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译者序

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最近一百多年以来，“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趣味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1]

威尔逊此言决非过甚其辞。奥斯丁所著六部小说，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检验，受到一代代读者的交口称赞，部部堪称上乘之作。尤其是这部脍炙人口的《傲慢与偏见》，实属世界文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难怪毛姆将其列入世界十大小说名著之一。

简·奥斯丁生于1775年，卒于1817年。其间，英国小说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18世纪上半叶，英国文坛涌现了菲尔丁、理查森、斯特恩、斯摩莱特四位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但是到了70年代，这些小说大师都已离开人世，接踵而起的是以范妮·伯尼为代表的感伤派小说，和以拉德克利夫夫人为代表的哥特传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风靡一时，但是终因带有明显的感伤、神奇色彩，而显得有些苍白无力。由于有这种作品充斥市场，英国小说自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头十年，四十年间没有产生任何重要作品。1811年至1818年，奥斯丁先后发表了《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诺桑觉寺》、《劝导》六部小说。这些小说以其理性的光芒照出了感伤、哥特小说的矫揉造作，使之失去容身之地，从而为英国19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小说高潮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傲慢与偏见》属于作者的前期作品。初稿写于1796年10月至1797年8月，取名《初次印象》。1797年11月，作者的父亲乔治·奥斯丁写信给伦敦出版人卡德尔，说他手头有“一部小说手稿，共三卷，与伯尼小姐的《埃维莉娜》篇幅相近”，不知对方能否考虑出版，并问如果作者自费出版，需付多少钱。遗憾的是，卡德尔正热衷于出版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小说，回绝了乔治·奥斯丁。时隔十余年之后，作者对小说做了修改，以一百一十镑的酬金将版权卖给了出版人埃杰顿。1813年1月30日，《傲慢与偏见》终于问世。

与作者的其他五部小说一样，《傲慢与偏见》以男女青年的恋爱婚姻为题材。然而，同其他作品不同的是，这部小说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纠葛为主线，共计描写了四起姻缘，是作者最富于喜剧色彩，也最引人入胜的一部作品。

英国文艺批评家安·塞·布雷德利指出：“简·奥斯丁有两个明显的倾向，她是一个道德家和一个幽默家，这两个倾向经常搀混在一起，甚至是完全融合的。”[2]显然，奥斯丁在本书中通过四起婚事的对照描写，提出了道德和行为的规范问题。

首先，作者明确划定了婚姻的“好坏”标准。照奥斯丁看来，不幸的婚姻大致有两种情况：一像夏洛特和柯林斯那样，完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二像莉迪亚和威克姆那样，纯粹建立在美貌和情欲的基础上。夏洛特本是个聪明女子，只因家里没有财产，人又长得不漂亮，到了二十七岁还是个“老姑娘”。她所以答应嫁给笨伯柯林斯，只是为了能有个“归宿”，有个能确保她不致挨冻受饥的“保险箱”，婚后尝不到任何天伦之乐，她倒也“无所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的可悲命运。莉迪亚是个轻狂女子，因为贪恋美貌和感情冲动的缘故，跟着威克姆私奔，后经达西搭救，两人才苟合成亲，但婚后不久即“情淡爱弛”，男的常去城里寻欢作乐，女的躲到姐姐家里寻求慰藉。与夏洛特、莉迪亚相反，伊丽莎白和简的婚事则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这是真正的美满姻缘。诚然，伊丽莎白与达西也好，简与宾利也好，他们的结合并不排除经济和相貌方面的考虑，但是他们更注重对方的丽质美德，因而结婚以后，尽管在门第上还存在一定差异，夫妻却能情意融洽，恩爱弥笃。尤其是伊丽莎白，她对达西先拒绝后接受，这充分说明：“没有爱情可千万不能结婚。”

其次，作者认为，恋爱婚姻既然是关系到终身幸福的大事，那就一定要严肃谨慎，切不可让表面现象蒙住眼睛。伊丽莎白因为受到达西的怠慢，便对他产生了偏见，而当“风度翩翩”的威克姆向她献殷勤时，她便对他萌发了好感，直至听信他的无耻谰言，进一步加深了她对达西的偏见和憎恶。后来她自我责备说，她所以会做出这种蠢事，完全是虚荣心在作怪。事实证明：“初次印象”是不可靠的，而偏见又比无知更可怕。

