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天与人(5)

3.2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

荀子在《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所有天象，圣王禹治天下时与暴君桀治天下时都同样存在，但是，治世与乱世却不相同。也就是说治世与乱世，产生于不同的治理，与天象无关。“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讲的是一个意思：天的运行是有客观规律的，不因当政者的好坏善恶而改变，也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全天下的人都厌恶寒冷，天也不会因此而取消冬季。

人不能改变自然规律，但可以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创造幸福。荀子提出：“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也就是说，认识天的规律，加以正确利用，就可以为人类造福。相反，如果不能正确利用，还违背规律，那就要失败。例如，天发大水成灾，鲧用堵塞的办法，结果失败。禹用疏导的办法，“决九川，距四海”，开辟九州的名川，将洪水引入大海，最后取得抗洪防灾的胜利。唐代刘禹锡说：船在小河里行驶，行止快慢都是人掌握的。快速平安，是驶船者技术高；搁浅或翻船，是驶船者水平低。不论船行如何，人们知道都是人为决定的，不是上天决定的。为什么？刘禹锡认为，“理明故也”。所谓理明，就是人掌握了客观规律。只要“理明”了，人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受天的影响。另外，他认为，四季变化是天的作用，人不能改变它，但人可以利用它。例如春季阳气上升，是作物生长的时候，人就开始种植；秋季阴气上升，是作物结果的时候，人就从事收获。种植与收获，是人胜天的表现。

人类能够砍树盖房，采矿冶炼，制造金属工具，这也都是人类根据金与木的天性进行的合理利用。这些都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人胜天”。

在战争中，有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与疾病斗争中，也需要知彼知己，了解疾病发生的原因，同时了解自身的免疫功能，这样才能在防治疾病中打胜仗。战胜疾病，也是人胜天的重要方面。

3.3社会秩序是人胜天的结果

社会秩序需要人为。要维护社会秩序，就需要法度。天不会制订法度，只有人会制订法度。

按天的自然规律，强者胜弱者，青年胜老年。例如大暑天去登山，山上只有一棵树，青年登山快，到顶上就坐在大树底下乘凉。老人走得慢，到山顶时，树下已经坐满人，他只好在树阴外继续挨晒。这是自然的。强胜弱，众暴寡，大欺小，这都是自然状态，古人认为这也都是天即自然的。

人能够制订法度，确定是非，规定礼义，进行赏罚。“义制强讦，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刘禹锡《天论上》）人制订的义，就是要抑制强者，保护弱者。人制订的礼，就是要分别长幼，尊老爱幼；尊重贤人，奖励有功劳的人。建立法则，排除邪恶。这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进步的制度，都是人的作用，也是人定胜天的一种表现。

社会稳定，法度健全，是非明确，立功得赏，违法受罚，为善得福，作恶得祸，赏罚祸福都是自己行为的报应，与天无关。这也是人胜天。人类之所以能够建立有正义的有秩序的社会，就是因为人类能够制定法律、制度，还能够提出各种伦理规则、道德规范，从各种方面来约束人们的行动，以保证多数人的正常生活。就是人胜天的重要内容。

3.4人类文明是人胜天的成果

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人类文明，应该说都是人胜天的内容。鸟会飞，人能够造出飞机，飞得比鸟高而且快；鱼会游，人能够制造船，游得比鱼快而且远。人造的火车跑得比任何野兽都要远，所拉载的东西比任何动物都拉得多而且重。一座大坝，一个大堤，一条大路，一座城市的建筑，一颗卫星上天，一个电视节目的播放，一本小说的发行，甚至一首歌曲的流行，都可以看到人类的伟大力量，也都是人胜天的形式。所谓“巧夺天工”，就说明人能够创造出比自然更加美好的东西来。自然界有优美的海滨，雄伟的山峦，壮观的瀑布，奇特的岩石，变幻的极光等许多奇丽景观。人可以在自己的范围内进行种种改造，建设优美的小环境。经过精雕细刻，将自然界的美景浓缩在小画面中，呈现出人胜天的景象。

3.5坚持不懈，世代相传，是人定胜天的保证

自然规律需要艰苦探索，不断探索。探索出成果以后，也还需要继续探索。已经成功的探索往往还包含着错误，需要新探索来纠正，来发展。探索是无止境的，往往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八代十代的探索也是常有的事。有的规律是探索了很长时间才认识的，例如制造一种药物，进行多次试验都失败了，坚持试验，做了六百零六次才获得成功。后来将这种药命名为“六零六”。发明这种能够治疗梅毒病的药的德国人欧立希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这个试验次数作了记录，才知道有六百零六次。更多的试验没有记录次数，就不知道次数。例如，现在全世界科学家研究治疗艾滋病的药，试验可能已经超过六千次六万次了，至今还没有成功制造出特效药。西方的地心说和中国的浑天说在历史上作为天文学界的统治思想达一千多年，经过几十代人的反复证实，最后还是被新的学说所推翻。这说明自然规律需要不断探索，不能因为有了几次成功，就以为万事大吉了。

