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任务:日本(2)
人类学者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技术也必须专为解决特殊难题而加以磨砺。他们凭经验得知,不同的文化中的人必须面对的情境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如何判断这些情境的意义也大不相同。在一些北极乡村或者热带沙漠,他们所要面对的是部落中关于血族责任或经济交换的制度安排,外人即使有奔放的想象力,也难以想象出这种制度安排。他们不得不去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要调查在那些部落行为中,那些制度安排的结果是什么,更要调查每一代人从年少时如何在这样的制度下调整生活状态,就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
对那些差异、调整和结果的专业性研究,能够帮我们很好地研究日本。没有人能够忽略美国和日本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甚至有这么一个民间笑话说,日本人声称,不管美国人做什么,他们都要反其道而行。一个研究者仅仅满足于说“这些差异太过离奇,以至于不太可能去理解这样的人”,那么这样一种有关差异的定论就是很危险的。人类学者根据经验可以充分证明:再荒谬的行为也能够被理解。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可以将差异作为资产,而不是负债来运用,这方面他做的远比其他社会学者更多。正是因为所面对的都是非常奇怪的事,所以他会对这些情境和民族极度关注。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没有什么会被他视作理所当然,也没有什么会让他只关注那些被挑出来的事实,而不是全部事实。在对西方民族的研究中,一个在比较文化学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忽略整个区域的行为。他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索如下领域: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惯、家庭事务中广被接受的定论。但正是这些内容,当它们被投射在民族大屏幕上时,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影响要远远超越外交家们所签订的条约。
人类学家不得不提升学习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那些内容在他所研究的部落中都是日常琐事,而且与他自己国家的对应物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他试图去理解一些部落表现出的极端恶毒,或者另一些部落表现出的极端胆怯时,当他试图去了解在一个给定条件下,他们要如何采取行动和表达感受时,他会发现,他不得不把重点放在仔细观察和关注细节上,而这些细节经常不会被文明民族所记录。他有足够理由相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很多能将其深入挖掘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很值得用于对日本的研究。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任何民族中的日常琐事时,他才会从最大程度上认可人类学家所提出的前提:无论是在任何原始部落,还是在文明前沿的任何民族,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学来的。不管一个人的行为和观点如何怪异,他的感知和思考方式都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我对一些行为方式越感到迷惑,我也越发由此确信,在日本的生活中存在着决定这些奇怪行为的普遍条件。如果我的研究能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中,这些普遍条件一定能发现更多。人们就在那里学习。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我开始进行研究的另一个前提是:大多数孤立的行为之间也有系统上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细节如何组合成一个总体模式。一个人类社会必须为了生活而推出一些制度安排。它对某种情况下人们的处理方式表示许可,于是一些固定生活方式就此确立。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会顺理成章地将这些解决方式视为世界的基础。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也会努力整合它们。一个生活于此并接受了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如果他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维和行为,那他的生活就不得不长期处于防御状态,因为逆势而行会导致无效和混乱。他们试图创造更多的一致性。他们为自己提供了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是必要的,不然整个体系会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制度、宗教仪式、政治目标越来越相互嵌合。一个领域可能会发生比其他领域更急剧的变化,并且给其他领域造成很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本身可能是出于对一致性的需求。在史前时代,社会追逐的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强力,他们在经济交换中、在与其他部落交往中,十分强调获得强力的意志,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也是如此。在那些有文献的古老文明民族中,教堂很有必要地保留了过去数个世纪中的部分片段,而那些没有书写文字的部落则无法保留。但是,随着公众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认可日益增长,教堂权势越来越造成了干扰,并且已经在那些领域放弃权势。话还是那么说,但意义已经发生变化。宗教信条、经济活动、政治,不再乖乖待在一个个整洁且相互独立的小池塘中,它们溢过了给它们设定的边界,水流一股股地纠结在一起。一个研究者越把自己的关注点分散在很多事实上,如经济、性、宗教和孩子培养,他就越能掌控得住他所研究的社会所发生的事,这一条通常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也能在任何生活领域有效地提出假说和搜集资料。他能学会分辨任何民族的要求,不管它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并将其理解为他们在自身的社会经历中所习得的习惯表达和思考方式。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针对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它探讨的是日本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所持有的观点[5]。它描述的是这些观点如何获得自我证明,不管它是通过什么日常活动。正是这些使得日本成为日本民族。
20世纪以来,阻碍之一是我们仍然持有最含糊不清的,也是最偏激的观念,其内容不仅包括日本如何成就日本民族,而且也包括美国如何成就美利坚民族,法国如何成就法兰西民族,以及俄国如何成就俄罗斯民族。因为缺乏这些知识,每一个国家都对其他国家有误解。当冲突双方只不过半斤对八两时,我们却担心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一个国家基于其全部历史和价值体系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当这个国家有意表现出一种与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的行为时,我们却在那里妄谈什么共同目标。我们不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做了,可能会发现那一行为过程并不是那么凶暴,只不过是因为它不为我们所了解。
如果全部指望每个民族针对自己的思考和行为习惯来进行描述,那是不太可能的。每一个国家的作家都尽其所能来展现他们的民族,但是这并不容易。一个民族用来观察其日常生活的透镜,另一个民族并不拿来使用。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通过透镜来观察的。任何民族都认为自己所观察到的内容都是理所当然。对这些民族来说,为了能让他们观察自身的生活方式而为其提供的有关聚焦和透视方面的技巧,都像出于神灵的安排。就眼镜来说,我们不必期望一个戴眼镜的人知道透镜的计算公式,我们也不会期望这些民族能够从世界角度来分析他们自己。如果我们想知道有关眼镜的知识,我们会训练一个验光师,并且期待他能够将我们拿来的透镜计算出来度数。终有一天,我们毫无疑问必将认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各民族做验光师那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