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禅让

尧舜禹禅让说的是上古时代华夏族的3个首领尧、舜、禹之间以“让贤”的原则依次传承“天子”位的故事。据《史记》记载，尧舜禹三人乃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华夏族的首领。当时的“天子”乃是部落联盟首领，实行民主推选制度。先是由各部落的酋长召开会议推举下一任天子，天子再对其进行一定时间的考察，认可后，则禅让于他。尧年老时，舜因为孝顺和有才德而被推举，尧对他考察了3年后，认为合格，禅位于他。舜老时，因禹治水有功，而禅位于他。尧舜禹禅让的事迹被后世之人，尤其是儒家人士传为美谈，三人也因此与之前的炎黄二帝，之后的周文王、孔孟等并列为圣人。不过，对于尧舜禹禅让的真实性，历代都有人表示怀疑，比如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便怀疑所谓禅让实为逼让。不管其真假，作为历史事件来说，尧舜禹的“禅让”代表了华夏民族在原始社会的尾声，其后华夏民族便进入了更加高级的文明时期。

禹传子，家天下

禹的天子位本来由舜禅让而来，但他未将位置再次禅让于贤者，而是由其子启接替了天子位，禅让制自此结束。传说禹当初本来挑选自己的得力大臣皋陶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但皋陶早逝。禹又选定皋陶长子伯益，并在晚年授政于伯益。后来，禹东巡会稽时逝世，临终前遗言传位于伯益。但伯益为禹守丧3年后，又将天子位让给了禹之子夏启。于是夏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这是司马迁的说法。

除了司马迁的版本外，还存在另外一些版本的传说。如禹当年本来怀着私心，有意培养启的势力，并架空名义上的继承人伯益。禹一死，启便夺了伯益之位，并杀死了他。还有的说法则称禹本来是真心禅让于伯益的，其子夺位之行为和他无关。这些说法只是见于野史，考虑到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也有相当的可信度。总之，此事的真相恐怕永远说不清了。自此，松散的原始部落联盟变成了组织更严密的国家。经过夏商两代，到西周嫡长子继承制确立，“家天下”政权模式正式形成，直至3000年后的清末才算结束。

商汤灭夏

夏朝最后一位天子叫夏桀。相传夏桀体格健壮，又勇猛非常，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作为个人来说倒是条好汉。但作为君王来说，却不修国政，骄奢淫逸，为讨美女妹喜欢心，不惜民力大盖宫殿，失却民心；对周围部落征伐无度，导致各部落首领对其离心。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是因辅佐禹治水有功的契被舜封在商地（今河南商丘附近）后形成的部落。夏桀当政之时，商汤是商族部落首领。看到夏桀迟早要亡国，商汤有心代之。他对内以仁政笼络民心，对外则经常主动救济有灾难的部落。如此，其影响逐渐扩大。后夏桀也察觉到了商族的威胁，将商汤骗到宫中，将其囚禁。商汤的部下伊尹用美女和重金贿赂夏桀及其身边奸佞小臣，商汤得以放回。商汤回去后，经过几年准备，于公元前1600年发动灭夏战争。因夏桀人心失散，军队一击即溃，夏朝灭亡，存世约500年。商汤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境内），建立商朝。

武丁中兴

武丁中兴是指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走出衰败实现重新兴盛之事。商朝时，关于王位传承没有法定的规则，只是在习惯上形成了一种兄终弟及规则（最小的弟弟再回传给大哥的长子）。但自商王仲丁起，连续发生君王儿子、弟弟，乃至堂弟、侄子争抢王位的事情。此类事件经仲丁、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九王都不绝，商王朝因此多次迁都，史称“九王之乱”。九王之乱的内耗严重削弱了商王朝的力量，北方及西北方的方国趁机发展实力，日益威胁着商朝统治。到商王盘庚时，将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执行比较开明的政策，逐渐扭转了商王朝的颓势。历小辛、小乙两帝后，武丁为帝，在继承前面良好局面的情况下，在军事上先后击败北方的鬼方、邛方、土方，西面的西羌以及南面的荆楚等。商王朝的势力由此在西、北、东、南急速扩张，达到商代的最高峰。另外，武丁时期人民生活安定，政治、经济、文化也都得到长足发展，史称“武丁中兴”。自此，商王朝又往下传了8帝， 200多年，再未迁都，直至商亡。

