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罗素（3）
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过于肯定的另一个观点是，他不肯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当两大势力处于势均力敌的时候，一点微小的力量就可以打破这种平衡。即使承认大的势力是由经济原因所产生，但大势力中的哪一方获得胜利，也常常要取决于十分微小的和偶然的事件。人们在阅读托洛茨基关于俄国革命的论述时，很难相信列宁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德国政府是否允许列宁回到俄国去，则是十分偶然的事情。如果有关的某位部长碰巧在某天早晨害了消化不良症，当他实际上说“是”的时候，他也许说了“不”；那么我并不认为有理由说，没有列宁，俄国革命也会获得这样的成就。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普鲁士人在瓦尔密战役[14]中碰巧有一位优秀的将军，他们也许已扑灭了法国大革命。再举一个更为异想天开的例子：人们也许会振振有词地说，如果亨利八世[15]没有和安·鲍林[16]谈恋爱的话，那么美国现在就不会存在。正是由于这件事，英国和罗马教廷决裂，从而不承认教皇把美洲作为礼物赠予西班牙和葡萄牙。如果英国仍然信奉天主教，那么现在是美国的这个地方，很可能已成为西班牙在美洲的一部分了。
这就使我有了另一个看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有缺点的。他把经济的冲突看作永远是阶级之间的冲突，然而大多数的冲突却是种族或民族之间的。19世纪初英国的工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internationalist），因为它期望保持它对工业的垄断。马克思的看法，正如科布登那样，认为世界正在日益成为大一统的世界（cosmopolitan）。可是俾斯麦却把事情引到了不同的方向，从此以后，工业主义越来越成为民族主义的了。甚至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日益采取了民族间的形式。当然，民族之间的冲突很大一部分确实是经济上的，但是世界以民族来组合，这件事本身主要地却不是由经济原因所决定的。
历史中极其重要的另一种原因，是那些可以称作医学的东西。例如，黑死病就是马克思深知其重要性的一件事情，但是黑死病的发生只有一部分是经济的原因。毋庸置疑，黑死病不会发生在有较高经济水平的居民中。可是，欧洲有许多世纪像是1348年[17]一样贫穷，因此流行病的近因就不可能是贫穷。再拿热带地区的疟疾和黄热病流行这样一个问题以及这些疾病现已可预防这一事实来说，这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经济后果的问题，虽则它本身并不具有经济性质。
马克思的理论中最需要改正的问题，就是关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作为基本原因出现的。而它们不断在变革的理由却完全没有得到解释。事实上，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是由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马克思以为，当经济形势需要的时候，发现和发明就出现了。然而，这是一个完全非历史的观点。为什么从阿基米德的时代到列奥纳多[18]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实验科学呢？阿基米德以后的六个世纪里的经济状况是应该使科学工作很容易进行的，然而恰恰是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成长，才导致了近代的工业。经济过程中的这种知识方面的因果关系，并未被马克思所充分认识。
历史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观察，如果精心地选择事实，就可以发明许多普遍的公式，这些公式都有充分的依据表明自己恰当。我想以比较谦虚的态度，提出下述有关工业革命因果关系的另一种理论：工业制度是由于近代科学而产生，近代科学是由于伽利略，伽利略是由于哥白尼，哥白尼是由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由于土耳其人的迁徙，土耳其人的迁徙则是由于中亚细亚的干旱。因此，在探索历史因果关系时，基本的研究乃是水文地理学。
（何兆武 肖巍 张文杰译）
卡尔·马克思[19]
卡尔·马克思通常在人的心目中是这样一个人：他自称把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他比任何人都做出更多贡献，创造了一个强大的运动，通过对人的吸引和排斥，支配了欧洲近期的历史。讨论他的经济学，或讨论他的政治学（除某些一般方面外），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我打算只把他当作哲学家和对旁人的哲学起了影响的人来讲一讲他。在这一点上，他很难归类。从一个方面看，他跟霍治司金一样，是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的一个结果，继续他们的理性主义和他们对浪漫主义者的反抗。从另一个方面看，他是一个复兴唯物主义的人，给唯物主义加上新的解释，使它和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关联。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的最后一人，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这几方面，强调任何一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对他的哲学都要有歪曲失真的看法。
他一生遭遇的事件说明了这种复杂性的部分原因。他是1818年出生的，和圣安布洛斯一样生于特里尔。特里尔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曾受到法国人很深的影响，在见解方面世界主义色彩比德意志大部分地区浓厚得多。他的祖辈们原是犹太教的律法博士，但是在他幼年时代他的父母成了基督教徒。他娶了一个非犹太系的贵族女子，一生始终对她真挚热爱。在大学时代，他受到了当时还风行的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也受到了费尔巴哈反抗黑格尔而倒向唯物主义的影响。他试办过新闻事业，但是他编辑的《莱茵报》由于论调过激而被当局查禁。之后，在1843年，他到法国去研究社会主义。在法国他结识了恩格斯，恩格斯是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经理。他通过恩格斯得以了解到英国的劳工状况和英国的经济学。他因而在1848年革命以前得到了一种异常国际性的修养。就西欧而论，他毫不表露民族偏见。对于东欧可不能这么讲，因为他素来是轻视斯拉夫人的。
