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天下黄河富宁夏”，古老悠远的母亲河用她甘甜的乳汁滋养着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了具有“红宝”之称的枸杞子。中国是最早利用枸杞资源的国家，但先人并不知晓一枚野生的红果会对后世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诗经》向前追溯，在甲骨文中可找到枸杞的踪迹，甲骨卜辞中的“杞”字就指枸杞。我国先人们以“杞”树作为植物图腾，正是源于对人类生命具有神奇作用的枸杞的崇拜，以至于后来还将枸杞演变为姓氏、地名、国名。

《诗经》中对于枸杞子的歌咏很多，至少有七篇。从《国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杞”看，西周时期就有了枸杞园子，尽管这些园子中的枸杞是不允许别人折摘的。这说明，人工种植枸杞子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备受重视。

从《诗经》往后探寻，在唐诗宋词里也有众多名家对枸杞的溢美之词。如唐代诗人孟郊的《井上枸杞架》：“深锁银泉秋瓦，高叶架云空。不与凡木并，自将仙盖同。影疏千点月，声细万条风。迸子邻沟处，飘香客位中。”诗文兼擅，被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也写过一首咏枸杞的诗：“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香泉树有灵。翠黛叶生笼石秋瓦，殷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仗，根老新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

枸杞自古就被誉为生命之树，伴随着华夏文明从4000多年前的殷商文化走来，自古至今，在人们心目中，枸杞子堪称强身健体的极品、益寿延年的圣果。由于它的特殊性，特别是它源远流长的历史、扑朔迷离的传奇、养生益寿的功效、红红火火的吉祥，它已不仅仅是过去单一的地方名优特产和特殊的药食两用植物，更呈现出璀璨的中国枸杞文化特征，在产业化发展的催生下，逐渐演变成“千钱一斗矜时价”的品牌和西方的“超级水果”，乃至国际关注聚焦的商品。

审视人类文化和实践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以“文化人”而非“企业人”来标识劳动者的阶段。

这种认识同样体现在了人类对枸杞及其产业发展的认识之中。

不知道是中华枸杞塑造了中华人的性格，还是中华人的秉性孕育出了枸杞鲜美的果实。中华人有枸杞树的韧劲儿，他们做事专一、勤劳、踏实，有股子“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的奋斗精神，中华人骨子里深藏着一股子执著劲。

朱彦荣、朱彦华，生于中国枸杞之乡——宁夏中宁，长于枸杞之乡的人，就是具有这种特质的一员。他们关注枸杞文化，关注枸杞产业发展，从思想境界上领悟枸杞文化的深远和厚重，诠释枸杞文化旺盛的生命力，从工作实践中不断发掘枸杞的亮点，探索枸杞产业的发展之道，以饱满的激情，创作出不少讴歌红枸杞和为枸杞事业发展殚精竭虑的开拓者方面的艺术作品。他执著地把传播“枸杞文化”贯穿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红枸杞”品牌的打造倾心竭力……

《中华枸杞故事》一书就是从这个立意出发，将诸多地方有关枸杞的地名和名胜古迹以及文化名人的传说镶嵌其中，以风趣、通俗易懂的语调活化枸杞的精气神和枸杞的孝道、忠信、爱情和善恶、福寿因果，以达到弘扬“枸杞文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目的。

古往今来，人类文明的发展往往根植于最质朴的土地和最普通的劳动当中。一年又一年，枸杞红了又红。身处其中，杞农采摘着枸杞、收获着“红火”、憧憬着希望，枸杞开发人又该采撷点什么呢？法国诺曼底有个巴比松村，它是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家米勒的故乡。在这片散发着麦子清香的土地上，米勒感悟到了平凡劳动中的诗情画意，他用画笔饱蘸着对农村、对农民的深情厚谊，创作出展示人与地，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伟大作品。米勒的艺术创作，对我们每一个“枸杞人”来说都应该有所启迪。

社会的发展靠经济，更靠文化。今天，枸杞不应该仅仅红火于物质世界中，她也应该红火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以产业发展带动文化发展，以文化发展促进产业发展也许是实现二者相得益彰的最好途径。从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我们可以感受文化名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我们无法祈求再诞生一个苏东坡去推介“枸杞”，却可以在我们创办现代企业的伟大实践中传承枸杞的精神，提升枸杞的价值。

栽培枸杞、发展枸杞产业、繁荣“枸杞文化”仅仅是人类长期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一小步，但能够在万千步中迈好关键的一两步，把它们集聚起来就是最大的进步。

是为序。

庚寅年秋月于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