文王兴周

文王兴周说的是商朝末年，位于西北渭水流域的周族在周文王的治理下崛起之事。周文王本姬姓，名昌，商纣时封为西伯，即西部诸侯（方国）之长，史称西伯侯，其子周武王代商立周后追封其为周文王。周文王共在位50年，对内奉行德治，宣以仁政，大力发展农业，鼓励商业，实行藏富于民的低税收政策，周族得以日渐强盛。对外一方面广泛招贤纳士，姜尚、伯夷、叔齐、太颠等人先后归附其麾下；另一方面则通过调解小国间的纠纷（这本是商王的权责）等手段，在众诸侯国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使得众多诸侯国前来归附。另外，对于那些不肯主动归附的国家，周文王则实施铁腕政策。先是分化拉拢忠诚于商王的国家，不成则渡过黄河进攻耆、邗等国；又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今河南嵩县）；最后迁都丰邑（属今陕西西安），对商王朝形成钳形包围之势。正如孔子所言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为周武王伐纣奠定了基础。

周公制礼乐

周公旦姓姬，名旦，乃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武王灭商2年后即死，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摄政总共7年，期间，其先是平定了其兄弟勾结商人残余势力的叛乱，巩固扩大了周朝的疆域；然后又册封诸侯，分封众多诸侯国以屏卫周王室；最后为方便控制东边诸侯国，建立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公考虑到要想保持这套政权组织能够长时期有效运转，又进一步制定了礼乐制度。礼，即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一套典章制度，主要作用是划分和规范人的身份地位，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即音乐，乃是对礼制的一种辅助。礼制的内容上至国家政治，下到日常生活，相当庞杂，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和贵贱等级制。这两项制度为国家政权机器、乃至社会的运转提供了规则。礼乐制度不仅为周王朝的有序运转奠定了基础，后来经孔子的传扬，基本为后世所继承，成了后来3000年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制度。周公制定礼乐后，就功成身退，归政于成王，因其功劳和德行，其被后人尊为圣人。

管仲相齐

管仲，齐国人，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中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史称管子。曾担任齐国宰相，并获得“春秋第一相”的美称。管仲本来辅佐齐桓公的政敌，且用箭射伤过齐桓公，但齐桓公因臣下鲍叔牙推荐，不计前嫌，拜管仲为相。管仲拜相后，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建立税收制度。管仲特别重视商业，在淄博建立7个商品交易市场。另外，他在当时实施了最早的盐铁政府专营政策，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也显示了管仲作为法家人物讲究实效的特点。政治上，管仲在全国划分政区，设官吏管理，并建立了一套人才选拔制度。军事上，管仲在民兵制的基础上，建立了常备军。在一系制度的作用下，齐国逐渐积累起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军事实力。其后，齐国又打出“尊王攘夷”的外交策略，以诸侯长的身份，挟天子以伐不服，齐桓公由此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主。孔子曾称赞管仲，说要不是管仲，自己早就被夷族抓走了。诸葛亮也十分敬佩管仲，以其为楷模。后世则将管仲、诸葛亮、北宋的王安石和明代的张居正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贤相。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指的是战国时期政治家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主持的变法。商鞅本是卫国人，因不得志，投奔秦国，公元前361年起在秦国实施了一系列的变法。具体内容是：在经济上，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打破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制度；在政治上，废除分封制以及世卿世禄制，实行郡县制和按军功授爵制；另外，统一度量衡，实行连坐制度等。总体上，商鞅变法的内容是以加强中央集权，富国强兵，发展更先进的地主阶级经济势力并培养其政治势力为目的。在商鞅变法十几年后，秦国大治。

事实上，相比于其他六国，秦国是最晚实施变法的一个，变法前秦的社会经济已经落后于关东各国许多。但因为秦本属夷族之列，传统文化羁绊最小，其变法成为最彻底的一个，由此后来居上。秦孝公死后，商鞅被其因变法而得罪的贵族势力车裂。商鞅建立的严酷法制导致普通百姓对其的仇恨，因此他遭受车裂时“秦人不怜”。但商鞅变法的成果保留了下来，为秦国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经济、军事基础。

秦始皇统一六国

秦嬴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内史腾率兵灭韩；十九年（公元前228年），赵都邯郸被秦军破，赵王迁降秦；二十年（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失败，秦将王翦率军攻燕，次年，燕王逃到辽东；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60万大军攻魏，包围并水淹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破之，魏亡；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人灭楚；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王贲率军南下攻齐，齐王不战自降。嬴政之所以能在短短10年之内陆续剪灭六国，并非偶然。事实上，自春秋时期始，中华大地上便开始了一场残酷的吞并扩张战争。春秋初期，总有140多个诸侯国；到战国初期，则只剩下了二十几家；到秦始皇时，则只剩下了7家。这场如石投井不到底不止的游戏，必然只剩下一个最后的赢家。从“七雄”的整体态势来看，秦国的商鞅变法乃是诸国之中最彻底的一个，因此其经济、军事制度乃至政治、人才制度都在了六国的前列；加上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嬴政灭六国便有很大的必然性。因此其10年内统一六国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摘下了秦国花几百年时间培养出来的果实而已。就更宏观层面来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此，中国结束了自春秋以来五个半世纪的乱世，复归一统；更进一步说，中国自此在文明层次上更进一步，进入了封建时期。

