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思想(2)

启超先生真诚不仅表现在耿直诚恳方面，他也有真诚的宽容。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及先生晚年的一次医疗事故。也是这次事故导致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最后英年早逝。1926年3月8日，先生因患尿血症，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透视检查，医生发现他的右肾部位有一黑点，诊断其或为恶性肿瘤，遂决定施行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割下来的右肾，果然发现里面有一樱桃大小的黑点，但是化验表明，并不是恶性肿瘤（癌症）。消息传出来后，就成了：由于医生判断失误，竟将梁启超健康的肾切去。梁启超被错割了腰子，一时间，舆论哗然，西医成为众矢之的。就在舆论反对谴责西医最为热烈的时期，梁启超亲自写了一份英文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这份声明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他文中写道：“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启超为协和医院辩护，是因为他不希望别人以他的病为借口，阻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右肾割除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仍然未能停止，协和医院只能做些消极性的防治工作，后来先生经中医唐如天的医治才逐渐康复。三年后，先生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微斯人，吾谁与归

16岁时，读到了《新民说》，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不仅时常模仿梁氏文风，还取名“子任”，意为做梁启超（任公）的学生，后来干脆发起成立了一个“新民学会”。

——毛泽东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对梁启超的书推崇备至，不但自己如饥似渴地阅读，还大量地邮寄回国内给我。

——周作人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他在《新民说》这十几篇文章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胡适

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郭沫若

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梁启超）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萧公权

（《新民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

——黄遵宪

梁漱溟：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浮光掠影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曾用笔名寿名、瘦民、漱溟，后以漱溟行世，原籍广西桂林，生于北京，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印度哲学概论》《唯识述义》等。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立志以儒学改造农村，致力于乡村建设数十年，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有学者称近代中国有三个人最懂中国农民，一是鲁迅，二是梁漱溟，三是毛泽东。鲁迅看到了农民的局限，梁漱溟看到了农民的创造力，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的反抗性。

我的自述

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

不是学问家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上，梁漱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通过审视东西文化的发展和局限，重新评价儒家思想，影响了同期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被誉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梁漱溟是一代儒生，亦热衷政治：未及弱冠即参加同盟会，立志推翻清王朝；曾状告康有为窃古书，面责毛泽东无雅量；建议新军阀改进乡村建设，视察邓小平行事“合法与否”。他治学严谨，民国时到北大任教，受到梁启超、辜鸿铭、马一浮等人称道。他故交遍天下，李大钊是至友，胡适之、陈独秀系同僚，周树人、熊十力是旧识，顾颉刚、朱自清出其门下；他历经沧桑，忧国忧民，既参禅讲学，又注意实践乡建……梁漱溟一生特立独行，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但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

人生之转折

梁漱溟一生充满传奇，先生曾说自己都没搞清楚四件事：第一，最讨厌哲学，结果却讲了哲学；第二，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第三，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第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梁漱溟出身于官宦之家，父亲梁济是位大儒，可他却生性愚钝：6岁启蒙，还不会穿裤子，总是让妹妹帮忙；上了4所小学，学的是ABCD。随着年龄的增长，梁漱溟却越发锋利：他曾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时期却参加同盟会京津支部；他还曾笃信社会主义，著《社会主义粹言》小册子，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20岁起对现实的黑暗趋于绝望，几度自杀未成，后潜心于佛学研究；经过几年的沉潜反思，再度燃起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又逐步转向了儒学……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他曾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最为传奇的一件事，是梁漱溟只有中学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当时梁只有24岁，曾多次报考北大却没被录取。

当时梁漱溟在上海《东方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北大校长蔡元培见到之后，觉得梁对印度佛学有研究，即决定请他到北大任教。

梁漱溟回忆说：“记得有一天，蔡先生约我与陈仲甫先生（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提出请我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陈先生新聘为文科学长、相当于今所谓文学院长）。我说我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我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的呀！蔡老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我们反正是寻不到人，就你来吧！’我总不敢冒昧承当。先生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是要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于是，1917年10月，年纪轻轻的梁漱溟便登上了这所全国最高学府的讲台，报刊上也很是热闹了一番。

在开讲《印度哲学》的第一天，梁漱溟就对学生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做旁的事。”当时的北大，热血青年们都热衷于“打倒孔家店”，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鸿铭就吃了学生的许多苦头，梁漱溟是个无名人士，受到的冲击不怎么大。学生不拿他当权威，倒争着来听他是如何为孔子、释迦作辩护的，故而梁漱溟在北大一教就是七年。

梁漱溟在北大讲“印度哲学概论”、“大乘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欢迎。幽默的是，梁却不善言辞，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梁讲印度哲学和唯识论时，哲学系许多教授都不大同意其观点，旁人问为何还去听，他们解释说：“我们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的。”梁闻之并不生气。

梁性情耿直，在北大时常得罪人。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几位教授要到欧美去考察，教职员开欢送会，大家纷纷说希望蔡元培几位先生将中国文化带到欧美去、将西洋文化带回来。梁漱溟听了，就问大家：“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没人能作答，散会后，胡适、陶孟和笑着对梁漱溟先生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暗想，一般人喜欢说好听、门面的话，如果不晓得中国文化是什么，又何必说它呢！

1924年，梁漱溟离开北大，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因为觉得当时的教育不对，先生对学生毫不关心。”他认为，先生应与青年人为友。所谓友，指的是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于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

梁漱溟主张教育救国，但要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故而他从北大辞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曾说：“……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我看到这一点，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一乡一村搞好了，基础也就有了。”

为了实现改造乡村的理想，他曾三次与地方实力派合作，先是广东的李济深，再是河南的冯玉祥，最后是山东的韩复榘，断断续续坚持十几年，每次都因战争而流产。

梁漱溟在乡村设立研究院，开书店、办卫生院、建工厂等等，欲提高农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他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每日清晨，他就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

抗战全面爆发后，梁漱溟的美好愿望彻底搁浅。

1939年，梁漱溟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两年后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等商定将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赴香港创办其机关报《光明报》。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离，天上有飞机轰炸，水上有水雷骚扰，满船的文人学者都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声如雷。人家问他：“先生不害怕吗？”他说：“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他在日军的炮火下给儿子写信：“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血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会上公开宣言：“特务们，你们还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在这里等着它！”他发表了《民盟秘书长的谈话》，并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当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见周恩来，促其回南京继续和谈。11日乘夜车，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车一见报，看到国军已攻下张家口的消息，不禁惊叹地对记者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此语一时为媒体广泛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

新中国成立前夕，梁漱溟谢绝好友邀请，留在了大陆。1972年底，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学习”近一个月，却一言不发。有人批判梁漱溟与孔子有割不断的“阶级感情”，梁漱溟却说：“我只批林，不批孔。我看不出林彪与孔子有什么关系。”因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立即遭到了更为严厉的批判。他每会必到，认真聆听，泰然处之，会议的间歇居然还打太极拳。两个月后，在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上，主持人询问梁漱溟有何感想，他却一字一句地回答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主席有无雅量

梁漱溟与共产党领导人的交情颇深，如李大钊、叶挺、王若飞等等，无不是好友。还在北大的时候，他就跟李大钊交情不一般。梁结婚，最先通知李；李被捕，梁奔走呼救；李遇难，梁第一个去李家帮孤儿寡母办后事。

与毛泽东的交集，也在北大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