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君士坦丁时代(4)
君士坦丁于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后，便开始策划消灭最后的对手李锡尼的计划。同年戴克里先的去世使控制帝国霸权的两巨头的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帝国政局的主要焦点。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之间爆发了战争，君士坦丁与李锡尼的联盟随即瓦解，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开始其扫除建立君主专制的最后障碍。君士坦丁虽然与李锡尼共同颁布了《米兰敕令》，但是，他只是把双方的合作看作各个击破政治对手的权宜之计。314年，君士坦丁将其妹阿纳斯塔西亚嫁给他任命的凯撒瓦西亚努斯，随即向李锡尼提出领土要求，致使君士坦丁与李锡尼两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李锡尼拒绝君士坦丁的要求时，后者立即派遣数万大军进攻伊利里亚地区，并在西巴利斯战役和马尔迪亚战役中重创数万敌军，使李锡尼军队主力元气大伤。失败后的李锡尼不甘沦落为君士坦丁的副皇帝，“他不再追随好人，而是疯狂地干起残忍暴君之邪恶的所作所为”，将其失败归罪于基督徒，特别是对君士坦丁大力支持的基督教恨之入骨，暗中却将其宫中的基督徒流放他乡，或投入监狱，并下令清洗军队中的基督徒将士，剥夺所有曾坚持基督教信仰的贵族和军官的头衔和军阶，指令任何人不得探视基督教囚徒，否则将遭到同样的监禁。他要求所有官员参加多神教献祭，否则将被解职，还秘密处死许多德高望重的基督徒贵族，以惩罚他们对君士坦丁的崇拜，帝国东部的基督教教堂大都被捣毁或关闭。李锡尼对基督教的迫害为君士坦丁提供了发动进攻的借口，他利用基督教作为其最终完成帝国政治统一的工具。君士坦丁蓄势待发，等待李锡尼在基督教政策上犯错误，以获得消灭最后一个政治对手的口实。随后，君士坦丁便以惩罚“强迫基督徒献祭的人”为借口，向李锡尼宣战。君士坦丁发动的战争因此被看作是基督教圣战，甚至连李锡尼的基督教臣民也在为君士坦丁的胜利祈祷。323年，君士坦丁以基督徒的解放者身份挥师东进，7月3日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大败李锡尼，而后继续追击李锡尼，在东方大区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克里索波利斯战役中彻底打败李锡尼。324年，李锡尼被迫投降。325年，李锡尼被处死于塞萨洛尼基。
君士坦丁在统一帝国战争中合理地利用基督教，扩大消灭分裂割据势力的阵营，按照其统一帝国斗争的政治需要，有步骤地打出支持基督教的旗号，最终达到了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统治的目的。在君士坦丁专制皇权统治下，基督教从被利用的工具逐渐变成被控制的对象，成为其维护王朝集权统治的工具。
君士坦丁在完成帝国统一，建立君士坦丁王朝专制统治后，其政治生涯达到鼎盛时期，其基督教政策围绕着维护专制皇权的政治需要又进行了调整。此时其基督教政策的核心是维护帝国统一，缓和宗教矛盾，防止发生动乱，强化中央集权。君士坦丁首先将基督教当作实现其政令统一和专制统治的工具。他在一封信中明确表达了这种愿望：“我渴望您（上帝）的子民和平相处，为了我们共同的世界和所有人的良知不要彼此分裂。让那些迷失在错误中的人与笃信上帝的人同样享有和平与安定。让所有的人复归友爱，这足以使他们走上正路。不要让任何人再扰乱他人，让每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朕本人拥有您最荣耀的真理的宝库，这是您赐予我的自然财富，而朕祈求他人也通过普遍的和谐得以享受快乐。”作为统一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一改其与对手征战时的面孔，大谈和平、安定、和谐和友爱，其利用基督教实现中央集权制统治的目的表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君士坦丁积极地利用基督教教会协助恢复帝国行政管理系统，他将1800名主教分派到各行省，其中1000名在东部，800名在西部，按照省区建立教区，自上而下地行使官方任命的司法和宗教权力，从而使“一种新的永久性的，始终受人尊敬但有时十分危险的神职官员在教会和国家内产生了”。他利用这样一套管理机构有效地控制了庞大帝国社会的精神生活，主教之下的各级神职人员的活动范围深入到村庄农户。