李斯的贡献

从秦国统一六国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时代的积极意义出发，李斯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就统一六国之前而言：其一，秦始皇因为韩人郑国前来离间秦国而下令驱逐客卿（前来为秦效力的异国人士），李斯的《谏逐客书》使秦始皇收回命令，为秦国留住了大量人才；其二，李斯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进一步推动并深化了吕不韦等人的“武力统一论”，他还是秦灭六国整体战略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就秦统一六国之后而言：其一，李斯极力反对分封制，谏言秦始皇实行郡县制，促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其二，作为秦国丞相，他提出并亲自执行了文字、度量衡、货币等的统一，首次实现了中国文化上的统一。此举使得秦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并奠定了中国历2000多年分分合合而依然存在的基础。不过，李斯对于“焚书”、严刑峻法等政策的提出和执行也使后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莫衷一是。

汉高祖得天下

秦始皇建立秦朝后，在表面统一的政权之下，充满仇恨之情的六国残余政治势力伺机而动，秦朝的统治基础并不稳固。同时，秦政府在严刑峻法的同时，对百姓的赋役征收过重，赋税竟达2/3，每年征调劳役占总人口的15%，这样的政权显然不是能国祚长久的。后来陈胜吴广振臂一呼，六国百姓纷纷响应，秦王朝基本上是瞬间崩溃。在秦末诸强争霸过程中，刘邦通过联合众多势力弱小者共同对付势力最强的项羽，最终击败了项羽，于公元前202年结束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汉朝建立之初，因为一些异姓将领已经拥兵自重，刘邦不得已封了他们为异姓王，7个异性王所据面积占到汉疆域的一半。此时刘邦所得之天下其实只有一半而已。后来刘邦花了自己最后12年的时间，逐个翦灭了主要的异姓王，才算是真正得了天下。得天下后的刘邦认为秦朝的灭亡是其缺少同姓王国的藩卫，故封赐同姓子弟为王者9个，这又为继承者埋下隐患。值得一提的是，因上自刘邦，下至萧何、陈平等诸多大臣都是布衣出身，由此打破了自西周以来的由贵族把持政治的局面。此后，随着察举、征辟等制度的建立，汉朝政府向底层有才能的人士开放了。

萧何定汉制

所谓“萧何定汉制”乃是一种笼统说法，更精确地说，萧何所定的乃是法律方面的制度，军法是由韩信所定，历法、度量衡则由张苍所定，叔孙通根据儒家规范制定了礼仪方面的制度。《晋书·刑法志》载：“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法，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萧何参考秦律，对其所增益之后，制成《九章律》。《九章律》乃是汉王朝治理社会的基本大法。后来，叔孙通又制《旁章》18篇，张汤制《越宫律》27篇，赵禹作《朝律》6篇，作为补充法。再加上皇帝和官府下达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各种“令”，共同形成了维持社会秩序的汉朝法律体系。其中，《九章律》最为重要。《九章律》不仅在有汉一代是基本大法，其前承《秦律》乃至先秦李悝的《法经》，后沿用到隋唐时期才有大改，且多有沿用，因此在整个中国法制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汉武帝大一统

秦始皇虽然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秦朝，但因六国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伺机而动；同时因政府实行严刑峻法，百姓负担沉重，因此秦朝所建立的只是依靠武力维持的暂时一统。秦亡后，刘邦建立汉朝并逐个灭掉异姓王，实现中国的重新统一，但其临死前又分封了九个同姓王。九个同姓王的疆土占到了汉疆域的一半以上。刘邦死后，这些同姓王逐渐不再听中央指挥。因此自汉高祖，历吕后专权、文帝、景帝，汉朝并非真正一统的政权。到汉武帝时，因其父景帝已经通过镇压“吴楚七国之乱”大大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汉武帝先是通过允许诸侯王进一步分封子弟的策略使剩下的诸侯国自行分裂，又通过查办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案，彻底击垮了诸侯王的势力。汉王朝至此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不仅是地域和行政上统一，汉武帝通过确定历法，独尊儒术，进一步统一货币、文字等手段实现了中国文化上的统一。汉初，许多人还习惯以战国时的楚人、秦人等界定自己和他人的身份。汉武帝时，秦、楚、齐、鲁等文化大融合，这种现象便逐渐消失了。

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西汉末王莽代汉称帝后在政治、经济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西汉末年，王莽以外戚身份篡夺西汉政权，建立新朝。针对自西汉晚期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奴婢和流民泛滥等问题，王莽宣布恢复周朝体制。政治上，王莽将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名和行政区划都加以改变，还恢复五等爵。经济上，禁止土地买卖，规定将全国私田收归国有，然后重新按人口分配；实行五均六筦制度，朝廷委派巨商大贾管理市场，并掌控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事务，事实上就是将市场和这五种商业实行国家垄断；多次进行币制改革；禁止买卖奴婢等。王莽的政治改革使得朝廷行政更加混乱，其经济改革或因乌托邦性质（土地改革）或因实施环节的问题，不仅没能达到有利于下层百姓的目的，反而使他们更加贫苦，同时还得罪了贵族、官僚和大地主阶层，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混乱。结果赤眉起义爆发，新朝灭亡。

