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君士坦丁时代(8)
哥特人对拜占庭帝国上层社会的威胁虽然被解除，但是，仍有大量哥特移民活跃在巴尔干半岛，他们和来自小亚细亚的另一支蛮族伊苏利亚人成为5世纪拜占庭国家新的威胁。拜占庭皇帝弗拉维·芝诺（Flavius Zeno，474—491年在位）统治时期，对这两股蛮族势力采取坚决措施加以限制。一方面，他派出精兵良将对伊苏利亚人进行无情镇压，扫荡其在小亚细亚的根据地，平毁其军事据点，并清除军队和政府中的伊苏利亚人。另一方面，他拉拢说服东哥特人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eric the Great，即狄奥多里克大帝，454—526年）带领难以驯服的哥特人前往意大利，代表帝国皇帝平息西哥特人的反叛。当时西哥特人在奥多亚塞（Odoacer，476—493年在位）领导下灭亡了西罗马帝国，自立为帝。弗拉维·芝诺这样做可以一箭双雕，达到既能祸水西引，最终消除东罗马帝国的哥特人祸害，又可借刀杀人，平息意大利的哥特民族骚乱。488年，狄奥多里克率东哥特人横渡亚得里亚海进攻西哥特人，临行前，曾在拜占庭宫中作为人质的他，向弗拉维·芝诺表示：将把被征服的意大利“作为您赠赐的礼物加以掌管，我不像那个您所不佐的人（指奥多亚塞），降服您的元老于其伪权之下，奴役您的部分王国”。这样，在狄奥多西王朝及其后的利奥王朝统治期间，早期拜占庭帝国就基本解决了蛮族入侵的问题，而没有像西罗马帝国在蛮族入侵的打击下最终灭亡。
3.狄奥多西一世的后人和利奥王朝
狄奥多西一世的后人在治理国家中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建树，其两个儿子阿卡狄奥斯和霍诺留均为无能之辈，两人性格相近，前者受东部大区长鲁菲努斯控制，后者受西部军队总兵、皇亲斯提里科（Stilicho，约359—408年）控制。鲁菲努斯代表了帝国朝野贵族势力，而具有汪达尔人血统的斯提里科则代表了当时逐渐构成帝国军队主力的蛮族军事势力。他们在治国安邦中毫无作为，却使宫廷斗争愈演愈烈，宫廷贵族和官宦势力开始逐步左右朝政。他们暗中鼓动已经定居在多瑙河下游地区的西哥特人发动叛乱，致使哥特人首领亚拉里克（Alaric）势力坐大，在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大肆洗劫。狄奥多西王朝既无杰出君主，也无适当的传位后人，其统治很快被利奥王朝取代。
利奥王朝的创立者是利奥一世（Leo I the Thracian，457—474年在位），他出生在伊利里亚大区达吉亚省，行武为生，官至塞林布利亚地区巡逻队长。因其作战勇敢，被当时控制帝国军权的阿斯巴提拔到宫廷中担任禁卫军队长。狄奥多西王朝末代皇帝马尔西安死后，阿斯巴推荐利奥为皇帝，旨在控制朝政。登基后，利奥一世为摆脱阿斯巴的控制，请君士坦丁堡大教长阿纳托留斯（Anatolios，449—458年在任）为其加冕，从而首开大教长在皇帝登基大典上为皇帝加冕的先例。蛮族军事贵族阿斯巴于468年取得打击匈奴人胜利后，更加骄横，不可一世，与利奥一世强化皇权的政策发生冲突。利奥一世联合朝野反哥特人势力，特别是重用伊苏利亚军事将领弗拉维·芝诺，为剪除阿斯巴势力做充分的准备。他将女儿阿利雅得尼（Ariadne）嫁给弗拉维·芝诺，通过联姻加强政治军事联盟后，任命其女婿为军队总司令，进一步剥夺了阿斯巴的军权。
471年，他设计诱杀了阿斯巴及其子，清除了宫廷中的哥特人势力。但是，伊苏利亚人军事力量的兴起和弗拉维·芝诺进入皇室对拜占庭帝国又产生了新的威胁。利奥一世于474年病故，临终前为其6岁的孙子利奥二世（Leo II，474—474年在位）加冕，以此防范军事贵族左右朝政。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并未实现，相反却把其孙子的性命搭了进去。因为利奥二世于474年被迫为其亲生父亲弗拉维·芝诺加冕，数月后，便神秘死亡，弗拉维·芝诺合法地继承了皇位。围绕小皇帝的死亡，皇室内爆发了新的斗争，利奥一世的遗孀怀疑弗拉维·芝诺害死了她的外孙（也是弗拉维·芝诺的亲生儿子），因此与其兄弟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475—476年在位）联合起兵打击弗拉维·芝诺，迫使后者逃亡伊苏利亚故地。只是由于其他蛮族部落的协助，弗拉维·芝诺才于476年重登帝位，再度控制了朝政。击溃皇后党人后，弗拉维·芝诺将巴西利斯库斯困死于其避难的修道院。长期的宫廷斗争严重影响了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实力和对外战争，利奥王朝不得不通过重金收买说服东哥特人领袖狄奥多里克（Theodoric）放弃在希腊地区的抢劫活动，转而进攻意大利。同时，他们与汪达尔人达成和平协议。
但是，以阿利雅得尼公主为代表的利奥皇族不甘心失败，她联合被称为“双色眼人”的安条克大主教阿纳斯塔修斯与弗拉维·芝诺展开激烈斗争，粉碎了后者计划扶植其弟弟郎吉诺斯（Longinos）继承皇位的企图。她于491年设计害死弗拉维·芝诺，为其母亲和舅舅报仇后，立即与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us I，即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年在位）结婚，并辅助他平息了伊苏利亚党人的叛乱，维持统治达27年之久。阿纳斯塔修斯虽然不是利奥家族成员，但是他能力超群，治国有方，统治期间积极从事财税制度改革，发行优质铜币弗里司（Follis），并变国有土地为皇家产业，扩大了国家税户，国库因此充盈。515年阿利雅得尼病故，两年半后阿纳斯塔修斯也撒手人间，利奥王朝统治结束，同时也标志着君士坦丁时代的结束。
