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逃难 印度洋

我生不逢时。当孙中山革命失败后，全国处在大小军阀割据分裂中。大军阀占领数省，中等的占一个省，小的只占领半个县。他们争权夺利，挑起内战，弄得国家衰弱，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当时百姓最怕兵。我家虽在小农村，不是战略要地，但离大路不远，“过兵”前有兵来，来了百姓要供粮草，走时还要带几个人去给兵背物，有时骗一些青年去当兵，他们去了，就不再回来了，父母多伤心。我五岁时，兵也来了，爸妈便带我去亲友处躲藏。

我躲了几次兵，记不清了。由于国家贫弱内战时发，外患就来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炸死了占领东三省的张作霖，其接班人又在北京，群龙无首，沈阳大营被日本占领了，不久日占东三省。后来军阀内战，又占热河省、察哈尔省、河北省北部，把兵摆在平津。1931年“七七”事变，日本要三个月灭中国，全面侵略中国，河北只有一个军，山东、山西在军阀分别占领下，所谓“中央军”也无法支援。“八一三”淞沪抗战，日本飞机到处投弹，当时我在南京二哥家中，警报全天都响着，二嫂怕得很，要逃离回乡，从此我先后逃日本兵七八年之久。

“八一三”次日晨，我陪二嫂等去芜湖的火车站，那里都是逃难的人，好不容易上车了，连座位也没有，车里很乱，好在不久就到芜湖了，那里发大水，住了两天，才坐船去九江，到九江后再坐火车到南昌，坐浙贡路车到老家。老家居民哪知中日战争呢？我们都忧心忡忡，日夜不安，除看报外，对抗日无贡献。日子很快过去了。

1938年春，我决定要去重庆，岳父母见我一定要走，急了；重庆离家里千里，且时局多变。母亲与我商量：要我去重庆前结婚，无奈，结婚了，但结婚时，听说日军占九江后要南下攻南昌。南昌若失，到后方更不易了。我便在结婚六日后逃离老家去重庆，到武汉，两个哥哥已去前线，家属到何处了都不知道。那时武汉居民已开始逃难了，我便跟他们大多数人一样逃往长沙。中大在长沙也有报考点，我去湖南大学问消息。碰到一个考大学的初中同学，他同几个熟人暂住湖大一个教室，要我去同住，我便住到湖大去了。那里有个考生，天天都在骂国民党，他女友在“战地服务队”工作，她们的队伍也住湖大，常往来。新中国成立后，碰到当年的一个室友，他告诉我那个女的当年去了延安，现在是外交部一位副部长的太太，她当时的男友当年是地下党员，在读大学时被捉，叛变了。

9月，我接中大入学通知，正要动身去重庆，忽闻日兵已占领岳阳，要南下攻打长沙。当时长沙守军作出“坚壁清野”的决心，为使日占长沙居无立足之地，准备放火烧了长沙。我得知之后，在大火前夕，爬上火车顶逃离衡阳。坐船、走路、坐车，花了十多天，才到桂西北的小镇“金城江”。那里有一条新建的简易公路，可去重庆。虽是小镇，但是去云、贵、川，无公交但有货车可坐。我在那里找了数天，终于找了一辆运棉花的车子去重庆。我便坐在棉花包上，手紧拉着绳子，颠颠坡坡地上路了，贵州当时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四川的道路更难，难于“上青天”，初入贵州，半天都见不到人，到下午两点钟，才看到一个有三五人家的小村，停车吃了饭后继续行。前面山更高了。车先上坡，后下坡，一个山头要走三四十个弯。车沿着一边石壁一边深谷，在不平的小路上前行，时常看到谷底下有出事车的残骸，心中很怕，只能更拉紧绳子，免得被抖下去。当时雨很多，要等天放晴，才能开车。有时车子坏了，要等后面的车夫帮忙修。有时赶不上就宿的地方，要早停。停车的地方一般有一个小旅馆，但大多是小民房改的，只有几个房间，人多了，只能睡在走廊的泥地上。睡时小事不少，有人钱丢了，有人包裹没有了。有一次我的鞋不见了。有时饭不够。怪事多多，不可尽言也。

11月底，我终于到重庆，住入旅馆后，发现连吃饭钱都没有了。诸兄弟不在重庆，远水救不了近火。有一个广州来的人，也是到中大读书的学生，叫我去吃饭，我不去，他看出我有问题，他说带钱比较多，可以借我一些，这钱帮我解决了大困难。