另外，作者还向我们表明，恋爱婚姻不仅是个个人问题，而且也是个社会问题。莉迪亚的私奔引起了全家人乃至所有亲友的惊恐，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件丑事假若酿成丑闻，不但会害得莉迪亚身败名裂，还会连累亲友们，特别是她的几个姐姐，将因此而很难找到体面的归宿。后来，多亏达西挽救，莉迪亚才没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与此相反，伊丽莎白和简圆满出嫁之后，自然给另外两个妹妹带来了希望和机会。这就告诉我们：人们考虑婚姻大事，不能光顾自己，还要对亲友负责，对社会负责。

英国学者H.沃尔波尔有句名言：“这个世界，凭理智来领会是个喜剧，凭感情来领会是个悲剧。”[3]奥斯丁凭借理智来领会世界，创作了一部部描写世态人情的喜剧作品，这些喜剧犹如生活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些人的愚蠢、盲目和自负。

书中有两个滑稽人物。贝内特太太是个“智力贫乏、孤陋寡闻、喜怒无常”的女人，因为嫁女心切，完全生活在一厢情愿的幻觉之中，每遇到一个“有钱的单身汉”，她便要将其视为自己某位女儿的“合法财产”。与贝内特太太不同，柯林斯牧师是个集自负和谦卑于一身的蠢汉，他一方面对贵族德布尔夫人自卑自贱，另一方面又对他人自命不凡，经常生活在妄自尊大的幻觉之中。他到朗伯恩，准备施恩式地娶贝内特家一个女儿为妻，借以“弥补”将来继承财产对其一家造成的损失。贝内特太太一听大喜，于是两位愚人导演了一出笑剧。小说把两个蠢人刻画得惟妙惟肖。类似这种滑稽场面，在小说中俯拾皆是。

奥斯丁的讽刺艺术，不仅表现在某些人物的喜剧性格上，也不仅表现在众多情节的喜剧性处理上，而且还融汇在整个故事的反讽构思中，让现实对人们的主观臆想进行嘲讽。男主角达西最初断定，贝内特家有那么多不利因素，几个女儿很难找到有地位的男人，可后来恰恰是他娶了伊丽莎白。而伊丽莎白呢，她曾发誓决不嫁给达西，可最后还是由她做了达西夫人。再看看那个不可一世的凯瑟琳·德布尔夫人，为了阻止伊丽莎白与她外甥达西攀亲，她不辞辛劳，亲自出马，先是跑来威吓伊丽莎白，继而跑去训诫达西，殊不知正是她这次奔走为两位默默相恋的青年通了信息，促成了他们的美满结合。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这几位“智者”受到现实嘲弄的同时，书中那位最可笑的“愚人”贝内特太太，最后却被证明是最正确的。她认为：“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种荒谬与“真理”的滑稽转化，尽管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是非观念，但却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思索。

对话，是文学创作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材料和基本手段。奥斯丁在创造人物对话时，一方面注意运用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另一方面又善于利用说话人、听话人、读者在动机和理解上的差异，制造多层次语调，致使她的对话具有既鲜明生动、富有个性，又含意丰富、耐人寻味两大特色。例如第一卷第十章，达西趁宾利小姐弹起一支苏格兰小曲的当儿，邀请伊丽莎白跳舞：“贝内特小姐，你是不是很想抓住这个机会跳一曲里尔舞？”达西这话说得虽然有些傲慢（“很想抓住”四个字足以表明这一点），但他主观上还是想讨好伊丽莎白。可是伊丽莎白听起来却不以为然。她认为里尔舞是一种乡土舞，达西请她跳这种舞，是想蔑视她的“低级趣味”，于是正颜厉色地说道：“我压根儿不想跳里尔舞——现在，你是好样的就蔑视我吧。”达西回答了一声：“实在不敢。”这句答话可能做出多层解释：伊丽莎白仅仅看做对方是在献殷勤，宾利小姐可能理解成想结“良缘”的表示，而读者只要多读几段便会发现，达西心里可能在想：“这位迷人的小姐着实厉害，我这次只得认输，以后可得谨慎从事。”类似这种微妙的对话，在小说里还有很多。

奥斯丁在《诺桑觉寺》第五章，曾用饱含激情的语言赞扬了新小说：“……总而言之，只是这样一些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智慧的伟力得到了最充分的施展，因而，对人性的最透彻的理解，对其千姿百态的恰如其分的描述，四处洋溢的机智幽默，所有这一切都用最精湛的语言展现出来。”见孙致礼、唐慧心译《诺桑觉寺》第28页。其实，若用这段话来概括《傲慢与偏见》，倒是再恰当不过，因为该书的确运用“最精湛的语言”，展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最透彻的理解”，四处洋溢着“机智幽默”，令人感到“光彩夺目”，情趣盎然。

孙致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