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各得其所(2)
“合适本分”不仅仅意味着辈分差别，而且意味着年龄差别。当日本人想描述极端的混乱时，他会说什么东西是“非兄非弟”，这就像我们说什么东西“既不是鱼也不是鸟”。因为对日本人来说，一个人应该守住他作为长兄的本分，完全就像一条鱼就应该待在水里一样。年长儿子是继承人。去过日本的人知道，长子们很早就学会了一套责任不凡的气派，长子拥有几乎和父权相等的特权。在早期，弟弟们无一例外地都要依靠长兄；现在，尤其在乡镇和山村，按照古老习俗，长子要待在家里，而他的弟弟们可以离开家获得更多教育，并能获得更多的收入，但是兄弟间的古老等级习惯依然牢固。
甚至在现代的政论中，有关长子的传统特权问题在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中，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1942年春天，一个陆军上校作为发言人在论及“大东亚共荣圈”时说：“日本是它们的大哥，它们都是日本的小弟，这一事实必须在占领区贯彻到每一户居民家里。为这些占领区居民过多考虑，会在他们心里滋生一些滥用日本人的善意的不良倾向，这对日本的统治是有害的。”换句话说，长兄为小弟们决定的事都是为他们好，因此，不应该为他们“考虑太多”。
不管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取决于此人的性别。日本女人走在她丈夫的后边，并且保持一副低姿态。即使有些女人有时穿上美国式的衣服，和丈夫并肩走路，并且在经过一道门槛时能够走在丈夫前面，但是一旦穿上和服，女人就会走在丈夫的后面。日本家庭中的女孩看到她的兄弟们获得礼物、关注和教育经费时，必须尽可能保持平和心态。即使日本为女人建立了学校，以提供高等教育，但其课程也满是礼仪和举止之类。即使有学识训练也不像男孩的那样严格。女校的校长会鼓励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学生学习一些欧洲语言，但是他为女生推荐的理由是，她们在打扫了书架之后，能够将丈夫的书正确地放回书架。
然而，跟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女人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且这不单单是一起西化现象。日本不像中国上层阶级那样要求女性缠足。日本女人自由出入商店，可以在街上走来走去，并且不需要用面纱将自己隐藏起来，这让印度女性感叹不已。日本妻子经营他们的家庭商店，也掌管家庭账簿。如果出现了资金不足，正是由这些女人来决定从家里选什么东西拿到当铺。一个女人掌管着佣人，在孩子的婚姻上她有很大发言权。当她成为婆婆时，通常她在家庭里面就是铁腕女王，似乎她前半生从未当过唯命是从、只会点头哈腰的儿媳妇。
代际特权、性别特权、年龄特权在日本非常明显。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更像是受托人，而不是武断的独裁者。父亲和长子对于家庭有责任感，不管家庭成员是活的、死的，还是尚未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要决定，并且保证它们能落实。但是他也并不是拥有无限制的权威，他必须为了家庭的荣誉而承担责任。他必须使儿子们和弟弟们记住家庭遗产，包括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他激励大家要对得起这些家庭遗产。即使是一个农民，他也时常不忘对先人所承担的高尚责任；如果他属于上层阶级，他向家庭承担的责任则愈加沉重。家庭的需求远远比个人的需求重要。
不论门第如何，遇到重要事务，家长要召集一次家庭会议。例如，为了订婚这样的事项举行会议，家庭成员会大老远赶来参加。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每个人提到的细节都会被考虑到。兄弟或妻子的态度可能会起决定性作用，一家之主如果无视多数人意见，那么他就是给自己找麻烦。当然，对做出的决定，那个被决定了命运的人可能是极度不喜欢的。然而，他的长辈们，那些屈从于家庭会议决定的长辈们，很强硬地要求那个晚辈接受决定，就像他们自己以往所做的那样。在普鲁士，法律和习俗赋予了家长对妻子和孩子的专断特权，但日本人在强硬要求背后的制约力量与普鲁士的并不同。在日本，这种强制性并没有削弱，但是其影响力是不同的。日本人并不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学习尊重专断权威，也没有在家里培养起轻易就服从权威的习惯。