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思想(7)

林徽因于1955年4月1日去世，终年51岁。当时建筑界正在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脱不了干系，故而追悼会的规模和气氛都是有节制的，甚至带上几分冷清。亲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的挽联更为贴切：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

无情未必真豪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民盟中央组织在京中央委员学习，金岳霖作为中央常务委员也积极参加，并因此认识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二人过从甚密，金常约她到家用餐。不久，他们相爱，准备结婚。不巧的是，此时金岳霖因病住院，浦熙修也被确诊患了癌症，结婚的事就耽搁下来了。出院后，他马上去看望浦熙修，这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她已卧床不起了，金岳霖终于没有结婚。

对林徽因的思念贯穿了金岳霖的整个晚年。林徽因去世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举座唏嘘不已。

1984年10月19日，一代哲学大师和浪漫骑士金岳霖在北京寓所去世，终年89岁。也许是天意，林徽因曾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故而得以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最后去世的金岳霖，骨灰也安放于八宝山公墓。三人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毗邻而居了。

天真率性

金岳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亦然。

——冯友兰

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界第一人。

——张申府

要说搞逻辑，他（金岳霖）绝对是第一位的。

——书法家 欧阳中石

金岳霖有赤子之心。他曾经说：意义愈清楚，情感的寄托愈贫乏，情感的寄托愈丰富，意义愈不清楚。

——汪曾祺

金岳霖先生是一个“顽童哲学家”，不管在别人的回忆文章还是他自己的回忆录里，他都是一个“天真汉”的形象。

——王晓渔

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

如果让金先生的学术研究发展下去，他可能成为现代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可惜这个发展进程后来被打断了。

——汪子嵩

金的英语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调、含义、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语中最细微的差别。

——美国汉学家 费正清

中国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金的思想过于周密，理论过于深邃，而文字过于谨严，不善于用符号的人不能了解其学说思想，而善于运用符号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学说思想的人甚寥寥。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

傅斯年：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浮光掠影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一举人之家，聪慧异常，时人称之为“通才”。在北大时初痴迷国学，他是黄侃门下的得意弟子，后转向新文化，为胡适麾下悍将。北大毕业后，他先后入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等求学，涉猎心理学、生理学、数学以及爱因斯坦相对论、勃朗克量子论等，最终却选择了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1926年冬回国，翌年他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从1928年11月起，他长期任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北大教授。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西南联大教授，炮轰孔祥熙、宋子文，逼得两人狼狈下台。1949年1月他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治学严谨，信奉考证，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延揽一流人才，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做出巨大成绩。

我的自述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学识之广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评价他的学生兼好友傅斯年，不吝赞扬道：“学是通学，才为天才，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傅斯年在北大时古文扎实，黄侃、刘师培诸师皆期望他能继承衣钵，岂料他结识胡适后，变成了新文化的干将。留学欧美，傅斯年什么都学，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等等，“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傅最终转向研究实证主义史学，学者俞大维曾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做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令世界震撼；九·一八事变后，傅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针对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荒谬言论，详细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后来此书送交国际联盟，国联确定“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1940年，傅斯年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国之路，全校师生叹服。

胖猫之猛

傅斯年是典型的山东大汉，既高且胖，约有90公斤，其脾气暴躁，动辄发怒与人干架，故而落得“胖猫”之名。他在北大的时候是学生领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学者朱蓬仙教《文心雕龙》非所长，偶有谬误，傅斯年借来其讲义，一夜看完，指出三十几条错误，然后拉全班签名上书蔡元培校长。蔡不信是学生们发现的，召集学生询问，了解清楚后一声不响，朱蓬仙后来果真不再教这门课了。

胡适比傅斯年仅年长五岁，到北大教中国哲学史时，差点被哲学系学生轰走。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学生，听了几次胡适的课比较满意，于是对学生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多年后，胡适都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

傅斯年因走路被汽车溅了泥水，于是愤恨道：“坐汽车的就该枪毙！”还把这句话发表在杂志上，赢得一致赞扬。“五四”运动时，傅斯年为学生会主席，扛着大旗带着队伍去砸外交部长的住所；学生在路上见到一辆汽车摁着喇叭开过来，愤恨之下人人喊打，上去就给掀翻砸了。

