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圣人”初长成(3)

但这种理解绝非朱熹的本意。他的弟子曾经当场发问：“以吃饭为例，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呢？”他回答道：“吃饭固然是‘天理’，但如果要求吃到美味的食物，就是‘人欲’了。”这样看来，在他的理解里，“人欲”指的是过分的不合理欲望，“人欲”未必是贪欲，但贪欲绝对是“人欲”，所谓的“灭人欲”，就是消灭这些不合理的欲望。人们对此有误解，是由将他的这一主张单独摘出而引发的。在哲学领域，类似误解很常见，只有了解了朱熹的整个思想体系，才能避免这样的误解。

由此可见，在朱熹的理解里，“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要“存”一个，必须“灭”另一个。王阳明对此有不同的理解。首先，他没有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其次，他也不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知”和“行”都产生于心，因此要“知行统一”。对“天理”和“人欲”看法的分歧，是朱、王二人的主要分歧之一。如果将朱、王二人的观点稍加融合，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可以这样理解：在为人处世时，不能只考虑个人的意愿（个人意愿通常是自私的和贪婪的），应该遵循良心的指引，做到“存天理”，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事实表明，做到“天人合一”是很不容易的，就连得到他们言传身教的弟子们都做不到，其他人又怎么能做到呢？不论是朱熹的弟子，还是王阳明的弟子，在思想境界上必定比不上老师，学习的动力可能是功利的，或者想要有所作为，或者想要扬名立万，总之无法达到“从心所欲”和“无所不能”。不过，达不到如此高深的境界也没关系，因为即使只掌握了一些皮毛，同样其利无穷。这正是朱熹、王阳明都强调“人人皆可为圣”的原因。

俗话说，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好事。同样，做一件遵循“天理”的事情不难，难的是一直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克服“人欲”，坚持不懈地磨砺自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至于怎样能成为圣人，朱熹的看法令人泄气，他说“做圣人千难万难”，之所以很难，是因为圣人是神不是人。但是，难做并不意味着完全做不到，有圣人之心，就能做成圣人。所谓“圣人之心”，就是孔孟之道，就是孔子、孟子挂在嘴边的“仁”。孔子指出，“孝”是“仁”之本，想要做到“仁”，首先要做到“孝”。如此说来，成为圣人似乎是有办法的，的确是人人都能成为圣人。

五、畅游诗赋之间

在二十六岁之前，王阳明参加了两次会试，结果两次都落榜了，没有考中进士。尽管他对是否能考中进士并不在意，但是接连两次的落榜，对他的心情还是有些影响的。再加上“格竹”的失败，他不仅对“格物致知”学说产生了质疑，自己始终坚持的“学为圣人”的理想也有了动摇。最终，他决定暂时放弃这个理想。心态改变以后，因为“格竹”引发的身体疾病也慢慢好起来了。他觉得不能闲着，得做些什么。于是，他对吟诗作对产生了兴趣，整天沉浸在词赋当中。

明朝时期很流行一个非官方的民间组织，称作“诗社”，是由一群爱好诗词的文人自发创立的组织。尽管诗社是民间组织，但是成员中的朝廷官员也不少。诗社对明朝的政治影响很大，多年以后，兴起了一个叫“东林党”的文人组织，搅得大明朝廷不得安生，连内阁成员都不敢招惹他们。王伦在世时，也组织和参与过一个诗社，给王阳明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于是，他决定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诗社。

在第二次会试落榜后，王阳明回到浙江余姚，马上召集诗友，在龙泉山南麓的龙泉寺组织了一个诗社。龙泉寺是父亲王华曾经读书的地方，王阳明在这里留下过一首小诗：

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山云，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忆龙泉山》）

王阳明的“龙泉诗社”是纯粹的文学团体，没有参与政治，也没有针砭时弊，不过也吸引了一位朝廷官员的加入，这个人就是已经退休了的江西布政使魏瀚。魏瀚是王伦的诗友，又是王华的好友，听说王阳明组织了一个诗社，忍不住诗瘾，也跑来凑热闹，但是每次比诗，都赢不了王阳明。有一次，两人一起登龙山，对弈联诗，每有佳句，总是王阳明先得。他终于服气了，认为自己的确比不过王阳明。

创办龙泉诗社期间，王阳明写了许多诗，但保留下来的不多。在魏瀚看来，王阳明的水平是很高的，他曾经亲口对王阳明说：“你的诗才太高，我是不如你的，应当退避数舍。”当时的王阳明写出了很多佳作。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处看山复寻寺。

尚为妻孥守俸钱，至今未得休官去。

三月开花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

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亦何有！

（《重游开先寺戏题壁》）

这是王阳明在龙泉诗社早期时创作的诗作，透露出道家的思想。那时的王阳明，“格竹”失败，以为自己成不了圣贤，思想消极，在不知不觉间向道家靠拢。之后，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认为自己不应该放弃成为圣贤的理想，不论是否成功，都要尽力尝试，最起码不应该这样消极。于是，他的诗风也有了转变：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赠陈宗鲁》）