1848年的法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他都参加了，但是反动势力迫使他不得不在1849年到英国避难。除几个短暂期间之外，他在伦敦度过了余生，遭受到穷困、疾病、丧子的苦恼，但他仍旧孜孜不倦地著述和累积知识。激励他从事工作的力量一直来自对社会革命所抱的希望，即便不是他生前的社会革命，也是不很遥远的未来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同边沁和詹姆士·穆勒一样，跟浪漫主义丝毫无缘；合乎科学始终是他的目的。他的经济学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结果，只把原动力改变了。古典经济学家们，无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着眼于谋求既同地主又同雇佣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的福利；相反，马克思开始代表雇佣劳动者的利益。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表现出，他在青年时代怀着新革命运动所特有的炽烈热情，如同自由主义在密尔顿时代曾有过的一样。然而他总是极希望讲求证据，从不信赖任何超科学的直观。
马克思把自己叫做唯物主义者，但不是18世纪的那种唯物主义者。他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把他那种唯物主义称作“辩证”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同传统的唯物主义有很重要的不同，倒比较近乎现在所说的工具主义。他说，旧唯物主义误把感觉作用看成是被动的，因而把活动基本上归之于客体。依马克思的意见，一切感觉作用或知觉作用都是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赤裸裸的客体，离开了知觉者的活动，只是原材料，这原材料在被认识的过程中发生转变。被动的观照这种旧意义的认识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概念；实际发生的过程是处理事物的过程。“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他这样讲。“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0]
我想，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主张解释成这个意思：哲学家们向来称作是追求认识的那种过程，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是客体恒定不变、而一切适应全在认识者一方面的过程。事实上相反，主体与客体、认识者与被认识的事物，都是在不断的相互适应过程中。因为这过程永远不充分完结，他把它叫做“辩证的”过程。
否定英国经验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感觉作用”有现实性，对于这个理论万分重要。实际发生的事情，当最接近于英国经验主义者所说的“感觉作用”的意思时，还是叫做“察知”比较好，因为这意味着能动性。实际上——马克思会如此主张——我们察知事物，只是作为那个关联着事物的行动过程的一部分察知的，任何不考虑行动的理论都是误人的抽象观念。
据我所知，马克思是第一个从这种能动主义观点批评了“真理”概念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十分强调这个批评，所以这里我不准备谈更多，等到后面一章中再来考察这个理论。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英国经济学的一个掺和体。他和黑格尔一样，认为世界是按照一个辩证法公式发展的，但是关于这种发展的原动力，他和黑格尔的意见完全不同。黑格尔相信有一个叫“精神”的神秘实体，使人类历史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所讲的辩证法各阶段发展下去。为什么“精神”必须历经这些阶段，不得而知。人们不禁要想，“精神”正努力去理解黑格尔的著作，在每个阶段把所读到的东西匆促地加以客观化。马克思的辩证法除了带有某种必然性外完全不带这种性质。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不是精神而是物质。然而，那是一种以上所谈的特别意义的物质，并不是原子论者讲的完全非人化的物质。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推进力其实是人对物质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的生产方式。这样，马克思的唯物论实际上成了经济学。
据马克思的意见，人类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政治、宗教、哲学和艺术，都是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的结果，退一步讲也是分配方式的结果。我想他不会主张，对文化的一切细节全可以这样讲，而是主张只对于文化的大体轮廓可以这样讲。这个学说称作“唯物史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特别说，它和哲学史家是有关系的。我个人并不原封不动地承认这个论点，但是我认为它里面包含有极重要的真理成分，而且我意识到这个论点对本书中叙述的我个人关于哲学发展的见解有了影响。首先，我们结合马克思的学说来论一论哲学史。
从主观方面讲，每一个哲学家都自以为在从事追求某种可称作“真理”的东西。哲学家们关于“真理”的定义尽可意见分歧，但是无论如何真理总是客观的东西，是在某种意义上人人应该承认的东西。假使谁认为全部哲学仅仅是不合理的偏见的表现，他便不会从事哲学的研究。然而一切哲学家会一致认为有不少其他哲学家一向受到了偏见的激使，为他们的许多见解持有一些他们通常不自觉的超乎理性以外的理由。马克思和其余人一样，相信自己的学说是真实的（他不认为它无非是19世纪中叶一个性喜反抗的德国中产阶级犹太人特有的情绪的表现）。关于对一种哲学的主观看法与客观看法的这种矛盾，我们能够说些什么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