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清静莲花，讲佛教(6)

石勒立即召见佛图澄，问道：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一听，就知道石勒对佛法不懂，正好用那些法术来使他看到佛法的灵验而生信。传说佛图澄专好异术，善于诵咒语。他将麻油与胭脂调和后涂在手掌上，掌心就会现影千里之外的事情。他拿一个盆盛满水，烧香念咒，不一会儿，盆中现青莲花，闪闪发光。石勒由此信服佛法，但这实际上是被佛图澄的魔术所摄服，并没有涉及对佛理的了解。佛图澄在此基础上，又向石勒宣说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劝善弃恶。据说由于佛图澄的劝善，劝石勒少杀戮，当时本来要受屠戮的十之八九都被免死，太原一带，不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信佛的顿时增多。石勒也把佛图澄作为机要参谋，凡有大事，必定要征询佛图澄的意见，佛图澄也积极参与其中。石勒得以生擒刘曜，就是采纳了佛图澄的意见。

石勒称帝后，对佛图澄更加敬重，称他为大和尚，甚至把自己的孩子都交给佛图澄在寺中抚养，每年四月初八，石勒都要到寺里去灌佛，对佛教大力支持。

南怀瑾先生对此分析说，每逢时衰世乱，人心颓丧的结果，不是倾向现实，追求奢靡的生活，便是逃避现实，追慕高远的境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由于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社会风气的颓丧，无处不在地刺激人心而使之走向积极或消极的道路。印度名僧佛图澄慈悲教化后赵石勒，除了宣扬教理以外，唯一特点就是曾显示了许多神通，不但使石勒信仰而减少杀机，同时也使很多人相率信服不已。并且他又传授佛学的修证方法，提倡安般守意（安静、调息、守意入定）的禅定法门，使人们在相信佛教学理之外，又有确实修持方法可循，与中国道家的养生方术，可谓相得益彰，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他的中国弟子道安法师，又是学问博洽、兼通世务、德重当时的学者，而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山祖师慧远大师，也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

净土信仰源于古印度。古印度盛行有关人生是苦的基本观念，从而寄希望于脱离现实的娑婆世界，往生超越的净土世界。在中国出现的净土崇拜，大致曾分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两种，弥勒净土信仰由道安首创，一时盛行于北魏，梁齐间还有所闻，不久即衰。弥陀净土信仰一般认为始于东晋慧远。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因中国第一代祖师慧远邀约当时名士陶渊明、刘遗民等在庐山建立莲社提倡往生净土，故又名莲宗、白莲社，或“远公白莲社”。

慧远大师在庐山对佛教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主张佛性之说，认为佛的精神实体是不变的，是永恒存在的，人们应该把达到这一境界作为奋斗目标。佛教徒称佛学是内学，把儒、玄叫做外道。而慧远不仅精研佛学，而且兼通经学和玄学，一身兼儒、佛、玄三家。他认为儒、佛、玄三家作为统治思想来讲，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主张“内（佛）外（儒、玄）之道，可合而明”，并以佛学为主，以儒玄为辅，达到会之有宗（佛），百家（儒、玄）同致的目的。

