小技”，壮夫不宜为之，于是，他转而研究哲学。

扬雄曾师从著名学者严君平。严君平精通先秦老庄哲学，他所著的《道德指归》一书，内容博大精深，在探索宇宙方面，体现了较强的哲学思辨性，这对扬雄的影响很大。

汉朝政权被王莽篡夺后，政治变得黑暗。身处乱世的扬雄便辞官归隐，自甘淡泊，潜心著述。他仿照《论语》著《法言》，仿照《易经》著《太玄》，在这两本书里提出了自己的世界观。

《法言》是一部模仿《论语》体裁写成的道德格言集，通过问答的方式就当时思想家们所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论述。当时，经学一统天下，阴阳灾异学说十分盛行。但扬雄没有局限于此，而是重新阐释了传统儒学的一些基本观念，批判了流行的错误认识。他主张文学应该以儒家著作为典范，应当征圣宗经，并提出了天数是历史演变的必然趋势，天地的变化及其规律是可知的，人能用精神研究外物，同时，他还对天人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

《太玄》是扬雄一生最耗心血，也是最得意的一部著作。这本书不仅体现了扬雄卓越的哲学创造力，还体现了他高超的玄思水平。它模仿《周易》而作，主要谈论了天地人三者的相关问题：“玄者，天玄也、地玄也、人玄也。天浑行无穹不可见也，地不可形也，人心不可测也。故玄，深广远大矣。”

扬雄认为，“玄”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是十分必要的，天地万物和现实世界的一切生命，都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而阴阳二气就产生于“玄”。

在《太玄》中，他还糅合了《易传》中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天道观，并吸收了当时宇宙理论和天文历法方面的思想资料，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形式和变化的体系。他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从而批驳了社会上借以宣扬谶纬迷信的天命论。他自诩《太玄》是关于宇宙构造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