12月，我到柏溪报到，上学了。柏溪离重庆约六十公里，很安静。我以为逃难日子暂停了，谁知次年去沙坪霸本校后，几乎天天要逃避日机轰炸呢。原来日军无法攻入重庆，为迫使重庆政府投降，日军便采取乱轰乱炸的办法。当时，只要不下雨，每天十时左右日机一队就飞来重庆，把炸弹丢了，便大摇大摆地飞回去了。日机来了，我们便躲在学校底下的防空洞。起初日军只炸市区，后来我校也成目标了，有几次还扔下炸弹，有一次击中我的床，竟把我仅有的一点东西炸了。日军还有“疲劳轰炸”战术，因中国没有空军，日机常两三架一天来好几批，重庆一天到晚都在警报中，人们只能躲在防空洞里，连吃饭也没时间，但中国人不怕，都没被迫投降。从我到重庆起，1944年10月离开重庆去美国，五六年间共逃警报超过一千次。出国时，我乘美机险过喜马拉雅山，到印度，在孟买搭万吨轮去美国，经过印度洋时，据说还有日潜艇活动，我们每天天不亮起来，集合在甲板上，带上救生带，要到日出才散。这是我从1937年“八一三”起到此逃日寇的记录，已长达八年。

我妻结婚后一直留故乡读书。由于日军占杭州后，再无力分兵南下，便把它的前线划在萧山，老家还没被日军侵犯，距前线较远，十分平静。妻仍在当地读初中，毕业后本地无高中，竟到离前线较近的义乌去读高中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成抗日主力。

1942年，美机从关岛出发炸东京，由于当时最大的轰炸机飞到东京投弹后就回不到关岛了，便在中国浙东衢州修机场，作为其轰炸东京后降落的落脚点，并开始实行了。美机炸东京后飞到浙江找降落点，哪里找得到，汽油没有了，飞行员跳伞逃生，由浙民救起。这消息日军知道了，集中兵力，从萧山出发，沿浙贡铁道南下了。义乌离萧山不远，当妻与几个朋友乘小船绕小路逃时，谁知日机竟飞临头上，绕了几圈，她们把头盖在被里，听到飞机声，开机关枪扫射后走了，探头一看，离她几寸处，一串子弹烧穿了棉被。大家怕得发抖。后来告诉我此事时，她还有点害怕。走路、坐船、坐车终于逃到家中了。家中大小正准备逃往廿七都避难呢。她娘家离“过兵”路线有二十五里，较为安全，母亲见她回家，便要她带一个比她小八岁的侄女一起去暂避。谁知她逃到广渡，始知日军要过的村都被炸毁，听说她爸只穿一件小衫逃了，不知逃往何处。于是她们便回我家。回到家中，全家人都逃难去了，只有老妈不想逃，说她老了，不要紧的，叫她们快逃难去，她们不肯，要跟老妈，老妈急了，便跟她们一起逃。去廿七都，要过几条小河，妈小脚，是她俩背她过去的。在廿七都，也不太平，有一次，日本兵几十个人，竟来廿七都了，她们躲在山顶茅草里，看日军在半山的山路走了。不久听说，此次日军是从小路去仙霞关的，日军沿浙贡边境也是走小路，所去小村，先轰炸，兵过后再把小村烧毁。大军直向仙霞关去，没见抵抗，他们想过关去福建了。谁知中国军队在此关死守，日军多次攻击，都失败了，所以从保安、峡口这条大路撤退了，退时小股骑兵过我村时，住了两三天，把马放在新屋中，还把我们的被子、地毯等给马睡。我家的物品都被破坏了。临走时还放火，幸好日军匆匆走的时候，火势不烈，被留在村里的老人扑灭了。我妻娘家在这条小路上，先炸后烧，全村都灭了，没有娘家了，她在夫家待得也很不安。

1942年，我大学毕业时，美军已开始反攻了，中国也准备反攻，正在加紧培训呢。当时日机来袭次数少了，大多在夜里。

1942年秋，我从重庆中大经济系毕业，受聘进重庆国防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资委会办公处在重庆牛角坨马路南嘉陵江边，离其宿舍颇远，来回很不方便，但距我二哥、四哥住屋却近在咫尺。时四嫂回江山探亲，四哥在朝天门中信局上班，来回也不方便，已迁往单身宿舍居住。其住房正好空着，我便与同学、同事、好友严晋（君默）迁入暂住。至9月我拿到工资，看来可叫爱妻来渝团聚了，便寄了一封书信叫妻前来重庆。妻接到信就准备赶来了。时有峡口姜绍模一家也要去重庆，妻便跟他们于11月初动身来渝了。在路上奔波月余，经闽、赣、湘、粤、桂、黔、川七省，在1943年春节前来到重庆。妻到重庆后就住在四哥房子里，和我团聚在一起了，久别重聚，其欢乐无以名状。时四哥有一个朋友，新任中信局某处处长，可能招人，四哥便介绍我妻去应聘，面试很顺利，不日就去上班了，月工资比我多一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