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其启示(2)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就中国应实行片面还是全面抗战路线、抗战时期能否发展民主、独立自主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展开了持续论争和斗争。这期间，毛泽东、朱德等系统阐述了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争取外援而不依赖外援”等思想；针对轻视甚至污蔑游击战争是“沉睡在中世纪的”“农民底战术”等论调，指出八路军应发挥“能起决定作用”的“拿手好戏”， “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等战略战术思想。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抗战之初妄图融（溶）共，抗战相持阶段限共反共；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迁就国民党；中间势力对国民党寄予过高期望，认为只有“统一一切思想、意志、政见，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于中央，且掌握于最高领袖之下……方能胜敌图功”，甚至，号召各党派“支持国民党政治主张而自愿解散组织”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斗争，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说服教育了中间势力，牢牢把握了党对人民的抗日领导权，并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走向成熟。抗战后期，各党派就抗战胜利后的建国目标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主张组织联合政府。蒋介石公开宣称： “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的《两个中国之命运》是论争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整顿党风过程中，就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是否犯有“左”倾路线错误、抗战初期是否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抗战中能否争取民主等问题产生了争论。在深入研讨的基础上，1945 年4 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全党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经过学习、争论达到统一。

抗战中的论争极为复杂，但基本上是围绕着如何争取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展开的，因此，论争的主题是“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命运”。

1.1.5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解放战争中的论争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同苏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就战后国际形势是否有利于中国革命、中国内战的责任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制止中国内战的根本途径是中国共产党放弃还是壮大人民武装、中国革命是否会导致中华民族“灭亡”等问题产生了争论。期间，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就中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奔走呼号，中国共产党和多数民主党派一度主张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多党派联合政府，而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

1947 年秋，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嬗变，中国共产党改变建国方略，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的口号，决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可是，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仍幻想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争论直到1949 年6 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10 月新中国成立才告终。此外，其他政治主张的论争也在进行中。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以“和谈”换取喘息之机，国际上有人希望中国“划江而治”，一些人士提出对反动派实行“仁政”，反对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存在仅满足于蒋介石下台的错误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力排众议，对各种错误言论予以批驳和劝说，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

解放战争时期的论争紧紧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而展开，论争传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人民共和国方案深入人心。

1.2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论争的特征

纵观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可以看到隐含其中的一些特征。主要是以下几点。

1.2.1 论争紧紧围绕“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革命”而展开

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人民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而“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革命”成为首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各革命阶级、政党等政治生活的主题。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不计其数，论争的主体、论点等各不相同。但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是否适合中国、中国是否需要彻底革命、革命成功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论争贯穿始终。这期间，关于创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掀起一场什么样的革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争取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论争，都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之争，归纳起来都是“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革命”之争。

1.2.2 论争的焦点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论争的历史发展过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创新进程高度一致，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例如，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否需要主义之争；接着发生的“社会主义之争”，进展为采用哪种社会主义之争；再接着发生的建党原则之争，发展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之争。论争主题先后承继，环环相扣。再如，在国民革命中发生了共产党是否需要掌握革命武装、是否需要发动土地革命等之争，而这些问题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内基本上不再成为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进一步发展为如何领导工农革命、武装革命走什么样的道路等之争。

1.2.3 论争的理论创新进程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相一致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他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集中体现，而这些著作大多数是在批评党内外种种错误思潮和倾向的过程中写成的。以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毛泽东选集》第1、2 卷为例，其中2 ／3 以上文稿的题注都明确地说，文稿是毛泽东为反对和批判党内外种种错误思潮和倾向而写的，是争论和斗争的结果。这些题注当然体现了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思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两条路线斗争史等观点的影响。但是，它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充满着论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同种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2.4 论争经历了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党外转向党内，又由党内转向党外的过程

从主题、主体和参与者来看，论争经历了主要由党外转向党内，又由党内转向党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论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国民革命时期的论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等的论争。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论争主要发生在革命阵营内部，包括共产国际、联共（布）和赤色职工国际等，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抗日战争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党内发生了反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等论争，但论争主要转向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青年党、反动文人、部分中间人士等之间。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论争很少，论争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其他党派、人士等关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否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之争。

1.2.5 论争主要同资产阶级展开，尤其是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中走过

近代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上是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尤其是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中走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之争；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抗战时期国共关于抗战领导权、建国方案等争论；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政治协商会议上的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反对中间路线的斗争，等等。这些论争和斗争归根结底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论争和斗争，且多是处理国共两党关系的论争和斗争。

1.3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论争的启示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既对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发展等起过推动作用，也留下了深刻教训。

1.3.1 论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一，应鼓励和引导平等的论争

如前述及，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起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革命理论创新等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之一。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看，论争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易于扩大影响，传播思想；论争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催生新思想；论争的结论来自严密推论和辩解，更加严谨科学。可见，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引导平等、说理的论争，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而回避论争、害怕论争、禁止论争都是不可取的。

1.3.2 需努力构建处理内部论争的机制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党内论争方面有过一些成功的做法。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军党内就党与军队、前委与军委关系等争执不下时，陈毅赴上海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汇报工作并在中央的指示下解决了红四军党内的论争；抗战时期，因王明有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和执行所谓新策略的背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派任弼时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抗战的情况，在争取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顺利地纠正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延安整风中，鉴于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组织高级干部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在此基础上逐渐统一了认识，并由中央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将其确定下来，等等。这些好的做法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分歧和论争的宝贵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然而，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因没有解决好党内论争的机制，处理论争也留下了很多教训。譬如，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严重，往往听不进甚至不许他人提反对意见，使党内分歧和争论无法妥善解决，他同李汉俊的关系因建党原则之争而恶化，他压制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当众撕毁任弼时向中央所提交的意见书等；1927 年4 月，中国共产党五大就革命若干问题连续争论几天毫无结果；1929 年5 月至9 月，在红四军党委的一系列会议上，同样发生连续争论数日而无结论的现象。

这些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是一把双刃剑，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等带来危害。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没有充分的条件构建正确处理党内论争的机制。在稳固执政60 多年的条件下，我们党应在这方面作些探索。

1.3.3 克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论争中坚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理论修养、驳斥了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歪曲和污蔑、克服了革命阵营内部的错误倾向、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产生。

当今中国存在的两种倾向须引起重视：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主义态度。一些党政干部只是口头高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缺乏基本的理解和把握，根本谈不上真正信仰和践行，一些学者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当作职业，当作谋生、牟利的工具，自身将信将疑，甚至拜神信佛。二是妄加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甚至根本就不懂，却对马克思主义妄加批判，高校思政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理论学习活动越来越缺乏活力和吸引力。因此，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积极应对。

总之，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发生了系列论争，论争有着鲜明的主题和特点，深入研究其作用、特点和教训，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