光武中兴

王莽的新朝灭亡之际，已沦为布衣的汉景帝后裔刘秀（光武帝）在诸多起义领袖中脱颖而出，最终凭借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指挥军队镇压赤眉等农民起义军，消灭了乱世中形成的诸多割据势力，实现了真正的一统。之后，刘秀实行以“柔术”治天下的策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王莽政权乃至西汉留下来的社会问题。经济上，鼓励耕织，组织军队屯垦，恢复西汉时三十税一的轻税政策，与民休息；实行减轻穷人赋税负担的度田制度。政治上，偃武修文，裁并400多县，简政减吏；加强中央集权，对功臣赐予优厚的爵禄，但收回兵权，并禁止他们干政。文化上，兴建太学，提倡儒术，尊崇节义。此外，他还下令释放奴婢、刑徒，减轻刑法等。虽然遇到不小的阻力，但各项政策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东汉的经济水平、人口、文化由此逐渐恢复到西汉强盛时期的水平，史称“光武中兴”。光武帝也因此被后世认为是历史上仅有的几个“千古一帝”之一。

曹魏代汉

东汉中后期，因多为幼帝登基，权力在外戚与宦官之间轮换。政治的腐败导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各地州牧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培养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成为军阀，东汉政权名存实亡，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群雄逐鹿的混战时代。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迎到许都（今河南许昌市东），“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曹操逐渐铲除了北方的其他武装割据势力，统一了北方，与西蜀的刘备势力和江南的孙权势力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公元216年，曹操被汉献帝封为魏王。曹操自称要学习周文王，将代汉的机会留给了儿子。公元220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办完曹操丧事便逼迫汉献帝“禅让”，代汉建魏，史称魏文帝，东汉正式宣告结束。曹丕称帝后，刘备于次年称帝，自称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建吴。曹魏代汉后仅二十几年，朝廷实权便落入司马氏手中，曹氏皇帝成了傀儡。公元265年，曹氏皇帝便又“禅位”于司马氏。

诸葛亮治蜀

事实上，《三国演义》中所说的诸葛亮与刘备的“鱼水关系”有相当大的夸张成分。诸葛亮真正获得特殊的政治地位，开始治理蜀国，是在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如后主刘禅所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外交上，在刘备夷陵兵败，蜀国受魏、吴夹击的危急情况下，诸葛亮重新建立了吴蜀联盟，为蜀国寻求了一个暂时能得以自保的外部环境。内政上，诸葛亮实行一种“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的德治与法制相结合的策略，并且始终以身作则，秉公执行，赏罚必信，正如陈寿所言：“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在用人上，诸葛亮则在维持新人旧人平衡的基础上尽量巩固新人地位，为蜀国的未来储备人才。诸葛亮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策。在诸葛亮的治理下，蜀国大治。吴国的张温出使蜀国回去以后，曾赞美蜀政，以致引起了孙权的忌恨；魏国有才智的大臣刘晔、贾诩也对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十分钦佩。诸葛亮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四大贤相”（管仲、诸葛亮、王安石和张居正）之一。

魏孝文帝改革

指北魏孝文帝所实施的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北魏是北方草原上的鲜卑族人建立的政权，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结束北方“五胡十六国”乱局，统一中国北方。太武帝死后，魏孝文帝继位。鉴于以落后民族统治先进民族的弊端，魏孝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方面，推行均田制，使得广大汉族百姓耕者有其田，并颁布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的租调制，减轻农民负担。废除鲜卑族“交足上面的，余下是自己的”的落后官吏俸禄制度，而是实行汉族的自上而下发放的俸禄制，目的同样在减轻人民负担。另一方面，魏孝文帝在鲜卑族内部推行汉化制度，以使鲜卑族的夷族身份逐渐淡化，最终得到汉族人的心理认同。具体而言，首先将都城从接近鲜卑族故地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汉族中心地带洛阳；其次是在鲜卑族中推行汉话、汉服、汉姓，鼓励鲜卑族与汉族人通婚。上述措施使得北魏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清明许多，鲜卑统治者得到了汉族人更多的心理认同，其统治基础由此更加稳定。