为了彻底消灭分裂割据残余势力，君士坦丁对李锡尼的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李锡尼颁行的各项法令，恢复基督教的所有免税权、财产继承权、司法审判权、接受捐赠权等各种特权，大批流亡流放的基督教人士从穷乡僻壤、矿井盐场回到家乡，监狱中的基督教囚徒也荣归故里，被卖为奴的基督徒再度成为人民热烈欢迎的信仰英雄。他还使被解职的基督徒官复原职，并解除军队中对基督徒士兵的禁令。同时，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问题大肆镇压李锡尼的部下，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有的甚至未经审判便遭杀戮。曾经受到李锡尼支持的多神教也因此遭到压制，而长期控制君士坦丁堡及安条克两大教区的基督教阿利乌派，也因为曾经支持过李锡尼而被君士坦丁主持召开的尼西亚基督教大会宣判为异端。事实上，他对阿利乌派那些晦涩的神学所知甚少，“这位皇帝的行为完全为一时冲动所决定，而并无任何宗教指导原则”。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统一人民的思想，强化专制皇权的精神统治。他千方百计使臣民中的大批基督徒拥护其皇权。据专家统计，3世纪末，帝国东部的基督徒占人口总数的1/10，西部占1/15。他继承了戴克里先时代流行的君权神授理论，只不过将多神崇拜改为上帝崇拜，将对阿波罗的信仰变为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宣称其对世界的统治权来自上帝，“公众认为他是被上天派来统治人世的说法满足了他的虚荣，他的成功又使他有理由相信自己享有的最高统治权来自神授，而这种权利却是以基督启示的真实性作为基础的”。在选择新都城址和兴建东罗马帝国首都（拜占庭）时，他再次祭起基督教上帝的灵旗，宣称他是按照“上帝的意旨”确定新罗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古城。在他亲自跑马圈定新城城址时，对大批疲惫不堪的随从官员宣布他是跟从“在我前面引路的不可见的神灵（上帝）”，从而使其大兴土木建立新都的行为添上了神圣的色彩，他本人则成为上帝意志的执行者。新建的君士坦丁堡中心广场上耸立的高大的皇帝雕像手中不仅持有象征统治世界的地球，而且有象征君权神授的十字架。他还从维护统一帝国的政治需要出发，加强对基督教的控制和利用。无论是主张三位一体信条的基督教正统派，还是主张基督神性高于人性的阿利乌派，甚至多神教徒，只要拥护君士坦丁王朝统治，只要效忠皇帝本人，都将获得他的保护和重用。他公开致信基督教各派，认为他们都是“共有同一个上帝、同一种宗教、同一种礼拜仪式的基督教信徒，没有理由因为如此无关紧要的一点意见分歧而分裂为几派”。在他看来，帝国东部如火如荼的宗教争端已经严重影响了其臣民的思想统一。为了减少因神学争论造成的社会分裂，君士坦丁在宣判阿利乌派为异端的尼西亚会议之后不到3年，就暗中解除了对该派的迫害，“表现出了同情，甚至纵容。放逐令被撤消了……（阿利乌派领袖）凯撒里亚的优西比乌也官复原职，仍旧登上了他被屈辱地赶下台的大教长的宝座”，阿利乌本人则成了基督教的英雄。君士坦丁在阿利乌派问题上的朝令夕改，恰恰说明君士坦丁是从其政治需要出发处理基督教神学争论，为了缓和神学争论引发的教派对立和社会矛盾，他取消教派争论，将基督教教士视为命根子的神学教义玩弄于股掌之间。同样，君士坦丁在大力扶植基督教时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迫害多神教，特别是在他成为帝国惟一的皇帝后，主动调整了对多神教的政策，颁布法令允许多神教徒“定期实施肠卜祭祀活动，（他的皇帝）纹章上都铸有朱庇特和阿波罗、玛斯和赫丘利的图象和象征”。帝国各地的多神教神庙仍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享有帝国的馈赠和特权，其信徒甚至还可以公开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和祭祀。君士坦丁力图使多神教徒与基督徒之间能融洽相处。他针对帝国东部基督教势力较强大和帝国西部古罗马传统多神教势力较大的实际情况，采取对两者支持力度和方式有所区别的宗教措施。显然，君士坦丁对当时帝国社会多种宗教信仰流行的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推行其宗教政策中力图保持一种没有倾向性的最高仲裁权，在实际行动中极力消除宗教对立。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宣称皈依基督教而没有受洗，直到临终前才接受洗礼。其政治原因在于，他以此防止因其公开表明宗教倾向而引起动乱，防止任何教派利用为皇帝洗礼的机会在宗教争端中占据优势地位，更是防止自己落入某个宗教的实际控制。因此，他成为帝国惟一的皇帝后一直强调宗教中立，不使自己成为任何一派的教徒，而是超乎所有派别的最高仲裁者，对他们进行总体控制。另外，君士坦丁一再推迟受洗是为了保证世俗政权的独立性和统治权的完整。因为，他一旦接受洗礼，就成为受到教会控制的基督徒，其至高无上的皇权将受到教会的制约，教会就有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危险，这是与其建立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君士坦丁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还对其严加控制，使教会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他亲自过问教义神学、礼仪活动、人事安排，所有基督教的重大事务都必须有利于他对统一帝国的统治。