科学探索是无止境的。人类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说“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在坚持不懈、世代相传中逐渐实现的。因此，一时没有掌握某种自然规律，暂时不能控制某种自然现象，并不能证明人不能胜天。人类文化是人胜天的主要内容，不断发展先进文化，就是人定胜天的保证。这个发展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提高，不继承人类几千上万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发展就没有基础。但如果停留在基础上，就不可能有新的文化大厦。一句话，人类的文化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3.6人定胜天的条件

自然界选择了人类，不是因为人类有什么尖牙利爪，而是因为人类有两个长处：

一是能群，就是能够结合成群体，互相配合，团结一致，战胜自然灾害，保护并发展自己；

二是人会动脑筋，有智慧，能够制造工具，发明创造，不断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所谓人类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历史。人类只要能够保持这两大优点，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可以在未来继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必定能够在自然界保持胜利者的地位，也就是“人定胜天”。

当然，如果有那么一天，人类放弃这两个长处中的任何一个，那么，人类就可能很快灭亡。人类一旦不动脑筋，不会思考，失去智慧，那么，就会败于很多动物，或者在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最后遭灭顶之灾。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另一种可能性严重地存在着，那就是人类内部的矛盾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的限度内也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如果无限制地激化人类内部的矛盾斗争，那么，最后也会灭了自己。古人讲的“能群”，就是现在讲的能够和平共处，能够协调关系，团结一致。没有这一条原则的维系，人类将可能自我毁灭。

3.7人定胜天不等于优胜劣汰

西方人经常讲征服自然。中国传统讲顺应自然，并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为人类创造幸福。西方讲优胜劣汰，以强凌弱。中国传统强调保护弱者，认为强者要以弱者为基础，大同理想中就将“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列为一个目标。对于自然界，中国传统也强调开发要节制，不能无限制地盲目开发。孟子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大意是：不误农时进行耕作，粮食就吃不完；不用太密的网在池塘里捕鱼（网眼大四寸，捕长一尺以上的大鱼，让小鱼逃走），这样，就经常有鱼鳖吃；按时进入山林砍伐（春夏是草木生长季节，不准砍伐树木，到秋冬季节，草木凋零，那时才能进入砍伐），这样就有用不完的木材。有吃不完的粮食与鱼类，又有用不完的木材，百姓养生送死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这就是实行王道的开始。孟子提倡王道理想。他认为实行王道首先要保证百姓生活的物质需求。要保证物质需求，就要保护生产资源与生活环境，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几千年以来就有保护环境的传统。

人类已经成为自然界的强者，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不能与人类抗衡。人类的过度发展，逐渐地侵占了许多生物的生存空间，使它们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由于它们的灭绝，破坏了生物链，破坏了生态平衡，也就影响到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已经看到环境的变化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危害，如果不加以保护，环境就会被严重破坏，成为人类无法生存的环境，那么，人类也将会因此而灭亡。有了危机感以后，再回头看中国哲人数千年前的论述，可以得到新的启发。

中国古人的“人定胜天”，不是一味以征服自然，而是注重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同时保护自然。西方明智者早已知道，人类每一次征服自然的结果都要受到自然的报复。人类再用自己实力征服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就长期处于这种对立状态中。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地发展了，受到自然的报复也就空前地严重了。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必然导致人类的灭亡。因为自然界不可能灭亡。而中国传统是要求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和平共处。因此，如果将中国传统的“人定胜天”理解为西方的“征服自然”、“优胜劣汰”，那么可能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可能抹杀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抹杀了东方文化的优秀成分。

人胜天，表明人类在自然界是强者。中国古人批评过“强者胜”（《淮南子·氾论训》）的说法。在人类社会，强者如果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代表社会向前发展的方向，不真正实行道德，就会遭到多数人的反抗，最后归于失败。在自然界也是一样，强者要以弱者为基础，强者如果盲目发展，不断消灭弱者；没有了弱者，强者也就不能存在了。人类如果无限制地捕杀各种动物，采集植物，最后资源枯竭，人类也就失去生存空间，有可能成为当代的恐龙，在地球上灭绝。因此，在这里人类也要遵循客观规律，保护生态平衡。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揭示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并加以利用，人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注释

[1]刘禹锡：《天论上》，载《柳宗元集》第二册，443～4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四书集注》，13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3]容肇祖辑：《王安石老子注辑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

[4]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1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周易·说卦》，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十三经注疏》，27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7]《二程集》，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8]同上书，15页。

[9]《二程集》，1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洪汉鼎：《百岁西哲寄望东方——伽达默尔访问记》，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5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