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依波利特（3）
四、黑格尔的国家观念以及马克思对它的有关批判
1842～1843年，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进行了研究。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导言在马克思生前单独地发表在《德法年鉴》上。这篇导言标志着马克思思想的一个进步。它是第一篇《共产党宣言》。这澄清了在黑格尔的国家批判中还只是隐约模糊的思想。不过，重复一下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细微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由此可以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澄清黑格尔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在逐章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著作（法哲学）所进行的详尽分析中，马克思并不仅仅是要说明黑格尔政治方面的哲学观点，而且还要阐明黑格尔可能是断然地与其哲学推论相结合的历史内容。这个推论与推论所引出的内容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的解决支配着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所采取的立场。我们从中了解到这种立场如何导致马克思既要对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黑格尔不能证明这一历史的特殊内容——同时还要对这个内容本身进行历史的批判，这个内容的缺陷相对于思想而爆发出来。思想与历史现实的不平衡看来是马克思的最初研究成果，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明确地揭示了这种不平衡，它导致马克思既要在一个历史现实——无产阶级——中寻找思想的支撑点，又要在革命的辩证法中寻找黑格尔专断地固定与限制的内容运动，这个革命辩证法的根源在黑格尔的思想之中、在成为黑格尔全部《精神现象学》之灵魂的觉悟的原始运动之中。
无论从哲学观点看还是从历史观点看，马克思的研究都是出类拔萃的。马克思并不知道《青年黑格尔神学手稿》，也不知道我们近年来通过J.霍夫麦斯特等人著作的出版而得知的黑格尔政治思想的最初形式。我们能够准确地重新确立这个演变的曲线，并且透过柏林教授的死板公式发现需要长时间建立的、并不是辩证法游戏的思想内容，我们在黑格尔对诸如法国革命、恐怖时期、拿破仑的改革与战争、复辟王朝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具体思考中找到了这种思想内容的根源。我们不能在实际中过分强调黑格尔的现实主义。黑格尔说过，读报是现代的晨祷：它可使我们置身于自己的历史世界之中。
黑格尔在耶拿曾说过，伟大的行动的人远比知性的苍白无力的理论家或循规蹈矩的经验主义者更能够把握住一个历史变化的意义。他在实际上到达超出于种种矛盾的完整直观之中，就像思辨哲学家在辩证的反思中粉碎形式主义一样超越了那些矛盾。但是，黑格尔认为，行动的人在超越特殊前景时通过直观而把握的东西，思辨哲学家应在把它变为一种思想时来设定它。黑格尔在柏林的《法哲学原理》中表述了同样的思想。“理性的研究也就是思想的意识首先是具体的，其次，它赞同自身只包含理性意义和思想意义的真正的实践意义，我们不应该把它与事物简单的陈规和有限范围的前景混为一谈。”
黑格尔认为，在写《理想国》的时候，柏拉图并没有建立起一个乌托邦式的城市。他只是在城邦行将消亡之际，在城邦开始衰落的时候深化了古代城邦的现实。他企图消除从内部腐蚀城邦并引发其消亡的个人主义因素。没有任何哲学家能够绝对地超越他的时代——如黑格尔所说的跳出罗陀斯岛。当马克思指责黑格尔用资产阶级（或市民）国家反对政治国家，指责他推断出立宪君主制和普鲁士的官僚体制并给它们打上永久的印记的时候，他还只是揭示了黑格尔思想的一个特点：从哲学角度思考现实以论证存在着的现实是合理的。此外，黑格尔的思想还是辩证的，它的运动与这种规定是对立的。青年黑格尔——他没有采用思想而是采用了生命这个词——总是反对宗教或为生命而定的法律的僵死的实证性，而生命正是不断地否认这个实证性。因而马克思揭示了他从黑格尔那里演化来的方法和黑格尔自己运用这种方法所获结果之间的冲突，他后来也指出了这种方法的种种缺陷。
不过，马克思的批判并不仅限于这种非常一般的揭露，他的批判深入到黑格尔思想的内容和形式之中，他的批判价值还在于对黑格尔思想的细节分析，这种批判因为在当时的论战中是有的放矢的，因而就更具有启发性，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属于伟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都把历史看作本源。所以，马克思毫不费力地借用黑格尔、运用黑格尔的具体观点来批判黑格尔；所以，我们有时可以根据现代事件或凭借马克思不可能知道的黑格尔历史思考的知识证明黑格尔的正确，并且还可能了解他原来是如何能够针对马克思的批评为自己辩护的。
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在细致研究马克思的批判以前，综观黑格尔在1821年的《法哲学原理》中表述的国家哲学观念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我们知道，黑格尔区分了具体与客观的精神中的三个阶段：直接代表国家伦理的家庭、成为必然性或知性的国家和与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相适应的市民社会，在个人生活的阶段中，国家还只是作为一种方法服务于困固于孤立之中的人；最后是国家，确切地讲，它代表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这样被说明的三个阶段致使第二个阶段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呈现为在原则上支配其他阶段发展的思想同时又呈现为这个发展的结果。市民社会于是成为国家的一种“现象”。它似乎先于理念，但它只是作为中介的表象而出现的理念的方式，它在为自身而在这个表象上面确立之前，就任凭表象作为一个必须永远被超越的阶段而持续存在。理念在市民社会中还没有出面，它是自为的；它不是自我意识的统一，但在诸个体相互作用中，它却运用一种狡猾而自我实现，成为潜意识的统一。黑格尔于是给了自由主义一个位置——市民社会——但他清楚地知道“总体是先于部分的”，部分只是为了使总体能够自我确立而存在的。政治国家于是超出诸个体的具体生活之上而出现，它是诸多个体的统一并成为他们存在的理由；他们在这个统一之中只是他们所应该是的，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普遍意志，是一种在法律上先于个别意志的普遍意志，就像有机的统一体先于它的各个器官一样，而前者是在后者之中现时化并且在其中自我表现。