在325年召开的尼西亚宗教会议上，他不仅直接干预《尼西亚信经》的制定，还确立了皇帝对教会的“至尊权”。基督教吸引君士坦丁关注的不是它的教义，而是它的统一性，而统一的教会能够为统一的帝国提供稳定的、和平的精神生活方式，这对于一心强化专制皇权的君士坦丁是亟需的。统一和稳定是君士坦丁建立统一帝国不可或缺的，他确信假如能引导人们在信念上联合起来，“公共事务的处理将相当的容易”，所以他极力控制各地教会。当他得知亚历山大里亚教区发生神学争论后，立即进行干预，他真正关心的不是神学是非，而是对统一稳定的教会的控制。当宗教争论出现失控的可能时，他立即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会议的核心任务不是解决纷争，而是统一信仰和宣布皇帝在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及至尊权，包括召集宗教大会权、教职任免权、教义解释权、争端仲裁权等。在尼西亚会议上，君士坦丁以基督教首脑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以简短的开幕词，呼吁各地主教恢复教会团结，因为只有上帝的信徒团结在和平的环境中，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他严密控制会议的进程，并将其意志变成会议的主题，一切均按他的预先安排进行。尼西亚会议的召开，表明君士坦丁已经在神学教义、教会组织等根本问题上控制了基督教，使基督教在实质上完全成为皇帝君士坦丁统治帝国的精神工具。一些学者因此认为“尼西亚会议标志着原始基督教的质变，实质上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总之，君士坦丁的基督教政策虽然灵活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即为其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服务，他将基督教当作能使“自己一越而为罗马世界专制皇帝的最好手段”。就此而言，其基督教化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实现了预期的理想，故而是成功的。
3.新罗马的建设
建立东都新罗马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又一重大举措。新都的前身是古希腊商业殖民城市拜占庭。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富于进取精神的希腊商人积极建立海外商业殖民城邦，其足迹遍及地中海和黑海沿岸，拜占庭就是其中的一个殖民城市。起初，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建立了迦克墩城，几年后，又在迦克墩城对面的欧洲一侧建立起新的商业据点，并使用其首领柏扎思的名字为新城命名，称拜占庭城。此后数百年，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中，拜占庭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5—前425年）曾作过记载。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3—公元23年）和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约56—120年）等古典作家都对拜占庭城作过描述。古代许多军事将领很早就注意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具有的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古代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 I of Persia，约公元前519—前465年）手下大将迈加比佐斯就嘲笑迦克墩城的居民有眼无珠，竟然没有认识到拜占庭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但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拜占庭城的发展却受到极大限制，特别是在194年，罗马皇帝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L.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为报复该城居民支持其政治死敌尼格尔（Niger，？—194年），几乎将它夷为平地。直到4世纪初，它仍然没有从这次破坏中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