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现当代黑非洲文学再探(2)

西非地区各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受塞内加尔用法语创作的安得列斯作家列涅·马兰（1887—1960）的影响很大。列涅·马兰长篇小说《巴杜阿尔：一部真正的黑人小说》于1921年获龚古尔奖。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作品。小说描写了殖民主义者如何“闯入”非洲，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他们传播的与其说是文明，毋宁说是对非洲人强盗式的掠夺和无耻剥削。作家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对塞内加尔以及西非各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塞内加尔的文学在30年代明显地加强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倾向。事实上，塞内加尔文学也正是这一时期才开始形成。此后，阿赫默德·马派蒂·迪亚尼（约1890—？）的长篇小说《马立克的三个愿望》（1920）、马西拉·狄奥普（约1886—1932）的长篇小说《无家可归的人：一部关于塞内加尔姑娘的小说》（1925）、巴卡里·狄阿洛（1892—1978）的长篇小说《善良的力量》（1926）、乌斯曼·索塞·狄奥普（1911—）的长篇小说《卡利姆：一部塞内加尔小说》（1935）和《巴黎的幻景》（1937）陆续出版。索塞在他的两部小说中提出的非洲文化的命运及非洲各国的前途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下一代作家的创作中得到解决，他们的共同认识是非洲的前途在于消灭殖民主义。

第二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现代黑非洲各国文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非洲各国人民由于在战争期间参加宗主国反法西斯的战争，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因而在战后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60年代初，非洲多数国家虽然取得独立，但政治上的自主并不是独立斗争的结束，年轻的非洲国家面临着一系列的新问题，因此，现代非洲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0至60年代，非洲各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仍然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近年来，非洲各国文学的注意力，逐渐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转向国内的形势以及独立后非洲各国内部的问题。如宗法制农村与新城市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本国文化与欧洲文明的相互关系，传统习俗与新风尚的冲突，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和劳资之间的矛盾，掌权阶层逐渐腐化和脱离广大群众，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等等问题。从体裁来说，长篇小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异军突起，发展最快，成就最大；诗歌在非洲现代文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继续得到发展；戏剧和短篇小说也获得了可喜的收获。在这几方面涌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国家独立后面临的新问题，长篇小说这一形式更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彼得·阿伯拉罕姆斯（1919—）是南非共和国的著名小说家，是黑非洲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彼得·阿伯拉罕姆斯和南非的著名有色人文艺批评家艾泽基耶尔·慕帕赫列列被誉为“南非文坛的两颗巨星”。他的创作活动开始得很早，在20岁以前，他在南非各地寻找工作谋生时，就已写出三百余篇短篇小说，遗憾的是大都在旅途中散失，剩下来的收在短篇小说集《黑暗的圣经》（1941）中。阿伯拉罕姆斯不仅才华出众，而且也是一位勤奋写作的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矿工》（1943）、《雷霆之路》（1948）、（野蛮的征服）（1949）、《献给乌多摩的花环》（1953）、《该岛今日》（1971）和（夜深沉）等。作为现在非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非洲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的英勇斗争及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在他的笔下都一幕幕地展现出来。他的作品可说是非洲二三百年来的历史风情画，也是非洲大陆和南非人民反奴役、争自由的历史教科书。

戈迪默（1923—）是南非共和国杰出的白人女作家。她于1991年继尼日利亚的索因卡和埃及的马哈福兹之后，第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作家。

纳丁·戈迪默出生在南非共和国德兰士瓦省约翰内斯堡附近一个金矿区小镇斯普林斯的欧洲移民家庭，父母都是到南非定居的犹太人。她从小就喜爱读书，9岁时开始学习写作，13岁时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寓言故事《追求看得见的黄金》。她起初以写短篇小说为主，15岁时在约翰内斯堡《论坛》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较成熟的短篇小说《明天再来》。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出版于1948年，以后就不断有新作问世。迄今为止，她已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11部，长篇小说14部，以及160篇杂文和一部文学评论集《基本姿态：创作、政治及地域》。

她的前期创作，大多采用现实主义方法，着眼于社会现实问题，重点揭发南非当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所引起的一系列恶果，描写黑人的悲惨处境和白人的异常心理。后期创作则使用了更加多样的创作方法，特别是意识流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同时注意着眼未来，并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更加着力。长篇小说《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以一个农场主和实业家为中心展开故事，通过他的回忆、联想和意识流动表现主题，说明白人虽然在形式上占有南非的土地和人民，但在实际上却不可能成为当地的真正主人，他们的基础是摇摇欲坠的，他们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

长篇小说《自然变异》（1987）是作者的力作之一。关于“自然变异”的含义，实际就是说，一个白人要在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自由地、有意义地生活下去，必须摆脱传统观念束缚，根本无视肤色的差别，成为一个新变种；而故事的女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个变种。她从小我行我素，向来不拒绝与黑人结交；其后经过种种坎坷，与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结婚，并生下一个黑肤色的女儿：当丈夫被杀后，又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革命工作，终于协助第二个丈夫建立起黑人政权。因此，《自然变异》成为戈迪默预言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总之，戈迪默几乎所有的小说都与南非共和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有关，都把矛头指向黑暗的、野蛮的种族隔离制度。因此，她被称作“埋葬种族隔离制度的热情歌手”。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获得199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费尔南多·蒙特罗·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1910—1968）是安哥拉葡萄牙血统的著名小说家，他从30年代开始写作，第一阶段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尼雅里，黑人的戏剧》（1938）、《暴风雨及其他故事》（1943）、《卡连加》（1945）；中篇小说《惶恐不安之夜》（1939）和（没有出路的人）（1942），这些作品描写的是葡萄牙人来到之前安哥拉人民的过去，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对宗法社会的古风一点也没有理想化，而是以历史家的可靠性真实地描写充满恐怖和危险的非洲人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僵死的大地》（1949）和（转变）（1957），前者严厉地批判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和对当地居民的掠夺，后者则公开嘲笑了“白人优越论”的神话。

