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君士坦丁时代(2)

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了东罗马帝国商业贸易的兴起，一方面，农业生产（包括畜牧业和渔业）为城乡工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农副产品和原料，为集中在大、小城镇的手工业、国内外商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城乡经济交流的加强和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也为国际商业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早在百余年前就已经兴起的东西方贸易此时更加活跃，东地中海世界逐渐形成了以拜占庭城、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国际商业贸易区，其中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由于控制东西南北海陆交通的汇合点而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性。来自中国、印度的丝绸、香料和宝石原料，埃及的纸草和谷物，叙利亚的兵器和织物，来自古罗斯平原的原木、毛皮和蜂蜡以及来自撒哈拉以北非洲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多在这些城市的集市上交换，并转运至欧亚各地。古城拜占庭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被形象地比喻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罗马帝国东部相对多样化和稳定的经济状况使3世纪危机对这个地区社会生活的冲击大为缓解。

经济稳定也提高了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中上层分子特别是富有的商人纷纷迁居到帝国东部，甚至帝国皇帝也越来越喜欢其东方行宫，皇帝戴克里先生前大部分时间住在其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尼科米底亚城行宫，其后的许多皇帝如马克西米安、伽列里乌斯和李锡尼也都把自己的行政中心搬到东部地区。帝国政治中心向东地中海转移的趋势在君士坦丁大帝将古城拜占庭改建为新罗马的宏伟计划中达到了顶峰。西罗马帝国在这一时期政局动荡，帝国故都罗马城屡遭蛮族洗劫，原有的帝国行政中心被迫先后迁移到米兰和拉韦纳。晚期罗马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绝不是由个别皇帝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东、西部政局演变的巨大差异使然。正是东罗马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吸引了罗马帝国统治阶层离开西部定居东部，而政治中心的东移也促进了东罗马帝国专制统治的形成与发展。

东地中海世界的古代文明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曾达到这个地区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随着马其顿扩张和亚历山大东侵，先进的希腊文化得以传遍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并得到该地区各民族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的民族载体主要是希腊人和希腊化的民族，而希腊语则是其主要的交流工具。早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被征服的东地中海民族就将罗马帝国当局视为敌对的外族统治，并经常发动起义，企图摆脱外族统治。尖锐的民族矛盾一直是令罗马帝国统治集团头痛的问题。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极大地促进了不同于古代罗马文化的东地中海文化发展，并由此揭开了一种中古新文化发展的序幕。

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相对稳定也使东罗马帝国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同于西罗马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古代罗马世界，并广泛流传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至3—4世纪时，它已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宗教逐步演化成为受统治阶级推崇的宗教，其早期的性质、社会基础、教义、教会组织和教规礼仪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益与罗马帝国政府合流。4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的《米兰敕令》和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不仅授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和许多特权，而且强行通过三位一体的信仰为正统教义，使基督教获得了实质上的国教地位。早期基督教的五大教区，除罗马教区外，其余四大教区都在东罗马帝国，而此时的西罗马帝国仍然普遍信仰古代的多神教。基督教的发展和传播给普遍存在对现实生活绝望的社会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

总之，由于西罗马帝国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冲突严重，帝国已经崩溃，因此在日耳曼民族入侵的打击下归于灭亡。而东罗马帝国社会矛盾冲突相对缓和，帝国气数未尽，因此能够渡过危机。显然，罗马帝国东、西部自3世纪以后开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东西罗马帝国社会转型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方式这一点已经为学者所公认，但是，这一过程究竟始于何时却是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晚期罗马帝国的全面考察认为，将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成并启用新都——新罗马作为东罗马帝国的起始年代比较接近历史事实。