对于家庭意志的服从是以高尚的价值观来号召的——在这一价值观中，无论某项要求是多么繁重，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接受。这一价值观是以“共同的忠诚”的名义来号召的。每一个日本人都首先在家庭内部养成服从等级制的习惯，然后把他学到的运用到更广泛的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他认识到，一个人应该顺从于地位高于他的人，这样才算是“守分”，不管那些人在团体中是否具有支配力量。甚至一个丈夫受制于妻子，或者一个长子受制于他的兄弟，但表面上他也会得到妻子和兄弟的尊敬。从外表上看，特权从未因另外一些人在幕后操纵而受到破坏。表面的关系不会为了适应到底谁有控制权而有所改变。这种拥有控制权却又不打破原有格局的方式，有时甚至是一种战术上的优势，因为这样能让那个掌握实权的人较少受到攻击。日本人通过家庭经历学到了这一点：对一项决定最有力的支持是家庭成员确信此决定能够维护家庭荣誉。这种决定并不是偶然成为家长的暴君的一时心血来潮，而且也不是靠铁拳来落实的。日本的家长更近似于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受托人，这些财富对于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同时这些财富要求所有人都要将个人意志放在家庭需求之后。日本人抗拒武力威胁，但是他们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将他们的意志服从于家庭的需求，也绝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对那些被指定有特权的人极端顺从。尽管家庭中的长者没有机会成为手段强硬的独裁者，家庭中的等级制却仍能维持。
以上我对日本的家庭等级制粗略描述了一下，当美国人怀抱完全不同的人际交往准则来阅读时，这些描述还不足以使他们对日本家庭中公认的、带有强制性的情感纽带有一个正确判断。这一纽带是日本家庭内部非常团结的一个主因，而且日本人怎么做到这一点的，正是我这本书要陈述的主题之一。同时，要想理解日本人为什么在更广泛的政治领域和经济生活领域要求等级制，首先要认识到他们是如何在家庭内部透彻地培养这种习惯的。
日本人的生活中，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等级制与家庭中的一样强烈。在日本的民族史中，它一直是个强硬的等级社会和种姓社会。它将种姓制度贯彻了很多个世纪，使得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样一个民族拥有足够的长处和弱势，而这些长处和弱势都对日本社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日本有记载的历史中，种姓就是生活的准则：在7世纪，日本已经修改了他从没有种姓制的中国所借来的生活方式，来适应他自己的等级文化。在7世纪和8世纪，日本天皇和他的宫廷就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用高度文明的风俗来丰富日本——这种文明在地域广大的中国广泛存在，曾让日本特使非常惊叹。而在此之前日本甚至没有书写语言，在7世纪时，他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用来书写自己的语言，虽然两种语言完全不同。他拥有一种宗教，这种宗教涵盖了四万多种神祇，这些神祇占据了所有的山脉和山谷，并赐福给人——这是一种民间宗教，在经过了无数次变革后，以现代神道的方式延续下来。在7世纪，日本将佛教以一种“能够护国安邦的卓越”宗教从中国全盘接受过来。在此之前，日本不管是公共建筑还是私人建筑，都没有很高大的永久性建筑。天皇仿照中国都城建了一座新都城——奈良。高大而华丽的佛寺和大型的佛教僧侣修道院也依照中国模式建了起来。天皇引入官阶品位制度和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是他们的特使从中国推荐过来的。很难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发现还有哪个主权国家这么成功而有计划地汲取他国文明。