隋文帝杨坚

隋朝虽短，却出了一位了不起的皇帝，便是隋文帝杨坚。杨坚的父亲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被封为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本人也在对北齐的战争中立下战功，他还是北周宣帝的岳父。宣帝死后，杨坚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夺取了年幼的静帝的皇位，建立隋朝。隋朝建立后，南下灭陈，重新实现中国统一。隋文帝建立统一的隋朝，意义非凡。就承前来说，是继东汉末年直至南北朝200多年的乱世后，重新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就启后来说，隋文帝建立隋朝后，不仅使其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军事上也所向披靡，周围少数民族臣服，后来唐朝的兴盛正是建立在隋朝的基础上。其次，隋文帝时所创立的三省六部制、州县两级制、开皇律、均田制、科举制等新制度均为后世历代所沿承。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不仅因其文治武功被誉为中国历代最有才智的皇帝之一，而且因其与民休息，废除古代酷刑等措施，也被誉为历代最仁慈的皇帝之一。

贞观之治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李世民在位的23年里，唐王朝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均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唐朝建立后，隋末乱世导致的人口减少造成了地广人稀的局面，再加上人心思安，为唐朝的兴盛创造了经济和心理基础；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征服也为唐朝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再加上京杭大运河的修通、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也在商业繁荣、政治制度、人才选拔等方面为唐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高祖李渊称帝8年后，唐王朝基本稳定下来，此时唐太宗继位。因其雄才大略、任人唯贤、广开言路，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唐朝很快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当时唐朝疆域辽阔，军事强盛，国际威望极高，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落户，当时仅在广州便居住了20万西方侨民。唐太宗当政时政治清明，官吏极少贪污，这并不是靠严刑峻法所维持的，而是靠政治制度上的设计以及官员自律；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值得一提的是，因当时社会极少有不公平之事，社会犯罪率极低。据载，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有29人，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盛世景况。

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史学家所承认的女皇帝（北魏的元氏和唐高宗时的陈硕真也曾做了皇帝，但因种种原因不被后世史学家所承认）。武则天本是唐开国功臣武士镬次女，14岁入宫为唐太宗昭仪（属于嫔妃一种）。太宗死后，其先是出家为尼，后又做了唐高宗妃子，并成为皇后。高宗死后，武则天之子中宗继位，武则天作为皇太后把持朝政。后废了中宗，立睿宗李旦。公元690年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并迁都洛阳。当时武则天已经67岁，乃是中国以最大年龄登基的皇帝。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趁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皇太后”。同年冬，武氏死，享年82岁。

可以想见，武则天以女子身份称帝，并且当了15年皇帝，显然是相当有才干。在其治理下，政治上，关陇旧贵族势力遭到打击，政治更加清明，各项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军事上，唐朝击败了突厥、契丹的军事进犯；经济文化上，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乃是唐朝繁荣昌盛时期的重要一环。有趣的是，遵武则天遗言，唐中宗为其立了一块无字碑。功过是非都留于后人说，这无疑是相当睿智的行为。

黄巢起义

黄巢起义是唐朝末年的一次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唐朝晚期，因地方上藩镇割据混战，中央则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政治的腐败导致百姓负担沉重，不堪忍受，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但均被镇压。乾符二年（公元875年），私盐贩子王仙芝在今河南长垣起兵，屡试不第的书生黄巢也在今山东菏泽起兵响应。后王仙芝战死，黄巢成为起义军领袖，转战全国十几个省市，兵力发展至几十万人。藩镇势力为保存自己实力，不与起义军交战。起义军先攻下陪都洛阳，于公元881年又攻下长安（今陕西西安）。唐僖宗率人逃到成都。黄巢在长安称帝，建大齐政权。黄巢建立政权后，缺乏政治远见，既不派兵到成都彻底剿灭唐中央政权，又不在长安周围扩散根据地，而是据守在长安城内。因缺乏相应的经济政策导致粮草不济。由此，唐朝廷获得喘息之机，调集驻守长安周围的禁军对长安实施包围，并攻破长安。黄巢率军逃走，于公元884年在山东莱芜狼虎谷兵败自杀（一说为部将所杀），起义宣告失败。

石敬瑭卖国

石敬瑭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晋的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卖国贼。石敬瑭本是后唐屡立战功的功臣兼驸马，常年驻扎北部边境负责抵御契丹南下。因其战功卓著，加之常年驻守边关，逐渐拥兵自重，被篡位登基的后唐末帝李从珂猜疑，终至翻脸。李从珂派兵讨伐石敬瑭。石敬瑭于是向契丹求援，表示愿意称臣，并厚颜无耻地表示愿意以父事契丹；同时许诺事成之后，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契丹。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最终夺得后唐江山，于公元936年被契丹册封为大晋皇帝，定都汴梁，称之为东京开封府。石敬瑭做皇帝后，“信守”承诺，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每年给契丹布帛三十万匹。石敬瑭以皇帝身份却称辽皇帝为“父皇帝”，成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儿皇帝”。