桑贝内·乌斯曼（1923—）是塞内加尔著名小说家，是非洲谴责文学的代表，在当代黑非洲文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桑贝内·乌斯曼出生在一个渔民家庭，当过管子工、泥瓦匠、码头工等，依靠自学走上作家道路。第一部长篇小说《黑人码头工》（1956）是根据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其中生动地描写了法国海港黑人码头工的生活。第二部长篇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1957）获得了更大的成功。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为了同殖民者作斗争，决定筹建合作社，把农民的力量组织在一起。最后，他的计划归于失败，他本人也被殖民者杀害了。第三部长篇小说《神的儿女》（1960）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以1947至1948年间的铁路工人罢工为题材，形象地反映了非洲工人阶级的迅速觉醒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乌斯曼的创作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斐迪南·奥约诺（1929—）是喀麦隆著名小说家，是黑非洲讽刺文学的代表，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非洲人民对专横残暴的殖民主义者的愤怒抗议，因此遭到法国反动当局的迫害。

斐迪南·奥约诺是喀麦隆的著名小说家和外交家，也是黑非洲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奥约诺自小参加唱诗班，跟一位牧师学习经典作品。他还先后在法国普罗旺斯公立中学求学，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经济学。50年代中期，奥约诺从巴黎留学回国后不久，就开始创作小说，他连续发表了三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童仆的一生》（1956）、《老黑人和奖章》（1966）和《欧洲的道路》（1960）。奥约诺的这三部小说大都描写祖国独立前的历史，表现非洲人的觉醒是贯串其中的重要主题。《老黑人和奖章》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各叫麦卡的老黑人，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法国殖民政府拉去充当炮灰，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也因被欺骗“自愿献给”上帝做了教堂的屋基。殖民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勋”，表示对黑人的“友谊”，决定授予他一枚奖章。作品通过麦卡的被欺骗到觉醒，无情地揭露了殖民者“友谊”的实质，反映了非洲人民思想演变和民族觉醒的伟大历史转折。《欧洲的道路》描写一个名叫阿凯·巴纳巴斯的非洲青年受殖民主义宣传的蛊惑，向往欧洲的物质文明，幻想到了法国就能过上优裕的生活和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因而上当受骗，他的人生追求也以悲剧告终。小说谴责了殖民主义对非洲年轻一代思想上的腐蚀与戕害。1960年喀麦隆独立后，奥约诺在政府任职，主要从事外交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喀麦隆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驻比利时和利比亚大使，无暇从事创作，直到1971年又发表了长篇小说《群魔殿》。奥约诺把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当作自己的使命，鼓励非洲人重新获得他们本土的价值观念。他的作品一般都是用一种既幽默又哀婉的故事唤醒读者，让他们了解法属非洲殖民地的黑人在独立前所遭受的剥削、掠夺和压迫。

奥约诺的创作主要是描写非洲人思想演变的题材，他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描写现实，反映人民群众对殖民者的仇恨和他们自主建设新生活的愿望。奥约诺夸张讽刺的笔触不仅指向历史注定灭亡的殖民者，同时也指向了上了欧洲“主人”当的非洲人。他的长篇小说不论是《童仆的一生》，还是《老黑人和奖章》以及《欧洲的道路》都揭示了非洲人思想习惯“非殖民化的过程”，即他们的个人自尊和民族自觉感的觉醒与认识非洲各国人民伟大历史命运的过程，都贯穿着一个思想，即非洲的殖民地依附地位之所以能够保持，不仅是由于“白人”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应归咎于非洲下层人民的消极和惰性以及文化较高的“被同化的”非洲人背弃自己的人民。他的作品客观上反映了非洲各国人民在思想上摆脱殖民者给他们灌输的各种观念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

蒙哥·贝齐（1932—）原名亚历山大·毕伊吉，是喀麦隆小说家，和斐迪南·奥约诺齐名。贝齐的嘲笑和奥约诺的夸张讽刺的锋芒不仅指向历史注定要灭亡的殖民者，同时也指向那些上了欧洲“主人”当的非洲人。贝齐的前期作品有中篇小说《没有恨也没有爱》（1953）、长篇小说《残酷的城市》（1955）、《孟普的穷基督》（1956）、《完成的使命》（1957）、《痊愈的国王》（1958）等。贝齐在自己的小说里不仅批判殖民主义制度的野蛮和不公正，谴责受殖民制度影响的一些非洲上层人物的归化，他认为非洲农民是非洲唯一的道义力量。他后期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吕邦的回忆》（1974）和《永垂不朽》（1974），这两部小说描述了被法国殖民军杀害的喀麦隆劳工领袖吕邦·姆·尼奥勒的事迹，同时也控诉了喀麦隆当时的国家元首，把他描绘为一个醉鬼和腐化堕落的讽刺性人物。

西普利安·埃克文西（1921—）是尼日利亚著名的小说家，他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城里人》（1954）、《艳妇娜娜》（1961）、《美丽的羽毛》（1963）、《伊斯卡》（1966）；中篇小说《燃烧的草原》（1962）；故事集《洛科城》（1966）和《不安的城市与圣诞节黄金》（1975）等。因他善于写城市人的生活，被誉为城市小说之父。

钦努阿·阿契贝（1930—）是驰誉世界文坛的尼日利亚著名小说家，被公认为是非洲文坛上杰出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