1928年，国民政府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命傅斯年等负责筹建历史文化语言研究所，傅任所长，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在史语所，傅斯年说一不二，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发表文章。陶孟和先生曾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对董作宾说：“胖猫一回来，淘气的小耗子就敛迹了。”李敖曾在文章中称傅斯年为霸道学阀，“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

傅斯年喜欢跟人打架，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和人打？”傅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1938年，傅斯年因某事与孔子后人孔庚激辩，孔庚当众辱骂了傅斯年，傅气得说：“你侮辱我，散会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已古稀之年的孔庚身体既瘦且小，于是说：“你这样老，这样瘦，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傅斯年向来痛恨不讲民族气节的儒生。抗战胜利后，大家推选傅斯年作北大校长，他坚决不干，说北大校长只有胡适才能干，却又坚决要求作一段“代理校长”。为什么呢？当时北大许多教授留在沦陷区，加入了日军开办的“伪北大”。傅斯年知道胡适性格温和，恐怕不能惩戒这些人，他就要去把这些人全部开除。

1945年11月中旬，傅斯年到达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走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员有无交往，陈回答说仅限一些必要的场合。傅闻听，大怒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北平的伪教员们见傅斯年杀气腾腾，又怕又怒，私下联合起来以罢课相要挟，并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请愿。伪北大教授、古器物学家容庚还发表了致傅斯年的“万言书”，以示抗议。傅斯年毫不妥协，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再次声明：“要是能容忍这些败类，怎么对得起那些历经千辛万苦迁到后方的教授们？”傅斯年对伪北大的教员极为愤怒，对青年学生甚是宽容，记者提到学生，傅说：“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并要“想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他还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我也是要说的”。

傅斯年的声明在北平《世界日报》刊出，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也写了一篇《石板路》的散文发表，结尾处写道：“（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中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不久，周作人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容庚不甘心，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当面理论，傅拍案而起，指着容的鼻子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是《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到广西大学任教，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大门槛。

在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因台湾大学原校长离职，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傅斯年徘徊不定，国民党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到台大上任。陈诚也致电傅斯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蒋介石）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接到电报后，傅斯年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跳这一个火坑”。

1949年1月19日，傅斯年飞赴台湾。老工友送傅斯年上汽车时呜咽道：“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悲不自胜，热泪夺眶而出道：“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几天后，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傅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一语成谶。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突发，病逝于台湾，时年54岁。

大炮之威

傅斯年性子耿介，有“大炮”之名。他对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素来深恶痛绝，1938年就以立法委员的身份上书蒋介石，抨击孔祥熙“无耻之极，发国难财”，蒋却不予理睬。换做一般人，也许骂骂就算了，傅斯年却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的材料，用了多年时间，掌握了充分的证据。那时候已经是1944年，孔祥熙当上了行政院长。傅斯年准备在参政会上弹劾孔祥熙。驻美大使胡适得知此事后，立即写信劝傅不要贸然行事，免得惹火烧身。傅斯年并不理会，给胡适的信写道：“孔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

傅斯年将一些绝密材料整理成文，交立法院秘书处。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见后大惊，力劝傅斯年歇手，倘若政府扣一个“攻击党国要员，破坏抗战大局”的帽子，后果无法预料。傅仍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祥熙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为搞垮孔祥熙，傅斯年收集了许多孔氏私吞美金公债的证据。时任南京《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回忆说：“在重庆时，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傅斯年跟民国二号人物、行政院长孔祥熙卯上了，扬言要上法庭，闹得沸沸扬扬。陈布雷向蒋介石进言，让蒋暗地里处理孔祥熙，省得事情闹大，并建议蒋以国家利益为重等说辞，请傅斯年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于是蒋介石专门设宴招待傅斯年，为孔祥熙说情。当傅高谈阔论之际，蒋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当即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沉默了一会儿，出乎意料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