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君士坦丁时代(6)

事实上，君士坦丁的行政改革是在戴克里先改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继续保持了戴克里先改革所确立的君主专制制度，不仅继续在宫廷中实行皇帝崇拜礼节，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君主权。君士坦丁还利用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争取民众支持，鼓励基督教信徒神化皇帝的活动。为了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军阀割据的现象，他废除了戴克里先曾推行的四帝共治制，将包括高卢、意大利、伊利里亚和东方大区在内的整个帝国重新进行行政区划分，分别置于由皇帝任命的大区长的管辖之下，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直辖市，所有大区和直辖市均由中央政府严密控制。大区再进一步划分地区，东方大区包括埃及、东方、滂底斯（今黑海）、亚细亚和色雷斯5个地区；伊利里亚大区包括达吉亚和马其顿两个地区；意大利大区包括亚平宁半岛、北非、达尔马提亚、番诺尼亚、诺里库和莱提亚等地区；高卢大区包括高卢（今法国）、不列颠（今英国）、伊比利亚（今西班牙）和毛里塔尼亚4个地区。地区由行省组成，行省的军政权力分别由皇帝任命的行政和军事官员掌握。戴克里先实行改革以前，罗马帝国仅有57个行省，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帝国后，行省的数量上升到96个，君士坦丁改革后行省的数量增加到120个左右。大区、地区和行省不仅数量常变，而且，其边界区域也不固定。此外，所有的地方官员均由皇帝亲自任免，使他们直接效忠皇帝，对皇帝个人负责，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杜绝地方官员培植个人势力，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同时，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有效地制约了各级官员权力的膨胀。

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君士坦丁扩大朝廷各部门权力，完善中央政府管理体制，增加朝廷官吏数量，并把许多原来由地方控制的权力收归中央部门管理。最初，君士坦丁堡市长是中央政府中权力最大的官员，几乎控制首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不久以后宰相取代了君士坦丁堡市长的地位，实际控制朝廷各部官员的活动。宰相之下设立财政税收、邮政交通等主管部门，他还控制着1200名钦差大臣，这些钦差大臣是中央政府加强地方控制的工具，他们随时将监视地方官员动向的报告提交给宰相。宰相还负责指挥御林军和近卫军，确保皇帝的人身安全和首都的正常生活秩序。皇家总管也听命于宰相，负责皇室房地产的经营和内宫事务。邮政大臣的职责既包括信件往来，也包括道路修筑和皇家驿站的管理，还包括外国君主和信使的迎来送往。财政部是宰相府中第一大部，财政大臣则是宰相之下最重要的官员，由两名地位相同的大臣担任，主管全国税收和国家财政收支事务。大法官是与宰相和君士坦丁堡市长同样重要的官员，负责为皇帝起草法律文件，帮助皇帝处理司法审判，并掌管皇帝的印玺。此时的元老院成为真正的皇帝咨询会议，其过去拥有的立法权逐渐丧失，其对帝国行政事务的影响力迅速削弱，但是，它在帮助皇帝立法方面仍然发挥不可小视的作用，特别是在人民起义和皇帝意外死亡等非常时期，元老院将决定新皇帝的即位。君士坦丁大帝去世时，元老院约有2000名成员。为了稳定中央政府的贵族和高级官吏，君士坦丁大帝制定了新的等级条例，并根据等级的高低，发放薪俸和赏赐财产。

君士坦丁行政改革的方向和成果基本上为其后的皇帝所沿袭，特别是在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统治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罗马旧贵族的反抗，削弱元老院的权力，加强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8—450年在位）在位时还组织法学家编纂了著名的《狄奥多西法典》，该法典于438年正式颁布，它将君士坦丁大帝以来百余年历代君主颁布的法令汇集成册，从而以法律的形式巩固和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改革成就，也为继续推行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部法典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查士丁尼时代，才被《罗马民法大全》所取代。