然而，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照搬中国没有种姓的社会结构。从中国吸收过来的官衔，在中国本来是授予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的，但是在日本，它们被授予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使官衔制度成为日本种姓制度的组成部分。日本当时遍布着许多半自治的藩国，它们的领主不断地觊觎别人的势力；而且，社会结构中真正起作用的正是那些拥有特权的领主、家臣和侍从。不管日本如何勤勉地进口中国文明，她还是不能采纳中国的生活方式，不会将日本的等级制放在任何类似于中国的官僚制度或扩展型家族体系之内——在中国，这种家族体系团结了很多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并组建成一个庞大的宗族。
日本也无法采纳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本人称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只有这一家庭的人才能成为天皇。中国经常改朝换代，日本则没有王朝更迭。天皇是不可侵犯的，他本人是神圣的。毫无疑问，将中国文化引入日本的天皇以及宫廷大臣们，根本无法想象中国制度在这些事务上的安排，也猜想不到他们进行了怎样的变革。
尽管日本从中国输入了文明，但这一新的文明只是导致了随后数世纪的纷争，因为世袭领主和家臣控制了这几个世纪。在8世纪结束之前，贵族藤原氏攫取了统治权，将天皇放在了后台。随着时间推移，藤原氏的统治权遭到了很多封建领主的质疑，随即全国陷入一片内乱。领主之一，著名的源赖朝[6]征服了所有的竞争对手，成为国家实际的统治者，他用的名头是一个古老的军事称谓——将军，按字面意义理解即“征夷大将军”。这一称谓在日本很常见。源赖朝使这一称谓只能在源氏家族世袭，只有他的子孙能够将其他封建领主控制在手中。天皇变成一个无能的符号。天皇最主要的作用是，将军仍然要依靠他进行礼仪上的授衔。他已经没有民政方面的权力，实际权力已经被“幕府”[7]掌握，正如它的名字所显示的，它要通过武装力量来制服那些不守规矩的藩国，以维持统治权。每一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保留有武装侍从（即“武士”），他们完全听命于大名，指哪里打哪里。在动乱年代，他们随时准备与竞争的藩国或者将军就“名分”问题发起挑战。
在16世纪，内战盛行。经过数十年的混乱，伟大的德川家康[8]战胜了所有对手，在1603年成为德川幕府的第一任将军。德川幕府维持了两个半世纪，直到1868年，天皇和幕府的“双重统治”终于被废除，德川政权才告结束，日本近代时期开始发端。从各方面来看，漫长的德川幕府时期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个卓越的时代。它用武力维持了一段和平时期，直到它结束之前的最后几年；它将中央集权制付诸实施，充分贯彻德川幕府的目标。
德川家康曾经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没有轻易做出决定。一些强大藩国的大名们曾经在内战中反对他，直至一次决定性的毁灭打击之后才臣服于他，他们就是所谓的“外样”（旁系大名）。他让这些领主保留了领地和武士，这些人也确实在自己的领域内享有高度自主权。然而，德川家康还是将他们排除在外，不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家臣，而这在当时是一种荣誉；同时不给他们任何重要的任用机会。这些重要的任职安排只留给“谱代”（嫡系大名），即那些在内战中支持德川家康的领主。为了维持这种复杂政权，德川幕府要依靠一系列战略，来防止封建领主（即“大名”）累积权力，并且防止出现任何威胁到幕府控制权的藩国联盟。德川幕府不仅没有废除封建架构，而且，为了维持日本境内的和平以及德川幕府的统治权，幕府将军们还有意强化它，并使之更加严格。
日本的封建社会被精细地分为不同层次，每个人都被固定在他所世袭的社会层级中。德川幕府强化了这一体系，并且为每一个种姓规定了详细的日常行为。每一户的家长都必须在他的门前张贴表明其阶级地位和世袭身份的标志。他穿的衣服、买的食物、合法居住的房子的造型，都要符合世袭身份的相关规定。在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按照等级顺序，日本存在四个种姓：士（武士）、农、工、商。在他们之下，是贱民阶级。在这些贱民中人数最多而且最著名的是“秽多”，即从事各种污秽职业的人。他们是清道夫、埋葬死囚的人、剥下死兽皮进行鞣制的皮匠。他们是日本人中的不可接触者；或者更精确的说法是，他们根本不是人。穿过他们居住的山村是不被计入道路里程的，就像这一段区域的陆地和居民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极端贫困，尽管他们从事职业活动也获得了许可，可是他们仍旧被排斥在正式社会结构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