明朝建立之初，嗜杀的朱元璋给政治局面蒙上一层严酷的氛围，那段时期，文坛也受到影响，流行的是“台阁体”。到了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政治氛围有所缓解，“台阁体”逐渐减少，新的文风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当时，李梦阳、乔宇、汪俊、何景明、祝允明等人，作为年轻派文人的代表，不断对“台阁体”发起冲击。王阳明也提倡读古诗、写古文，成了潮流的先锋。

不过，文学方面取得的造诣，并不能使他彻底放弃成为圣贤的理想，很快，他再次坚定了追求圣贤的念头，拾起了朱熹等理学大师的学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朱熹写的《上光宗皇帝疏》。在这道奏章里，朱熹写了这样一句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他突然领悟了，想起娄谅跟他说过的话，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他进而认为，以前他之所以不得要领，是因为方法错了，没有循序致精。从此以后，他改变了读书的方法。可是，很快又发现了问题，他的“心”和事物的“理”不能联系在一起。他很着急，又没有解决之道，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笨的人。

他又病倒了。在生病期间，他又打起了退堂鼓，认为像自己这么笨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圣贤的。他再次向龙泉诗社靠拢，吟诗作对，消磨人生。就在那段时间，他写就了许多佳作，他的第一篇长赋《太白楼赋》就是那时问世的。

在文学方面，他早年的最高成就并不是《太白楼赋》，而是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的《黄楼夜涛赋》：

子瞻与客宴于黄楼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横楼，明月未出。乃隐几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声起于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听，又似夹河之曲，或隐或隆，若断若逢，若揖让而乐进，歙掀舞以相雄。触孤愤于崖石，驾逸气于长风。尔乃乍阖复辟，既横且纵，摐摐渢渢，汹汹瀜瀜，若风雨骤至，林壑崩奔，振长平之屋瓦，舞泰山之乔松。咽悲吟于下浦，激高响于遥空。恍不知其所止，而忽已过于吕梁之东矣。

子瞻曰：“噫嘻异哉！是何声之壮且悲也？其乌江之兵，散而东下，感帐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声饮泣，怒战未已，愤气决臆，倒戈曳戟，纷纷籍籍，狂奔疾走，呼号相及，而复会于彭城之侧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内，思归故乡，千乘万骑，雾奔云从，车辙轰霆，旌旗蔽空，击万夫之鼓，撞千石之钟，唱大风之歌，按节翱翔而将返于沛宫者乎？”

于是慨然长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启户冯栏而望之。则烟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樯泊于洲渚，夜气起于郊垌，而明月固已出于芒砀之峰矣。

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为涛声也。夫风水之遭于澒洞之滨而为是也，兹非南郭子綦之所谓天籁者乎？而其谁倡之乎？其谁和之乎？其谁听之乎？当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横奔四溃，茫然东翻，以与吾城之争于尺寸间也。吾方计穷力屈，气索神惫，懔孤城之岌岌，觊须臾之未坏，山颓于目懵，霆击于耳聩，而岂复知所谓天籁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脱鱼腹而出涂泥，乃与二三子徘徊兹楼之上而听之也。然后见其汪洋涵浴，潏潏汩汩，彭湃掀簸，震荡泽渤，吁者为竽，喷者为箎，作止疾徐，钟磬祝敔，奏文以始，乱武以居，呶者嗃者，嚣者嗥者，翕而同者，绎而从者，而啁啁者，而嘐嘐者，盖吾俯而听之，则若奏箫咸于洞庭，仰而闻焉，又若张钧天于广野，是盖有无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将以写千古之不平，而用以荡吾胸中之壹郁者乎？而吾亦胡为而不乐也？”

客曰：“子瞻之言过矣。方其奔腾漂荡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为而为者，而岂水之能为之乎？及其安流顺道，风水相激，而为是天籁也，亦有莫之为而为者，而岂水之能为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据其所有者以为欢，而追其既往者以为戚，是岂达人之大观，将不得为上士之妙识矣。”

子瞻展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乃作歌曰：“涛之兴兮，吾闻其声兮。涛之息兮，吾泯其迹兮。吾将乘一气以游于鸿蒙兮，夫孰知其所极兮。”

写作《黄楼夜涛赋》时，他在山东主试乡试，听说当地要重修黄楼，想起了宋代的大文豪苏轼，于是写了这篇赋，在文坛引起不小的轰动。

他再次回归“学为圣贤”的理想，是在创办诗社的六年以后，那时，他在刑部担任主事，白天办理公务，晚上挑灯苦读。抛下龙泉诗社回到北京参加第三次会试时，已是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他已经二十七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