对于促成庐山白莲社净土宗的原因，在南怀瑾先生看来大致可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因时代的大势所趋。魏晋以来，自由旷达之风影响社会人心，由颓丧而变成放浪，以致政治更加紊乱，社会更难安定，逃世思想日益增盛，以陶渊明、谢灵运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所受影响尤烈。刘遗民应邀入山的回信中就有“晋室无磐石之固，物情有垒卵之危”的感伤词句，当时名士遁世逃佛的心情可见一斑。慧远大师以悲天悯人的胸襟，邀约当世知交名士，遁迹山林，也是当时必然的趋势。其二是因养生方术的选择。两汉、魏晋以来，除了思想上的玄学以外，方士养生之说也大行其道，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之术的风气也普遍存在。通晓老庄之术的慧远法师认为这些不是究竟方法，于是返求诸己，归到一心。他深通佛学性空的般若之理，学术上又是名师佛图澄和道安法师的嫡派，深知求得实证的困难，便提倡精神超越升华的念佛法门，可概括上中下三种器识的修持。即使此生不了，也可使灵魂得到超脱的境界。这一修行方法因其简便易行，故自中唐以后广泛流行。宋明以后与禅宗融合，其他如律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也都兼修念佛法门。由于净土宗的创立，使佛教在中国确立了宗教的精神和形式。现在，“阿弥陀佛”已变成中国社会的流行口语，所谓“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说法，一直流传至今。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长安（401），而更加昌盛。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罗什的成就，不仅在于在所译经论的内容上第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了根据般若经类而成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开始运用达意的译法，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从而为义学方面开辟了广阔的园地。罗什对翻译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特别是传译富有文学趣味的大乘佛典如《法华经》《维摩经》《大智度经》等经论，使他感到翻译上兼顾信与达的困难。因此，他的译籍在力求不失原意的基础上，更注意保存原本的语趣。他既博览印度古典，对梵文极有根底，又因留华日久，对汉文也有相当的素养。同时他对文学还具有高度的鉴赏力和表达力。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故能创造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兼具外来语与华语调和之美的文体。

南怀瑾先生认为，姚秦时代鸠摩罗什经西域来中国，大事翻译佛经，弘扬般若佛学，这是沟通中印文化思想、开展佛教文化的最大关键。他的出家弟子中，如僧肇、僧叡辈，都是当时中国佛学界的博学才子，他们师徒之间的学问和风度，影响南北朝的学术界至深，最为当世所仰慕。尤其是僧肇著的《肇论》，融合老庄的思想，倡“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等，为中国哲学思想史和文学史开创了千古的奇局，留下了不朽的名作。在罗什以前的佛教传播，大多靠神通来显化，到罗什东来的时期，才使佛教哲学与儒、道两家分庭抗礼，变成中国文化学术的一派巨流，以后才有儒、释、道三家之学，构成中国文化全貌的总体称谓。因罗什东来的影响，出家为僧尼的人数增加，品类不齐，颇多竽滥，才使姚秦政府设立僧正职位的僧官，专门管理僧众，以后便因袭成隋唐以后的历代僧官制度，犹如现代的宗教司。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因玄奘大师唯识法相的弘扬，使印度后期佛教哲学和大小乘的经典，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同时因法藏（贤首）大师建立华严宗，使佛教更为兴盛。随天台宗以后，复因华严宗的观点，对全部佛教教理，有更进一层的分判。接着道宣法师极力兴起律宗，佛教戒律的确立和中国佛教的规范，便从此奠定，基础稳固。随之而来，三论、俱舍、成实等佛教宗派，也欣欣向荣，争放奇葩，各自发扬它的门庭学系，形成中国佛教的十宗教派。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公元581年，杨坚于北方灭北周而建立隋朝，589年南下灭陈，中国复归统一。当历史由南北朝步入隋唐之时，中国佛教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佛教也综合南北体系，形成了划一的特色。隋文帝生于佛寺，养于佛寺，称帝后大力提倡佛教，广建寺庙，并颁诏保护佛教。隋炀帝也笃好佛教，在扬州时，设“千僧斋”，并请陈朝高僧智顗大师为其授菩萨戒，智顗授予他一个“总持菩萨”的法号。即位后，隋炀帝诏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在扬州造弘善寺，使江苏地区的佛教有所恢复。这一时期，智顗大师正式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宗派——天台宗。由于它形成于浙江天台山，故得名。天台宗的教义主要依据《法华经》，因而也称法华宗。南怀瑾先生认为天台宗以“禅那”的“止观”为佛教实证的方法，用三种止观的体系，统摄全部佛学教理，开始分科判教，对佛学传承，作系统的批判整理。智顗大师著有《摩诃止观》一书，应是中国佛教第一部佛学导论或概论的巨著。按佛教的说法，其理论也来源于大乘空宗一系。天台宗的教义以“止观并重”“定慧双修”为最高要求，这也是智顗完成南北佛教统一任务的具体表现。智顗“一念三千”学说，是对其止观理论的进一步发挥。