石敬瑭的诸多卖国行径中，危害最深的乃是割让燕云十六州。十六州大致是今天的北京、天津和河北北部、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它们是中国北方的门户，辽兵乃至后来侵宋的金兵自此可长驱直入中原地区，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陈桥驿兵变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去世，年仅7岁的恭帝即位。时任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结义兄弟掌握了军权。公元960年春，赵匡胤和赵普、石守信等，在京城散布“点检做天子”的谣言并谎称北汉和辽国的军队联合南下，攻打后周。宰相范质难辨真伪，急派赵匡胤统率军北上御敌。

军队行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镇）时，赵匡胤授意赵匡义（赵匡胤之弟）和赵普等发动兵变，众将把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反叛后周。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大开城门，迎接赵匡胤入城，翰林学士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禅让诏书，逼迫周恭帝退位。赵匡胤即位，是为宋太祖，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改元建隆元年，仍定都开封，史称“陈桥兵变”。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宰相王安石所发动的一场旨在去除国家积弊的改革，因在熙宁年间举行，又称熙宁变法。北宋王朝的积弊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因宋太祖遗言要优待文人，导致冗官太多；二是因燕云十六州为辽所占，北方门户洞开，需要大量养兵，导致冗兵太多，所谓“一天下之民养两天下之兵”。此两项首先导致宋财政吃紧；其次因赋税过重，农民不愿种地，便又牵连出土地兼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事实上，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宰相范仲淹便进行过一场类似的变法，史称“庆历新政”。因反对派势力太大，无果而终。王安石任宰相后，又针对这些问题颁布了方田均税法、青苗法、裁兵法、募役法等一系列新法令，主要着眼点便在于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强兵、减轻农民负担。

王安石实施变法后，朝廷财政收入增加不少，士兵数量减少的同时质量得到提高。但因遭到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大臣的反对，阻力过大；同时，王安石也有些刚愎自用，未能充分团结苏轼等中间派人士；加之变法宣传不足，没能吸引优秀的人才进行有力的执行，导致变法利弊兼有。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只部分内容保留下来，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之后的宋人以支持或反对王安石变法分为“元丰党人”、“元祐党人”两派。从此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后人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岳飞抗金

岳飞，北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人，宋朝重要的抗金将领，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称为南宋中兴四将。岳飞的抗金活动在北宋时期已经开始，他在20岁时投军抗金，凭战功逐渐成为高级军官。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灭亡，北宋皇室几乎全部被金人俘虏回金国。赵构在临安（今杭州）建立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宋高宗初期主张收复失地，启用了岳飞等大批主战派将领。岳飞领导的岳家军的主要抗金活动有四次北伐，前三次北伐均收复大量失地，将南宋的疆界逐渐向北方推移。1140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已经打到开封城下，金人已经弃城北逃。宋高宗赵构却在一日内连发12道金牌将岳飞召回，致使前功尽弃。岳飞回朝后，被奸臣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在杭州风波亭。

成吉思汗雄霸草原

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生于1162年，本是蒙古草原上一个部落首领之子。9岁时其父被杀，其族离散，铁木真跟随其母艰难度日。铁木真长大后又逐渐召集其父旧部，凭借自己的军事与政治才能逐渐统一了蒙古各部，于1206年建立蒙古汗国，自称“成吉思汗”，意为天下之主。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先是逼降西夏，然后沉重打击了金国元气。因自忖一时不能灭金，成吉思汗暂时与金国议和，向西扩张。1219年，成吉思汗灭西辽，为西征扫清障碍。次年，成吉思汗率军20万西征。蒙古军先后攻破讹答剌（在今锡尔河中游）、布哈拉及撒马尔罕等地，向南抵达印度河，西则至克里米亚半岛。成吉思汗将占领的土地分给自己的四个儿子，形成了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利四大汗国。1225年，成吉思汗回蒙，两年后灭西夏，在筹划进一步灭金时逝世。

相比于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等曾经称霸草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成吉思汗所拥有的土地面积乃是最大的。并且，成吉思汗也是第一个不再将眼光局限于南下中原，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西边的北方草原民族首领，气魄又是不同。成吉思汗死后，其子孙在成吉思汗的基础上先是联宋灭金，之后灭南宋与大理，又进行了两次西征，最终建立了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

忽必烈治元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于1271年改蒙古汗国为元，是为元世祖。8年后，忽必烈灭掉南宋。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忽必烈的统治方法，大致说来可概括为“先私后公”。所谓“先私”，便是在制度设计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蒙古人对汉人的统治权。首先，元朝实行的是空前的中央集权，各地方政府称作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意即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一个派出机关而已，因此地方极度无权。而行省区划本身也是从一种防止地方独立的军事策略出发。其次，为分化人民，忽必烈将所有人分为蒙古、色目（中亚、西域等地的民族）、汉人（北方的汉族、契丹、女真等）、南人（南宋遗民）4个等级。另外，忽必烈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堵住汉人入仕之路。在保证了蒙古人的统治权之后，忽必烈作为一国之君，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政策则有相当建树。首先，因为蒙古人开阔的视野，元朝的商业繁荣达到了历史的顶点；其次，忽必烈所提倡的兼容并包的思想，使得元人首次拥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很少有思想文化禁锢（这点与后来的清截然不同）也使得元朝文化取得了大发展。

