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8)

值得指出的是，艾恺说得没有错，时人的反省现代性与主张中西文化融合，是先得到了西方有识之士的鼓励与支持，而后才得以进一步发舒的。梁启超在欧洲就得到了包括柏格森老师在内许多西方友人的鼓励，希望他重视保持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并助益欧洲，不要重蹈西方覆辙。梁自谓深受感动，并缘此油然生沉甸甸的使命感。倭铿致书张君劢说，西洋近世文明“唯力是尊，至于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弊端百出，故“为中国计，应知西洋文明之前因后果，而后合二者而折衷之”。[36]罗素也持同样的见解：“可以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37]与此同时，胡适诸人的“西化”论，在欧美却受到了批评。贺麟回忆说，时在哈佛留学，曾与几位中国学生拜访英籍名教授即罗素的老师怀特海，后者说：“前些时你们中国出了个年轻人胡适，他反对中国传统的东西，什么都反对，连孔子也反对了。你们可不要像他那样，文化思想是有连续性的，是不可割断的。”贺麟接着评论说：“可以想见在那个时期，胡适的学说在欧美已引起了重视和异议。”[38]由此引出的结论，不应是胡适诸人所说，是战后欧洲某些不负责任学者的言论，重新激起了中国守旧者的傲慢心，而应当是：它反映了“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动摇与东西方文化开始走向了对话。

[1]［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4页。

[2]［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20页。

[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15页。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533页。

[5]参见拙文：《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载《近代史研究》，2005（2）。

[6]梁漱溟：《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高平叔编：《梁漱溟全集》，第4卷，743～744页。

[7]陈独秀：《宪法与孔教》，见《独秀文存》，79页。

[8]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01-25。

[9]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见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338页。

[10]蓝公武：《破除锢蔽思想之偶像》，载《国民》，第1卷1号，1919-01-01。

[1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26～28页。

[12]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02-10。

[1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539页。

[14]唐德刚：《胡适杂忆》，82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0。

[15]常乃惪：《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267页。

[16]参见李石岑：《学灯之光》，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下册，49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17]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第4卷第5号，1922-01-15。

[18]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02-10。

[19]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1921-01-10，25。

[20]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第4卷第5号，1922-01-15。

[21]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82页。

[22]转引自［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135页。

[2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352页。

[24]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11号，1919-11-15。

[25]汪叔潜：《新旧问题》，载《青年杂志》，第1卷1号，1915-09-15。

[26]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载《新青年》，第7卷1号，1919-12-01。

[27]常乃惪：《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267页。

[28]东荪：《突变与潜变》，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180页。

[29]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载《正风半月刊》，第1卷第2期，1935-01。转引自张耀南编：《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41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30]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528页。

[31]张君劢：《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1922-02-10。

[3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见《饮冰室合集·专集》（50），1页。

[33]张君劢：《张东荪〈思想与社会〉序》，载《东方杂志》，第40卷第17号，1944-09-15。

[3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23），35页。

[35]陈嘉异：《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见陈菘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297～298页。

[36]［德］倭伊铿：《倭伊铿氏复张君劢书》，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02-15。

[37]［英］罗素：《中国问题》，153页。

[38]贺麟：《我和胡适的交往》，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16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

四、追求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

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曼海姆曾作这样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和生命主义的实在概念都来源于同一种对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反抗。”“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一直企图用浪漫主义、反理性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批判现代派以至文学现代派等术语来描述这一感情的种种表现。”[1]马克思主义是否是一种浪漫主义，可不置论，但他强调其时欧洲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两种取向，却是正确的。20世纪初，国人对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这两个取向，都各有评介与吸纳。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东渐，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对于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反响，却付之阙如。事实上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

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所以能在中国产生相当的影响，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应乎国人渴望变革、争取解放的社会心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西方尽管存在着时代的落差，但彼此都面临着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大变革的时代。柏格森、倭铿的生命哲学是反省西方文化的产物，它倡导行动、奋进的人生，在大战前后人心思变的欧洲，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趋之若鹜。“以‘解放者’著称的柏格森，变成了‘使西方思想摆脱19世纪科学宗教’的救世主”。“柏格森借助消除‘决定论者的噩梦’而解除了整个一代人的痛苦”。[2]此一学说批判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也应乎当时中国社会渴望变革、争取解放的普遍社会心理。故章士钊说，达尔文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所谓“择”与“适”，“全为四围境遇所束缚，不能自主”；柏格森则不然，强调吾人自有活力，自由创造，无所谓天择，使人相信“前途实有无穷发展的境地，而一切归本于活动”。这显然有助于打破国人的“惰性力”，催其奋起。[3]张君劢后来也回忆说，当年自己所以欣然接受柏氏哲学，不是为了步其后尘，去批判黑格尔哲学，而是因为柏氏主张自由、行动、变化，“令人有前进之勇气，有不断之努力”，“正合于当时坐言不如起行，惟有努力奋斗自能开出新局面之心理”。“在主张奋斗者之闻此言，有不为之欢欣鼓舞不止者乎？”[4]如果我们注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早期都借用了柏格森的理论，以激励青年自主进取、自觉奋斗；那么，我们便不应怀疑其言之真诚。这说明，时人反省现代性与新文化运动之缘起，实应乎共同的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