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6:真宗赵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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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写在前面(6)

邢昺的“不能对”,是“不好对”。按圣贤理论,人之长寿或夭折,与“行好事”并无必然关联。孔子的意见就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但圣贤不会因为福佑与否而放弃“行好事”的努力。对圣贤而言,“行好事”之后,是否长寿、夭折,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此事,圣贤不考虑,不回应,不强作解人。这是孔子“予欲无言”的“无言”范围,是儒学必须搁置的题目。

邢昺的“不能对”,实是“不应对”,故此际沉默是最佳姿态。

真宗读儒学经典,也读道家、佛学经典,学问驳杂,对“因果”有坚信。此案,可见真宗迷恋佛道之深,可见邢昺恪守儒学之正。

君臣之论

直史馆陈靖上言,说有一位州官陆晔得了狂躁的疾病,被人评论,认为此人不适合在地方任职,希望能在史馆给他安排个职务,让他在文字研究中工作。

真宗听后大怒,回答他道:“国家文馆,以待天下贤俊,岂养疾之所邪?陈靖妄有陈述,当严戒之!”

在大宋,文史馆是国家贤俊所居之地!

真宗即位后,他的办公习惯是:每天早上到前殿上朝,中书、枢密、三司、开封府、审刑院,以及要求“请对”的官员,依次奏事;大约上午九点钟以后,回宫,吃早餐。然后出来到后殿,“阅武事”,到日中休息。

晚上召侍读、侍讲学士,询问政事,有时要到夜半还宫。

史称“其后率以为常”,也即以后没有大的活动,基本就以这个程序周而复始地工作。

真宗曾对近臣说:

“朕听政之外,从未有过虚度时日。探索研究传世典籍,朕素来耽玩于此。遇到古来圣贤所论的深奥之旨,弄不懂,不免废寝忘食。日前置侍讲、侍读学士,自今令秘阁官员,每天值班,朕都想去召见,得以访问。”

后来学士当值,遇到真宗召见,往往到午夜才退。

真宗读书多,每观毕一书,还要写诗歌咏,使近臣赓和。所以有《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还有《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后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二首》《读五代后唐史二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史称真宗“可谓近世好文之主也”。

但在这些书中,真宗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史记》和《汉书》。

他曾对宰辅王旦说:

“经史之文,里面有国家治理的龟鉴,保邦治民的要点,都在这里了。但是三代之后,典章制度、声明文物,参考古今而适合时用,莫若《史记》《汉书》。学者不可不尽心于此啊。”

王旦补充真宗的意见说:

“孔子在周王朝衰敝之后,历聘诸国,不成,退而删《诗》《书》,定礼乐,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为万世立法。后来的王者,即使是上圣,也必以此为师范。古人云:‘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子所谓‘志在《春秋》’,实在是要以褒贬极笔为终古诛赏之法,使乱臣贼子观此而生畏惧。褒贬,这是儒学立教的深奥之旨,更为国家极为重要的治理法则。司马迁自为一家之言,那是因为他知道孔子修《春秋》,那时的凡例不可完全继承,所以另创‘本纪’‘书’‘世家’‘列传’,但《春秋》的褒贬惩劝深奥之旨就在其间。班固以下,没有离开司马迁的这个方法,不过增加词采而已。”

真宗回应道:

“孔夫子的‘道’,不可须臾离开呢!有些迂腐的儒者说,尧舜那时候,还没有孔子呢,不是也可以达到国家治理吗?嘁!这真是浅识得很。殊不知,夫子之道,就是尧舜之道。所以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孔夫子尊尧而宗舜,到极点了,不是说夫子之道与尧舜之道不一样啊!”

这是史上记录下来的一段君臣就儒学思想史的讨论。

恭己待士

真宗平时很端正,穿衣打扮中规中矩,但有一天,晚召学士坐承明殿,完事后,真宗让中使宣谕道:“朕适才坐殿忘了御袍带,爱卿不要惊讶啊!”

学士退出,按礼拜谢,真宗因为礼服不周,坚持不接受学士拜谢,令中使说:“上深自愧责,有旨放谢。”皇上很为自己的失礼而惭愧、自责,有旨免拜谢。

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真宗行泰山封禅大礼,驻跸泰山,知制诰、集贤院学士晁迥因为要草写赦书,按例先进呈裁定。旧礼仪规定,学士当值的日子,如果遇到宣召,就系上鞋子去见,皇上则戴帽子接待。这一次,晁迥自己忖度,皇上正在奉祀天地神祇,而且正在斋戒,穿戴也一定很严肃。于是,他特意穿上朝服持笏来见。

到了行宫门口,由中使入奏,一会儿,中使出来说:

“皇上刚好在问,听说学士盛服而来,皇上已经赶紧进入内室换衣服了,学士可以在此等候。”

等到中使再入、再出,晁迥已经等了一会儿时间,随着中使来到帷幄,真宗已经换上了礼服,改御巾帻而坐。史上的说法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看上去很严肃庄重的样子,接近后,说话,感觉很温和温暖。史称真宗“恭己待士之德,发自于清衷而然”。真宗恭敬对待学士,这种德行,是出自纯洁的内心,自然而然。

有一位儒臣杜镐,在龙图阁值班。真宗因为沐浴完事,吃一樽酒,将余下的封起,派遣使者送到杜镐的阁中。杜镐平时不善于饮酒,但得到皇上赏赐,很高兴,居然一饮而尽。不料因此而引动老毛病,忽然僵卧不省人事。

真宗听说后大吃一惊,步行到龙图阁,亲自调药喂他服用,并诏令他的儿子来阁中侍奉。有一会,杜镐醒转过来。杜镐见至尊在座,要起身答礼,但真宗抚着他让他躺下。直到杜镐病情平稳,真宗这才回宫。

史称“方镐疾亟时,上深自咎责,为由己赐酒致镐疾也”。杜镐病倒严重的时候,真宗深深地自我责备,认为是自己赐酒给杜镐导致他病倒。

常平仓

景德三年(1006),真宗朝在太祖、太宗两朝基础上,完善了“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是传统中国由来已久的粮食政策。一般做法是,每年税赋粮食收入的一部分,多时可达十分之一,归入“常平仓”。如果歉收,粮价上涨,则低价卖出“常平仓”存粮;如果丰收,粮价下跌,则以高于市场价购买之,以此平抑粮价。

真宗朝在京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等地,计户口多少,量力留出由三司征缴的赋税一部分,自一千至两万贯,令转运使在每个州郡选择清白守法的官吏管理,国家司农寺总领,三司也即财政部不得挪用这部分存储。每年的夏秋两季,就按粮价高低做卖出买进。

为此,司农寺开始在诸路创建廨舍,收藏账簿,三司下属的度支部,另外置“常平仓”案卷。一般规定是:万户人家要有万石的准备,但上限到五万石。如果三年以上,“常平仓”的粮食还没有出粜,那就意味着市面上粮价一直很平稳,这时,就将粮食划拨为国家粮库,另外以新的粟米充入。

制度规定:如果十年之后,存储有多余,就将本钱还给三司也即国家财政部。真宗朝于是在“常平仓”制度保障下,米价贱则加价入籴,米价贵则减价出粜,市场粮价终真宗一朝,没有大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