二、君士坦丁王朝的统治

1.君士坦丁王朝的建立

君士坦丁王朝（324—363年）由君士坦丁大帝创立，统治时间仅30余年，历经5位君主。该王朝存在时间虽短，却由于它作为拜占庭历史上第一个王朝而在拜占庭国家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王朝创立者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期间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大计对整个拜占庭历史影响深远，确定了拜占庭帝国此后发展的方向，其各项举措也成为此后拜占庭帝国的基本国策，影响长达千余年。至少在他统治后的200多年里，他推行的军国大政方针没有发生重大转变，以至于人们称这个时期为“君士坦丁时代”。君士坦丁生于272年，其父君士坦提乌斯一世为罗马帝国东方达吉亚行省人，与帝国皇帝克劳狄二世（Claudius II，268—270年在位）有血缘关系，行武出身，官至达吉亚行省总督，后升为高卢大区的大区长。皇帝戴克里先实行四帝共治制改革以后，任命他为四区长之一，称为凯撒，统领高卢大区全部兵马，主持该大区事务。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退位后，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成为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主宰。

君士坦丁自少年时代即随其父经历了军旅生涯，青年时便从军作战、指挥部队，在艰苦的军事生涯中锻炼了坚强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在晚期罗马帝国各路军阀勾心斗角的血腥较量中，他一度作为人质被扣押在戴克里先部下，伽列里乌斯即位后更加紧了对他的限制，千方百计阻止他回到其父控制的高卢大区，残酷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培养了他精明的头脑和组织才干。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从东方大区巧妙脱身的君士坦丁于同日在不列颠被部下拥立为皇帝。当时，罗马帝国军阀混战，几个正副皇帝之间相互争权夺利、钩心斗角，时而爆发血腥的厮杀。君士坦丁周旋在各派势力之间，先是获得伽列里乌斯的支持，得到凯撒（即副皇帝）的称号，后又与马克西米安结盟，使其皇帝地位得到正式承认，称奥古斯都。为了完成首先统一帝国西部、进而统一整个帝国的政治雄心，他联合帝国东部皇帝李锡尼共同进攻帝国西部政敌马克森提乌斯，于312年彻底击败后者，成为西部唯一的皇帝。在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斗争中，他充分展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才能。他强化对军队的控制，完善军事建设，在其统治的区域内，轻徭薄赋，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从而极大地加强了自身的实力。324年，他在帝国东部阿纳多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将昔日的盟友和妹夫李锡尼击败，迫使其投降，后将其处死在塞萨洛尼基。这样，君士坦丁就成为帝国唯一的皇帝，完成了统一帝国的事业。

胜利后，君士坦丁大帝立即着手建立王朝，他一改晚期罗马帝国皇帝任命皇位继承人的拟制血亲制度，抛弃了在位皇帝收养“义子”的传统习俗，而是任命其两宫皇后所生的4个儿子为副皇帝，作为其皇权继承人。这一举措可以被看作是罗马帝国皇帝继承制度的重要改革。在此之前，虽然个别罗马帝国的皇帝曾经将皇位传给其直系亲属，但具体过程仍然没有超越传统做法。换言之，罗马帝国传统的皇帝权力继承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君士坦丁的做法是将皇权当作皇帝个人的私有权利，皇帝不再是帝国公民的公仆，因此，它可以也必须像私人财产一样传给具有血缘关系的后代。君士坦丁大帝即位前曾娶米奈尔维娜为妻，生长子克里斯普斯，即位后又娶年轻美貌的福斯达为妻，生3男2女（有资料说3女）。为了维持家天下王朝和传承皇权，他于317年3月1日确定其长子克里斯普斯和次子君士坦丁二世为皇帝继承人，任命他们为凯撒。但是，他寄予厚望且战功卓著、能力超群的长子却因被怀疑与其年龄相近的后母福斯达有染，或因涉嫌某件无从考证的重大罪案而于326年被突然处决。此事对君士坦丁大帝打击很大，为保证王朝统治持续不断，他先于324年任命第三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凯撒，后于333年任命第四子君士坦斯一世为凯撒，这样，在其统治晚年，他的3个儿子均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为了防止在他死后几个兄弟之间发生争夺皇权的冲突，君士坦丁大帝在337年临终病故之前，在尼科米底亚行宫，为其诸子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即由君士坦丁二世控制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地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控制色雷斯、西亚和黑海地区，由君士坦斯一世控制意大利、非洲、达吉亚和马其顿等地区。但是，新的皇帝继承制度并没有解决政治稳定问题，君士坦丁大帝刻意创立的血亲世袭皇权制度还需要时间加以完善，他去世后，皇家内部即爆发了兄弟间的厮杀。皇家内讧最终导致君士坦丁大帝直系血亲继承人和家族男性继承人大部分被杀，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尤利安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婿和外甥。

