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史学界，帝国的构建问题引发的观点之强烈往往罕有匹敌。的确，一些帝国历史学家仍然不得不公开表明自己对此问题的道德排斥，以免任何涉及帝国的论著会被认为采取了赞同的态度。而其他学者则倾向于另一个极端，仿佛所有反对帝国的论著都是莫大勇气的体现——似乎它们是在伺机而动，向群情激动的“帝国主义”民众一边倒的舆论发起挑战。这些观点颇为逗趣，却无伤大雅。但是它们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尽管对于帝国的善举与罪行的论述向来颇丰，帝国仍然相当神秘，充满了传说与误解。

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思维僵化。“帝国”是个宏大的词。然而在它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包含着无数的成员、成群的游说团体、如山的众望——对职业、财富、宗教救赎或仅仅是身体安全的希望。帝国之构成，不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委员会的深思熟虑，也不是出于所谓“不可抵抗的”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压力。正如那些统治我们的当政者一样，普通人的行为也受制于迷茫与迫切的动机及道德观念，正是这些男人（及女人）构成了帝国。这样的说法显然符合英国海外帝国的情况。英国的海外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个人的进取心共同创建的——它并不仅仅是国王们和征服者们努力的结果，更是由商人、投资者、移民、传教士等合力造就的。随意的意愿或一时的头脑发热不是一个帝国建立的唯一倚仗，尽管这两者确实必不可少。帝国的建立需要进行繁多的俗务，如勘测目标，建立据点，筹集资金，招募水手、士兵、移民及冒险家，集结同盟（尤其是在宫廷或政府中），制定规则（特别是关于“新发现”大陆上的财产所属问题），规范在外的贸易及道德行为，建构政府等。不难想象这其中多少事务可能出错。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便是与原住民及首领达成一致，使其成为帝国的同盟、附庸或子民。人们经常忘记，在全世界范围来说，帝国不仅是由帝国主义者自身所构成，同时也是由“帝国缔造者们”在当地吸收的附庸所组成。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帝国内充斥着混合的组成成员、互相冲突的传统，以及种族和民族间悬而未决的界限；这是持续不安定的始作俑者，也是无限活力的源泉。

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帝国。每当我们注视着那些陈旧的世界地图，看着大英帝国的粉红色覆盖的泱泱疆土，我们总是忘了这仍然是个发展中的帝国，事实上不仅远不能说它已经走到终点，甚至连中点都未达到。直到1914年（有时被认为是帝国的“全盛时期”），这种迹象无处不在：在某些被放弃了的不列颠旧属领土；在构成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稀少移民聚居地；在热带非洲衰退（不久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甚至更为衰退）的统治中；在长期的关于何种主权形式能够确保英国统治及平定印度动荡的疑问中；在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一方面不断声明帝国扩张不会继续而同时却在不断突破的局面中；在国内帝国主义者们认为公众的思想不够帝国主义化的愤怒和焦躁情绪里。的确，那些最狂热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帝国主义者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缔造者们遗留给后代的仅仅是一个建筑工地和一些令人绝望的、千疮百孔的建筑设计图，而远不是一座固若金汤的、仅需定期维护的宏伟建筑。

倘若认真审视帝国，它确实背离了它那起初即兴的、临时的特质，但这不无理由。首先，帝国的建立者们对于帝国的理解并不统一。当时的英国国内社会出现了大量相互倾轧的利益诉求及追求不同扩张和帝国形式的说客。例如，对于英国移民来说，开拓殖民地是关键；对英国官员来说，开化当地居民是重点；对于英国传教士来说，使原住民皈依最为紧要；对于另一些人来说，通商才是目标（最好是与当地居民，而不是与英国移民、官员或传教士之间的通商）。林林总总的利益诉求共存，组成了各怀异心的合作关系，共同构成了帝国的“目的”。殖民地成了这些党派把控的当地领导人互相争夺主控权的政治战场。其次，这个帝国的“命令与控制”体系一直摇摇欲坠，往往相当混乱。伦敦发出的命令能让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殖民总督们无条件地服从吗？这只是个历史白日梦罢了（做这个梦的人还不少）！这个帝国需要依靠当地精英的合作、移民的忠诚，以及那些早已厌烦了白厅命令的英国官员的（通常是勉强的）默许。而上述任何一点都经不起太多考验，因为它们都受当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问题所影响，而这些都是远在伦敦的政府无法预料的。帝国统治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妥协，有些妥协是迫于不时爆发的叛乱——如在爱尔兰、美国、加拿大、印度及非洲各国。实际上帝国需要不断因地制宜地改良统治方法。“宪政改革”是个高雅词汇，为的只是将新玩家拉入政治阵营，以便扩大（或缩小）目标，或者改变游戏形式。它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而是为了确保帝国的延续——确保游戏继续进行。在许多殖民地，哪些人应该服从哪些法令一直充满不确定性。最后，这种帝国行为并不是局限于其本国国内。相较于其他多数帝国而言，大英帝国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外部影响：外界那些吸引其子民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经济竞争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最危险的是）地缘战略挑战的出现。帝国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密切关注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更，并且根据新出现的危机或愿景不断地改变计划和优先事项。

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帝国的形式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版本，只有暂行形式而没有所谓的“最终形态”。除非到了那一天，否则没有人能够实际设想（更说不上筹划）帝国的终结。毫无疑问，直到最后时刻，英国人自己（起码他们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对于他们的帝国能够以某种形式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而深信不疑，无论这种形式较之于从前有多大程度的衰退。在去殖民化时代（1945~1965年）他们的政策大多是为了维持一个具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隐形帝国而制定。当然现实对这个梦想是个残酷的挑战，可是它的影响如同帝国自身的影响一般，依然挥之不去。

本书旨在研究帝国的构建过程，就英国来说，即指它在三个多世纪里延伸至欧洲版图之外的扩张过程，并探究此过程的中世纪英国帝国主义根源。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无数学术上的支持，尽管在每个章节都列举出了参考书目，但那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没有这些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此书。牛津大学的同僚及其他的学者的学识和见地使我受益良多，对此我深表感激。我所教授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求知欲指引我构建了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此书得以成形——再次验证了“教学相长。”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弗雷迪·玛顿（Freddie Madden）的巨著，它研究了大英帝国从中世纪直到帝国落幕期间的宪制实践，为理解大英帝国的拜占庭式扩张提供了重要依据。那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我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英国及海外无数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料，在此请允许我对他们的帮助和建议表示感激。我特别需要感谢新西兰新普利茅斯无可挑剔的博物馆和档案馆，那里的员工给予了我大量帮助。

如果没有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为教职员工提供的支持和动力，本书以及之前两本书的写作将会困难得多。纳菲尔德学院是绝佳的研究及反思之所，极少有机构能够与之相比。我对此，以及对我家人的宽容感激不尽。

一如既往地，我要向企鹅出版集团的西蒙·怀德（Simon Winder）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的激情、支持和睿智的建议给我提供了极大的裨益。我还要感谢为我编辑手稿的贝拉·库尼亚（Bela Cunha）、为我监督制作并提出宝贵建议的理查德·杜吉德（Richard Duguid），以及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本书所配地图插图由杰夫·爱德华兹（Jeff Edwards）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