市民和资产阶级社会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对立在黑格尔的思想中由来已久；这种对立揭示了黑格尔一直想克服的二元论。根据他所旁观的种种历史事件，他应该承认这种二元论是需要的。简而言之，这种二元论是单个人的二元论，是资产阶级——它深陷于生活的特殊性中——的二元论，也是在其城邦中得到永恒地位的公民的二元论，他的意志是与公共意志相一致的。在古代城邦中——正如黑格尔与许多同代人所重新考虑的——人就是公民。他的生活与城邦生活相一致，他的意志直接地成为普遍的意志。但是，现代世界并不懂得这种一致性，法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没有能够消灭公民与单个的人，并没能够完全把他们吸收到政治国家中去。黑格尔在青年时代写的一篇文章中描述过“苦恼意识”的原始形式，也就是作为两个领域的分离的个体生活与城邦生活、“特殊事件与普遍事件”。在罗马帝国，人最终要脱离他的城邦，并且归结于他自身，归结于他的私有财产、特殊劳动、他被压抑与被规定的领域中去。国家对他已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最初是黑格尔的、后来又成为马克思的术语——一种异化的形式。宗教异化是与这种政治异化相适应的，因为单个的人在城邦中已经失去了他自己生活的意义，他只能够避开他固有的被限定的世界并藏身于在他自身之外确定的永恒本质之中。政治异化与宗教异化并驾齐驱，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认为的，法国革命宣称要消除这两种异化，要单个的人完全地变回为公民，天与地沆瀣一气了。但是，消除异化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现代国家应有足够的力量使其固有的“现象”在它内部持续存在，这“现象”显而易见是一种作为理念阶段的自由主义。然而，意识到自身的理念在宪法与王权中为了自身而确定为一种特殊的现实。在现象的现实中，两个环节是分离的；但在真正的现实中，理念自身分裂并投入自身之中以在中介的永恒运动中与自身和解。但是，中介概念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中是模糊的，它被表述为公众舆论、政治国家中市民团体的表象、官僚主义等等，马克思最猛烈地抨击的正是这个中介的观念。概括说来，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与古代城邦相反，它有足够的力量“使得主体性原则实现直至到达独立的个体特殊性的极端，同时把这个原则引至实体的统一并用这个原则本身来维持统一”。
简要地说，黑格尔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提出的那个问题已经解决，那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个体自由与普遍意志之间的调和问题。但正如马克思已指出的，黑格尔并没有真的在他建立起来的诸中介中解决这个问题，他是在时代的历史偶然性中发现中介的。马克思是不是解决得更好一些呢？他在公民社会内部的冲突中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是否就能够消除这个问题呢？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就是在各种生产力上面产生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这样，在阶级斗争结束后，单个的人与公民之间的二元论就随之消逝，这两个阶段首先在共产主义形式下然后又在无政府主义的形式下相互融合。我们只要记住，黑格尔在马克思之前就曾一度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坚决反对完全消除人的异化，这不仅因为他曾经或变为更加保守，而是因为他受到他亲眼目睹的种种事件的启迪，其他更深刻的原因则与他的理论有关，我们在此不想再讨论下去。总之，他的理论可归结于他的有关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观念，这些关系不会使自己沦为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的。
马克思批判的细节——黑格尔的观念设定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区别，而马克思的批判提出国家融化于社会之中则是这个矛盾——不仅仅是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而是真实地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中表达出来的矛盾——的二元论的出路，社会为了不再陷入个体的原子说中而进行自我改造。真实的人，也就是活着的人和劳动的人应该在丧失其超越项之特性的国家中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真实的人应该真正地在国家中——但不再是在形式的或自我异化的方式下——被表述。不久，马克思又给这个批判加上一种更加纯粹的经济意义，他指出，事实上，市民社会的异化国家只不过是社会中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当另一个阶级也使用这个工具时，就可能真正地消除异化。但在1842～1843年之间，马克思还没有发现这个发展；他只是声称要用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的唯一的具体术语——来解释国家观念，重新把黑格尔体系头脚颠倒过来；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把市民社会当作一种“理念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