君士坦丁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古拜占庭帝国王朝历史的开始。君士坦丁大帝制定的政策确定了王朝内政外交的方向，不仅在该王朝统治期间得到了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此后几个王朝坚持的治国方针。在该王朝的诸项“政绩”中，首先应该提到其基督教化政策，其影响极为深远，贯穿拜占庭帝国千余年历史。

2.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

综合考察君士坦丁一生的政治活动，我们可以大体将其划分为3个时期，即306—312年巩固皇帝地位和增强其割据实力的阶段，312—324年扩张势力进而统一帝国阶段和324—337年强化君士坦丁王朝中央集权阶段。他推行的基督教政策即围绕上述3个时期的政治目的，为实现其最终政治目标服务。

君士坦丁在约克郡被其父部下拥立为帝是第一个阶段的开端。当时，他面临着险恶的形势，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此消彼长，他在高卢地区的权力随时受到东方统治者的威胁，其帝位兴废系于毫发。早在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受命统领高卢大区兵马、独立治理高卢大区事务时，君士坦丁就被送往戴克里先的宫廷中，名为培养教育，实为充当人质，受到严密的监视。戴克里先于305年宣布退位后，控制帝国东部的伽列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分别升任为帝国东部和西部皇帝，前者为制约后者，千方百计阻止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父子汇合。君士坦丁作为继承人原则上应被任命为新的凯撒，但是在幕后操纵的太上皇戴克里先却另外选择了马克西米努斯（Maximinus）和塞维鲁（Severus）分任帝国东部和西部凯撒职务，继续将君士坦丁当作人质扣留在伽列里乌斯的宫中，以此制衡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的力量。君士坦提乌斯一世去世后，君士坦丁虽然被军队拥立为帝，但是其地位并不稳固。首先，在军阀割据的几大势力中，君士坦丁的力量相对弱小，一则其辖区高卢地区比帝国的伊利里亚、东方和意大利诸大区疆域小，资源少且气候寒冷，加之开发较晚而相对落后贫穷；二则其控制的军队人数比较少，士兵的素质远不能与训练有素的其他大区军队相比。其次，其权力是通过士兵拥立的非法途径获得的，被其他皇帝看作是“篡权”，他必须获得太上皇戴克里先等人的认可。由于君士坦丁的政治地位相当脆弱，他必须在诸强中找到强大的支持力量，作为其称帝的坚强后盾。可以说，巩固称帝的成果，加强称帝后的政治地位是君士坦丁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目标。

君士坦丁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采取精明的外交手段。他以十分恭敬的口吻致信合法皇帝伽列里乌斯，称其为“我的主子”，以表明自己承认其最高皇帝的地位，在通报君士坦提乌斯一世病故的同时，提出继承其父职权的要求。而后，他积极发展与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的联盟关系，争取其在帝国东部部分省区和意大利的强大势力的支持，甚至娶马克西米安之女福斯达为妻，通过政治联姻扩大实力，终于获得合法皇帝对其地位的正式承认。他在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和在高卢地区推行富国强兵措施的同时，通过多项保护基督徒的法令，明令辖区军政官员在对基督教执法中减少流血冲突，争取民众支持，从而揭开了其基督教化政策的序幕。他继位后立即在不列颠、高卢和西班牙等辖区取消了前朝皇帝颁布的各项迫害基督徒的法令，下令各地军政官吏停止迫害行动，要求他们尊重基督徒的信仰自由。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以愤怒的口吻斥责其他大区的士兵仅仅因为信仰不同而对人民采取野蛮残暴的行径。“在君士坦丁对这几个高卢省份实行有限统治的时期，他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一直受到这位君王的权威和他所制订的法律的保护”。事实上，君士坦丁之所以采取保护基督教的政策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是纯粹出于虔诚的信仰或因信仰而产生的仁慈，而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总形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