经历了皇党与哥特军事贵族之间、后党与伊苏利亚党之间的血腥内讧后，拜占庭帝国继续保持了君士坦丁大帝确立的帝国发展方向，继续坚持王朝最高权力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不仅强化了中央集权皇帝专制制度，而且开创了基督教涉足皇权继承的惯例，彻底解决了蛮族军事势力控制帝国最高层的危险倾向，君士坦丁时代的各项历史任务得到了比较圆满的完成。
四、精神文化生活
君士坦丁时代是拜占庭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200多年时间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文化经历了复杂剧烈的变化，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古代的东方文化和新兴的基督教文化在这里经过相互间的撞击、渗透和融合，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它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多样的表现形式、稳定的民族载体、全面的文化成就和巨大的影响力。早期拜占庭国家在推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宗教政策的同时，也注意开展文化活动，通过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达到强化专制统治的目的，可以说，文化发展构成了此期拜占庭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
早期拜占庭国家特别注意继承古典文化的遗产，这是因为皇权专制统治需要从传统中寻求精神力量，从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得到民众的认同。同时，拜占庭帝国的兴起有助于文化活动的开展。君士坦丁堡以其安全和繁荣吸引了整个罗马帝国的知识界人士，原先集聚在故都罗马的文人学者和分散在地中海世界各个角落的艺术工匠纷纷涌向帝国新都。他们带来了大量的图书文物、艺术杰作，丰富了首都的文化生活，他们对古典文化的狂热追求促进了新国家崇尚古典知识的文化氛围。为了集中保护古代遗留下来的图书手稿，中央政府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国家图书馆，其任务不仅包括整理、抄写古代书籍，而且广泛收集民间藏书。这座图书馆很快就发展成为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第二大国家图书馆，藏书达12万册，其中多数为古典书籍。翻译和注释古代作品也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在数百年希腊化的过程中，东地中海不同民族在接受希腊文化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古希腊语经典和标准的古代语言，使这种流行在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国际语言呈现语法混乱、地方俚语方言混杂的现象。当时，古希腊语对于使用中世纪希腊语的拜占庭希腊人来说也很艰深难懂。正因为如此，对古典文史哲和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注释就显得十分必要，也是在整理翻译古典作品的过程中，形成了古典希腊罗马著作的几大译本体系，即以亚历山大用语为基础的柯普特语译本和以君士坦丁堡用语为基础的希腊语译本，以及以安条克为中心的叙利亚文本。流传至今的古希腊罗马作品大多是从这几种译本翻译成近现代通用语言的。古代杰作的翻译有助于古典文化的普及，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形成了浓厚的尚古风气，人们积极学习古代语言，搜集古代图书，翻译古代名作，研究古代哲学和背诵古代文学戏剧。
4世纪著名诗人塞米斯条斯（Themistius，317—388年）和4—5世纪亚历山大里亚最负盛名的女学者希帕提娅（Hypatia，355/360—415年）是当时众多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为了发展世俗学术，皇帝尤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61—363年在位）下令进行全国统考，招聘国立学校教师。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正式建立君士坦丁堡大学，开设哲学、法律、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当然，建立国立学校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补充庞大的帝国官僚机构的需要，但是，在客观上却起到了繁荣文化生活的效果。