君士坦丁大帝推行的改革稳定了战乱后的城乡社会，经历血腥战争统一的东罗马帝国亟需进行制度建设，君士坦丁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不断完善着新国家的制度体系，逐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行政与军事、世俗与教会、城市与乡村等多种关系，使得士农工商各业进入大一统中央政府管理下的稳定环境中，秩序得到恢复，生活重归常态。“城市、集镇、村庄和修道院都是相互依存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它们通过贸易彼此沟通，并因政治和宗教体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已经基督教化了的各个部分支撑着希腊罗马世界的基本机构，繁荣的城市植根于它们所依赖的广大乡村之中，反过来乡村也依赖着城市”。

5.蛮族问题

蛮族入侵是早期拜占庭国家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4世纪末，日耳曼各部落在匈奴人的进攻压力下加快了向西迁徙的速度，拜占庭军队几乎无法阻挡他们涌入帝国的浪潮，拜占庭统治者认识到使用武力解决不了哥特人问题，因此采取接纳和利用蛮族的政策。君士坦丁大帝接受哥特人为帝国的臣民，允许他们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垦荒，交纳赋税，提供劳役和军队，而且大量使用哥特人雇佣兵，在帝国军队中建立哥特人兵团，吸收哥特人担任军官，甚至担任高级军职。

哥特人进入拜占庭社会生活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随着哥特人的迁徙，在拜占庭国家经济中增加了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方式，即普遍存在于日耳曼各部落的农村公社。根据《日耳曼尼亚志》记载，日耳曼人农村公社制度早在1世纪就已经存在，在农村公社中土地公有，由公社按照家族人口和身份地位进行分配，“他们每年更换新地，但土地还是很多”。

晚近学者研究认为，此时的公社属于大家庭公社阶段。到4—5世纪时，日耳曼人在入侵罗马帝国过程中，其原始公社的社会制度逐渐瓦解。其中与拜占庭人接触最多的哥特人发展速度最快，其农村公社经济生活制度已经相当成熟。由若干大家族组成的农村公社基本保持土地公有的习惯，由公社将新定居地区的土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以个体家庭劳动为基础，由家庭经营。如果没有新的迁徙活动和重大变迁，土地一旦分配即由公社成员连续使用，而不必每年重新分配。农村公社仍然由集体占用公有地，如树林、河流和草地等。这种经济生活方式，就个体而言，与拜占庭社会早期历史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小农经济十分相似。因此，拜占庭政府从一开始就允许定居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的哥特人保持其农村公社制度，让他们继续按照其过去的习俗生活。这一政策的经济意义在于加强了拜占庭小农阶层的力量，巩固了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拜占庭农业经济基础。当然，由于大批哥特人按照约定向拜占庭人交纳赋税，从而缓解了拜占庭国家的财政困难。其次，大批哥特人定居拜占庭国家后，为拜占庭军队提供了兵源。一方面，他们作为士兵，以集体参军组成军团的形式参与拜占庭军队对外战争，由于他们勇敢尚武、忠诚团结，使拜占庭军队作战能力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及其后的皇帝大胆任用哥特人担任军中要职，使用哥特御林军代替经常哗变的拜占庭贵族禁卫军，个别哥特将领甚至进入了元老院。

哥特人加入拜占庭军队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拜占庭国家抵御外敌的防务任务相当大部分逐渐由哥特人承担，他们大多驻守在边境地带，有效地阻止了其他民族对拜占庭的进攻，至少在使其他民族绕过拜占庭领土继续向西迁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二，进入拜占庭军队的哥特人的凶猛剽悍多多少少给士气不振的拜占庭军队注入了一些生气，而习惯单兵作战的哥特将领也部分地改变了陈旧的罗马军团式作战的战略战术。

君士坦丁王朝在解决外来民族问题上的政策，不仅有效解决了罗马帝国晚期人力资源短缺的难题，使得兵源和劳动力资源得到及时的补充，而且利用外来族群迁入带来的活力，有效提高了军事实力，调整了晚期罗马帝国腐朽的社会生活。但是，作为注入拜占庭帝国的新因素，他们也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进入社会上层的哥特贵族与帝国旧贵族发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这些问题将留待狄奥多西王朝的皇帝解决。

三、狄奥多西王朝和利奥王朝

狄奥多西王朝（379—457年）和利奥王朝（457—518年）统治时间长达近140年，其间统治集团以君士坦丁大帝确定的治国原则为基本的指导方针，因此，后代学者将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直到518年的历史时期统称为君士坦丁时代。狄奥多西王朝统治时期的政策主要是继续贯彻君士坦丁王朝的基督教政策和强化中央集权措施。

