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拂晓时分遭绑架

（2001年5月27－28日）

砰，砰，砰！

我和马丁从睡梦中惊醒。外面还很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沙滩小屋的木门被敲得砰砰响。我俩是来这儿庆祝结婚18周年的。

砰，砰，砰，砰，砰！

讨厌！他们是想让我们搬到隔壁去吧？我心里盘算。昨晚吃饭的时候，度假村的一名员工含含糊糊地说过想让我们换房间的事，可后来就没再提这茬儿。我冲敲门的人大喊：“现在搬太早了！”

砰，砰，砰！

这回马丁叫起来：“干什么？”

“是保安。”有人回答。

“他肯定是喝醉了。”我想，也许这位保安在值夜班的时候喝多了，跑到这儿闹事来了。“砰砰”的敲门声又响起来。

“马丁，我看这保安是喝醉了。”

“不，我觉得不对劲。”他说着，就起床要去开门。

“亲爱的，等等，你得先穿上裤子！”

马丁从床边拽过一条及膝长的卡其布短裤，是那种有大口袋的。这时，我起身也开始找衣服——一条短裤和一件灰色T恤，是我昨晚穿过的。

马丁刚刚走到门口，门砰地开了。三个手持M16自动步枪的人闯了进来。三人都是矮个，其中一个看样子也就十几岁。另一个大概二十三四岁，留着黑色长发。还有一个看起来要老一些。三人都穿着长袖黑色上衣，其中两人穿着迷彩裤。他们没穿制服，没戴面罩，也没戴墨镜。我们能看清他们的面孔。

他们立即把马丁赶出了门，而那个老家伙冲我咆哮起来：“走袁走，走！”

“不，不，不！”我反抗道，紧紧抓着被单裹住自己，“我还没穿衣服呢！”我不知道他能懂多少英语，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不穿衣服就跟他走。我哆哆嗦嗦地开始穿裤子。

“好吧，好吧。”他回答。我继续穿衣服。

一个家伙把马丁押了出去，还有一个开始乱翻我们的行李。他找到了我们的照相机和手机。

“走，走，走！”又下命令了。我急忙往门口走，顺手抓起我俩的拖鞋（在菲律宾大家都穿的那种夹脚拖鞋）。我来不及拿上钱包和别的东西了。

押着我出门的那小子想让我走快些，甚至跑起来。我以前受过这方面的培训，知道在被绑架的最初几分钟里，你应该尽可能服从一切命令，直到大家的情绪都稳定下来。可我实在讨厌这小子，我就是不跑！

“快点，快点！”他说着，还用枪筒戳我的后背。

我咬紧牙关用平静的声音回答：“我在走，够快了。”我压着步子。他又戳我，戳得真疼，但我执意不听他的。

我来到码头，一艘快艇正在那里等着。快艇约有十米长，装着三台笨重的舷外马达。这种船通常是用来贩毒的。甲板上已经坐着四五名受惊的人质。马丁依然光着膀子，他还没穿完衣服就被迫出门，把我留在屋子里，现在又见到我，他总算舒了一口气。“噢，见到你太高兴了。有人伤害你吗？”他问。

“没有，我只是穿衣服耽搁了一会儿。”

马丁自然没时间戴隐形眼镜，结果眼前一片模糊。我还算走运，两年前听从他的劝告，在马尼拉给眼睛做了激光手术。所以我能看清远处，可马丁不能。

我上船坐在马丁身边，和他一起看着其他人从各个小屋向这边走来。东方刚刚泛出鱼肚白。

有些人提着箱子走来了！一对衣着讲究的男女不但提着箱子，还拎着一大瓶水。我心想：“天哪，我真不该那么快跑出屋子。我本可以再磨蹭一会儿，收拾些东西。”

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要去给马丁拿件上衣！”

“坐下。”一名绑匪吼道，“我们会给他一件上衣。”

我立即从命。不过，我注意到他的英语相当好。“至少我们能跟这个人交流。”我暗自思忖。后来得知他名叫索莱曼。

“我把咱们的拖鞋带来了。”我举起拖鞋，得意洋洋地对马丁说。

“好啊。”他说。不过，我们没把拖鞋穿在脚上，只是拿在手里。马丁默默地环视船上，先看那些持枪的家伙，再看其他人质。我知道他在估计形势，想要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可这并不容易，因为船上人说的几乎都是我们听不懂的话。偶尔有人在谈话中插进一个英文词，我们得以拼凑出一些意思。然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能靠看表情、听语调来揣摩别人在说什么。