明太祖的擘画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没有满足于简单继承前朝的制度，而是在参考前面历代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颇有决断的擘画。明朝的各项制度可以说是相当有特色的。就效果而言，朱元璋的擘画则是优劣参差。就设计得比较好的制度而言，首先是值得一提的便是朱元璋所设立的卫所兵制。卫所兵制兼具征兵、募兵之长，养兵百万，不废百姓一粒米。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既使军队可保卫国家安全，又防止了武人专权。其次，朱元璋所实施的扶植自耕农，奖励移民垦荒屯田的经济政策也比较成功，加上重新丈量土地使得赋役负担更加公平，因此明初的小农阶层生活整体不错。另外，有明一代的官员乃是历代最清廉的官员，应该说也是受朱元璋所影响，但是通过严刑重典实现的，并不可取。另一方面，朱元璋的一些擘画也给明朝遗留了相当大的麻烦。朱元璋所设计的最不好的制度有两个，其一是不设宰相，其二是特务组织。不设宰相的制度使得有明一代尤其是中晚期一直受到宦官专权的影响，而特务组织最终也发展成为明代政治的痼疾。明中晚期，宦官干政的同时又控制了“东厂”特务组织，两个痼疾纠结在一起，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还有些制度，刚开始比较好，随时间推移，便由利变为弊了。比如朱元璋分封子侄为王藩卫中央的策略，在朱元璋在世时固然起到了巩固国防的作用，但朱元璋死后，这些藩王却成了其后世帝王的麻烦。

张居正改革

明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兴利除弊，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明万历时，经过喜好淫乐的正德皇帝和一心炼丹成仙的嘉靖皇帝的折腾，明王朝这部政治机器已经弊病丛生，眼看要转不动了。当时的明王朝吏治腐败，财政拮据，民间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鉴于这种情况，内阁首辅张居正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政治上，张居正采取加强对官员的监督等办法，整顿吏治；在经济上，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然后实施“一条鞭法”（见条目“一条鞭法”）的赋税制度，以使赋税负担转移到拥有土地的富人身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以此抑制土地的进一步兼并。在军事上，张居正任用了戚继光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大大巩固了明军的国防。与蒙古在边疆开市通商的政策使边疆地区几十年无战事。张居正改革之后，明朝的财政收入显著增加，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吏治也更加清明，与蒙古各部的关系缓和，边境晏然。可以说，张居正的改革乃是晚明暮霭中的一抹霞光，使得明朝又挣扎着往前走了几十年。张居正也因此被誉为一代明相。

李自成起义

李自成起义是明末的一场农民起义。明天启、崇祯年间，陕北连年大旱，朝政黑暗，加之财政困难，无法赈济，农民纷纷暴动。山西米脂农民李自成于崇祯三年（1630年）加入起义军，并逐渐成为起义军领袖，以“均田免粮”为口号吸引农民入伍，最后队伍达到几十万之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之策，先取陕西作为根据地，在西安宣布建立大顺政权，李自成改名自晟，称王。同年二月，起义军分两路进攻北京，在三月中旬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李自成攻下北京后，明朝只剩下驻守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还有一定军事实力。本来吴三桂已经答应了李自成的招降，但因李自成骄傲自满，轻视吴三桂的实力，软禁了吴三桂在京城的家属，导致吴三桂反悔投清。李自成率军征讨吴三桂时被吴三桂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夹击而败退北京，仓促称帝后准备退回陕西再起。后在湖北九宫山下被地主乡团所围，李自成战死。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南下，联明御清，终未成气候。

努尔哈赤崛起

努尔哈赤是清王朝的前身——东北后金国的缔造者。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建州左卫一个小部落酋长的家里。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之父被女真另一个部落与明军联合所杀，年仅25岁的努尔哈赤率部起兵。凭借卓越的军事才干，努尔哈赤先是花10年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后又降服海西、野人等众多分散的女真部落，势力日大。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对内，努尔哈赤逐渐建立起了经济、军事一体化的八旗制度，为其征战提供了物质和组织上的保证；对外，在起兵后30年间，都实行尽量稳住明朝，避免引起其注意的策略。努尔哈赤拜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为干爹，更是为其崛起赢得了极大方便。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自觉羽翼丰满，在今辽宁新宾县称汗，建立后金，表面上向明称臣。两年后，努尔哈赤起兵叛明，在莎尔湖大战中杀前来征剿的明军6万人，自此明朝廷提努尔哈赤色变，以致无人敢到辽东做官。1625年，后金迁都沈阳，基本控制整个东北。次年，努尔哈赤死，但其为后来清政府的入主中原已经奠定了基础。1644年清军入关后，尊努尔哈赤为清太祖。