1.狄奥多西王朝的内政

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从两方面继续推进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的基督教化政策：其一是清除多神教残余；其二是坚决支持以《尼西亚信经》为信仰的正统教派。狄奥多西一世所处的时代是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转变的时代，人们的宗教信仰也处于转变时期，各种古代多神教和基督教派别林立。君士坦丁王朝在处理宗教问题时政策忽左忽右，有的皇帝支持基督教，有的支持多神教，而在支持基督教的皇帝中有的倾向于尼西亚派，有的保护阿利乌派，这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多种宗教并存和基督教宗派林立的情况。古代罗马多神教祭司集团的各项特权虽然在西部帝国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us，375—383年在位）统治时期就已被取消，但是多神教信仰仍然流行，各种多神教的献祭仪式在民间仍然屡禁不止，元老院议事大厅仍然供奉着古代的胜利女神。狄奥多西一世改变了前朝皇帝实行的宗教宽容政策，采取了比较坚决的措施清除多神教残余。他于388年胜利平息马克西姆叛乱后，亲自参加在米兰召开的元老院会议，说服元老们以多数票否定了以大神朱庇特为主神的多神教崇拜，促使帝国各地贵族纷纷抛弃旧信仰，连罗马最古老和势力最显赫的加图家族的元老也迫不及待地脱去祭司的长袍，换上基督教教父的法衣。元老院还通过法案，禁止多神教崇拜所必需的偶像崇拜，得到各地官吏和民众雷厉风行的贯彻执行。朱庇特神庙被破坏，阿波罗神像被人们任意作践。狄奥多西一世将其在帝国东部行之有效的禁止奉献牺牲的法令在帝国西部推行，斥责所有研究牲畜内脏以获得神谕的多神教仪式既是有罪的也是不道德的，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他在一道措辞严厉的法令中写道：“朕决定和希望，朕的任何臣民，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普通公民，无论其职位和社会地位高低，都不得在任何城市或任何地方用无辜的牲畜作为牺牲向无知觉的偶像献祭”，违犯者以叛国罪论处。为此，他派遣东方大区长基奈尤斯（Cynegius）和西部重臣卓维乌斯（Jovius）伯爵作为特使，到帝国各地巡视，强制关闭所有多神教神庙，罢免残余的祭司职务，收缴贵重祭神用具，捣毁所有偶像，没收多神教产业。在狄奥多西一世的公开支持下，各地基督教教士毫不犹豫地成为打、砸、抢、烧、杀的能手，主教们一改斯文仁慈的面孔，亲自率领狂热的教徒冲击多神教神庙，砍伐献祭给古代神祇的月桂树，虐待甚至杀死顽固不化的多神教信徒。东部各省普遍发生了基督教与多神教信徒之间的流血冲突，迫使帝国政府出动军队帮助基督教取得最后的胜利。

基督教的胜利伴随着多神教残余的最后清除和基督教教会迅速的发展，同时，基督教各教派之间存在的矛盾再度激化，深刻的神学争议和派别斗争重新凸显出来，自尼西亚会议以来长期引起争论的阿利乌派教义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君士坦丁大帝虽然出于政治目的，利用尼西亚会议判定其政敌李锡尼支持的阿利乌派为异端教派，但是他本人对阿利乌派信徒并没有进行严厉打击，相反，他晚年对他们格外信任，加以重任，甚至在其临终前由阿利乌派主教主持皈依仪式并进行施洗。直到狄奥多西一世统治初期，阿利乌派一直控制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教区。基督教重新得势后，有关阿利乌派教义的争论再起，而且呈现愈演愈烈的局面，当时的作家记载道：“这个城市充满了商人和奴隶，他们都自诩为渊博的神学家，在商店和街头到处讲道。如果你想要与一个人兑换一块银币，他必定告知你圣子与圣父的区别所在；假如你要询问一条面包的价格，你将得到圣子低于圣父的回答；而你若问及浴池是否准备停当，回答则是圣子毫无神性。”帝国西部皇后查士丁娜在米兰城强制推行阿利乌派教义几乎酿成人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