由于隋炀帝的暴政，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当繁荣发达、对全人类具有较大贡献的历史时期。

唐代很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在京师聚集十大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太宗继位，重兴译经事业，度僧三千人，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从武后到玄宗，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唐初增加一半。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中国文化史和佛教史上意义重大的一件事，那就是玄奘法师自印度留学归国，太宗为其设立译场，汇集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千人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从经由玄奘翻译而传播的学说看来，纲举目张地反映了公元5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玄奘于因明科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包括《俱舍》以前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玄奘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其注书《杂集论》，此二集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于瑜伽科，则“一本（《瑜伽》）十支（《显扬》《庄严》等）”，差不多全部译出，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大师译传于中土了。

在这时期，随着大量印度佛经论著的翻译、传播和弘扬，中国佛教的思想理论获得了创造性的发展，各个宗派先后兴起。据南怀瑾先生的考究，共有十宗，而流行的主要有八宗，除了前述提到的净土宗、天台宗外，具较大影响的还有律宗、三论宗、禅宗、华严宗、法相宗和密宗。

律宗，乃是以研习及传持戒律为主而得名，主要依据《四分律》并加以大乘教义的解释。其创始人是唐代僧人道宣。因道宣常年住终南山，故又称“南山律宗”。道宣门下弘景的弟子鉴真在扬州大明寺继承了南山宗系统，颇具影响。此宗注重佛教信徒在意识、言行以及衣食坐卧等各方面履行种种规定，制定了中国佛教的受戒仪制。

三论宗，渊源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宗（又称大乘空宗），创始人为隋唐间的吉藏。以龙树所著的《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提婆所著的《百论》为主要经典，故名“三论宗”。又因为它主张“诸法性空”，故也称“法性宗”。吉藏的弟子慧感、慧颐在长江下游颇有影响。另一弟子明法师于江南茅山弘扬三论，终身不出。明法师的知名弟子法敏擅三论，通大乘，他于贞观元年（627）在丹阳（安徽当涂县）讲《华严经》《涅槃经》，影响很大。

禅宗，南朝宋末菩提达摩由天竺来华传授禅法而创立，是隋唐时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

华严宗，以阐扬《华严经》而得名，又因武则天赐号其实际创始人法藏为“贤首”，后人称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为“贤首宗”。另因该宗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为宗旨，也称为“法界宗”。法藏是华严宗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华严经义海百门》《华严金狮子章》《华严经探玄记》《华严经旨归》等。“法界缘起”论是法藏思想的核心，也是华严宗的思想基础，它主要是以“理”与“事”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加以阐述的。华严宗认为，对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由浅入深或由不同的角度而有四种不同，可分为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华严宗将佛教理论体系和表述方式都进一步中国化，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思维的最高水平，许多思想对后来宋明理学有着重要影响。

法相宗，又名唯识宗、慈恩宗，是唐初最重要的佛教宗派。因为这个宗派集中分析了世界上各种物质和精神的现象，最终认为一切现象都是“识”所变现出来的。就它的前一点说，叫做法相宗；就后一点说，叫做唯识宗。这一宗派为玄奘和其弟子窥基所创立，他们常住长安（陕西西安）慈恩寺，所以又叫做慈恩宗。法相宗提出“万法唯识”的基本观点。法相宗把“识”分为八种，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合称八识。“转识成智、舍染归净”是法相宗的理论宗旨，也是其修行实践的根本目的。由于法相宗许多说法不合中国社会人情，且论证烦琐，经院气较足，故在社会上不太流行，在唐代流传了几十年就遭到冷落，逐渐湮灭不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