康熙统一清朝版图

康熙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因明清帝王多只用一个年号，故往往以年号代称帝王。康熙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于1667年登基。16岁时，康熙在其祖母太皇太后孝庄文皇后的帮助下，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亲政。清朝立朝时并未在军事上取得完全的胜利，只是与明朝投降势力取得了政治上的妥协。清朝立国后，明朝降将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个藩王事实上与清廷分庭抗礼，因此当时清朝并非一个真正统一的王朝；郑成功在台湾自称南明朝廷，与清廷对峙。康熙20岁时，宣布撤藩，三藩起兵，康熙花了8年时间平定了三藩。3年后，康熙又统一了台湾。至此，清王朝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后来，康熙又花了9年时间平定了蒙古势力噶尔丹的叛乱，击退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签定了《尼布楚条约》，维持了东北边境150多年的和平。通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康熙将清王朝的基业稳定下来，基本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

林则徐销烟

道光十九年（1839年），鉴于鸦片对国人的危害以及白银大量外流的现实，清朝政府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东禁止鸦片。林则徐采取强硬手段收缴英商鸦片，于当年6月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历时23天，共销毁鸦片230多万斤，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禁毒运动。

林则徐销烟一事并非一个孤零零的事件，而是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大局中的一环。自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大量的工业产品亟需消费市场，当时拥有世界1/3人口的中国自然是其垂涎的目标。但中国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和乾隆以来实行的闭关政策使得英国产品无法打入中国市场。相反，因对中国的茶叶、瓷器等产品的进口，英国白银每年大量流入中国。正是通过鸦片贸易，英国才扭转了对华贸易逆差。林则徐的禁烟显然打破了这种局面，于是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其他西方国家也紧随其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

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科举不中，遂借用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教。道光三十年（1851年），洪秀全借用拜上帝教的组织体系，发动金田起义，建国太平天国，自称天王。太平军以平均地权、建造无处不平等的理想社会为口号，吸引大量农民，声势浩大，达百万之众。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拥有长江中下游地区，占据清政府的半壁江山。因清政府无力征剿，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地主武装湘军和淮军成了打击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淮军于1864年攻破天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在军事上是由于偏师北伐孤军深入，导致全军覆没；在政治上则是因其缺乏政治远见，洪秀全定都南京后耽于享乐，后又出现领导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石达开出走，此后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另外，太平天国所提出的均田制度则完全是乌托邦性质，因此其缺乏有效的经济纲领。

慈禧太后守业卖国

1861年，咸丰帝去世，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辛酉政变，掌控了朝政。其后的两个皇帝同治（其子）与光绪（其养子）均是傀儡，在1861年至1908年这50年的时间里，慈禧可以说是事实上的统治者。慈禧的守业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代表清廷守住其统治权，其次才是代表中国守住国家利益。从第一个层面来讲，慈禧从咸丰帝手中接过清政权时，太平天国当时已经占据半壁江山，慈禧面对如此局面，能够通过倚重汉族地主力量的策略剿灭太平天国，相当不容易。在内忧外患不断，民主呼声高涨的情况下，直到1908年其死，清政府竟然还未垮台，应该说慈禧的守业也算合格了。但从第二个层面来讲，慈禧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守护，就是个败家子了。中日、中法等几场战争下来，不仅赔款高达几亿两白银，南边让日本割了台湾，北边则被俄国割走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谓中国近代第一卖国贼。

戊戌变法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康有为等人发动公车上书，提出变法的主张。他们陆续创办报刊，组织社团，宣传维新变法。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之下，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法令，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主要内容有：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维新变法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极力反对。他们在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慈禧太后宣布“亲政”，戊戌变法失败。变法从开始到失败，前后仅103天，因此又称“百日维新”。

清帝退位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朝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收拾局面。袁世凯与黎元洪议定停战，并且密议商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当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从海外回国，被各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时又决定一旦袁世凯逼退成功，孙中山须将总统职位让出。袁世凯暗中指使北洋文武官吏请愿，迫使宣统逊位。经过多次磋商，最后达成了退位的协定。中华民国给清帝提供逊位之后的优待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政府颁布了皇帝退位的诏书，布告全国。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宣告结束。清帝退位以后，仍然住在紫禁城，国民政府每年拨给400万元的费用。

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在临时大总统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规定改用西历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黎元洪为副总统，临时政府各部部长分别是黄兴、黄钟瑛、伍廷芳、蔡元培、张謇等人。1月11日，决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民国国旗，以武昌起义的军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临时政府随后相继颁布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迅速组建起临时政府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