基督教文化在这个时期也有重要发展，特别是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古代东方神秘主义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文化。由于拜占庭政府的基督教化政策，许多学者致力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结合，使宗教文化迅速发展，出现了大批基督教文史著作和圣徒传记，神学论文和对话集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文学创作形式，宗教书籍开始充斥各个图书馆，尤其是教堂和修道院图书馆发展极快，大有取代国家图书馆之势。同时，基督教艺术家逐渐放弃了古典作家注重自然景物的审美观念和创作手法，宗教的抽象艺术风格也逐渐取代了先前的世俗倾向。在此过程中，拜占庭帝国形成了几个重要的基督教文学中心，其中有小亚细亚的卡帕多利亚地区、叙利亚的安条克和贝利图斯城（今贝鲁特）、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和加沙城、巴尔干半岛的塞萨洛尼基城和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一批基督教文学家闻名遐迩，他们的作品走红一时，例如，被时人称为“卡帕多利亚三杰”的巴西尔（Βασιλειο？ΟΜεγα？，330—379年）和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Νυσση？，335—394年）兄弟，以及他们的朋友神学家格列高利（Γρηγοριο？Ναζιανζηνο？，329/330—390年）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基督教文化与世俗古典文化并不是尖锐对立的，当时著名的作家几乎都是教俗文化兼通的大学者，例如，巴西尔青年时代就在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最好的文法学校接受系统的世俗教育，精通古典文学，后来投身于新兴的“新亚历山大学派”文化活动，致力于用古典希腊哲学概念思考和解释基督教教义。神学家格列高利也是拜占庭帝国最有名的世俗学校的毕业生，对古代戏剧和诗歌颇有研究，后来从事基督教文学创作，留下大量模仿古典叙事诗的宗教散文和神学教义论文，其中长篇散文《关于上帝的生活》是当时基督教文学的代表作，在拜占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叙利亚的著名作家“金嘴”约翰（John Chrysostom，347—407年，即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约翰一世）被后人认为是教俗文化结合的典型代表，他极有创作和演说才能，思维敏捷，作品富有逻辑性，据记载，这些优点全是得自其早年在著名世俗学校接受的系统教育。他一生著述颇丰，留下了大量论文、散文、诗歌、演讲词和书信，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致许多拜占庭作家模仿他的作品。
一位拜占庭诗人是这样评价他：“我曾读过他上千篇布道词，它们渗透着无以言表的甜美。自年轻时代，我就敬慕着他，倾听他的演讲，那好似上帝的声音。我知道的一切和我的一切都属于他。”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也是一位不可不提的重要文史作家，他一生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其中《教会史》、《编年史》和《君士坦丁大帝传》是他的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保持了古典希腊历史作品的写作风格，既是拜占庭教会史的开山之作，也是拜占庭教俗历史撰写的范本，不仅成为后代拜占庭历史作家的学习榜样，而且是研究君士坦丁时代的现代历史学家必读的史料书籍，在拜占庭文化史上占有首屈一指的重要地位，他的作品目前大多有英文译本。君士坦丁时代文人学者众多，各种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这里难以一一详述，本书将作专门叙述。总之，君士坦丁时代是早期拜占庭国家在剧烈动荡的社会转型过程中，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革，努力探索在困境中求发展，从危机中找出路的历史时期。应该说，这一时期以君士坦丁大帝、狄奥多西一世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代表的拜占庭皇帝初步解决了拜占庭国家形成初期面临的各种难题，确定了拜占庭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奠定了中世纪拜占庭社会演化的基础，基本上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