我低下头，瞥见了耀眼的结婚戒指。“这些家伙决不能抢走我的戒指！”我暗自发誓。我摘下它，又摘下另一只手戴的绿松石戒指，然后趁人不注意悄悄放进裤兜里。

“你不觉得应该把你的戒指给我吗？”我问马丁。

“噢，不用，我们不会有事的。”他答道。他总是那么乐观。

“你肯定？”

“对，没事的。”

※※※※※※※※※※※※

我坐在船里瑟瑟发抖，一想到来双棕榈度假村浪漫一下全是我的主意，我就心烦意乱。这个念头是在马丁受到新族宣教使团的提拔后产生的，我们在该组织从事宣教飞行服务已十五年有余。使团希望他担任整个组织的飞行总干事，也就是说他要回亚利桑那州，管理整个组织全球所有飞行事务。

受到提拔虽然备感荣幸，但马丁有自己的想法。“我只想做我一直在做的事——当个航线飞行员。”他告诉我。他喜欢驾驶宣教使团那架红白相间的小塞斯纳飞抵丛林跑道，给宣教同工送去食品和药品，或运送族人外出就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事了。

尽管如此，马丁出色的飞行技术和与人合作的能力，还是让他在使团的管理层中一步步升迁。其实，他已经多次拒绝过这一提拔了，因为我们的三个孩子还小，他不愿意经常出差。

我总是对他说：“你知道，我和你一样也不想搬回美国。但事实上，你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我喜欢菲律宾，但老实说，只要我们能在一起，我并不在乎去哪儿或做什么。马丁听了这话，只会笑着冲我摇摇头。

5月10日前后，马丁动身前往美国出差两周，去会见新族宣教使团的高层领导。他出差的时候，巴拉望西岛的宣教飞行员被叫回家料理丧事，结果这个岛上的飞行事务就无人负责了。马丁和我通过电子邮件决定，他一出差回来，就去巴拉望替班；部落中的宣教士不能没有飞行服务。而且，一名翻译已经定好会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来帮忙料理一些部落事务。他也需要飞行员。

我在心里核对马丁的日程表，知道他回到菲律宾时一定会很疲惫，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要立即启程去巴拉望替一周的班。我也知道他在岛上会很忙，还得自己做饭。这样可不行。他需要帮助。

我的日程也很紧，要接待访客——不过说来也怪，有几项安排又取消了。“我可以跟他同去，给他帮忙。”我心想。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临近了，如果我同去，起码能在28号那天陪他。也许我们还能在那里搞些庆祝活动。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好好欣赏巴拉望的风景。

我给岛上的一位同事打电话询问：“马丁和我去哪儿庆祝结婚纪念日好呢？他就要从美国回来了。”

“唔，你们应该去双棕榈。”朋友建议道，“那是一个很棒的度假村，在一个单独的小岛上,你们只能乘船过去。那儿有美味的食物，还有花园别墅和水上吊脚楼两种客房。”

“哪一种更好？”

我听见她丈夫在一旁喊道：“当然是水边的！那些房子可好了。”

“好啊，要不你直接帮我们预定一间，26号（星期六）住，怎么样？”我说。然后，我请邻居鲍勃·佩特罗和瓦尔·佩特罗夫妇帮我们照看孩子。我提前做好饭，冷冻起来，供他们在我们外出时吃。

收到双棕榈的预定确认时，我看了看价格，两人共1万比索（200美元）。我顿时双腿发软。不错，这个价格包含了住宿、娱乐和餐饮，可还是……太大一笔开销了。这么铺张会不会让马丁感到不安呢？我们的捐助人要是知道了又会怎么想呢？“也许我应该给朋友回电话，问问城里有没有不错的地方，我们去那里算了。”我心想。

我要是那么做就好了……

※※※※※※※※※※※※

我环视周围，数了数：快艇甲板上总共挤着17名人质。几名绑匪站在船头，还有几名站在船尾的马达旁边。人们用英语和我听不懂的语言交谈着。

所有人质都是从水上小屋被押来的，无一来自花园别墅。整个上船过程持续了大约二十五分钟。即将开船时，有人说：“等等！我们需要一个厨子。”一名绑匪迅速跃出快艇，跑上山头绑架了度假村名叫索尼的厨师。两名保安也被抓来了——他们显然不是绑匪的对手。

算上索尼和保安，人质数量上升至20名。

马达发动了，我们驶离码头。15名绑匪一齐向空中挥起拳头来，还齐声高呼：“真主至大！真主至大！”一重迷雾被拨开了。这下我们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交道了：令人生畏的阿布沙耶夫。只有他们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不太了解阿布沙耶夫，只知道他们是恐怖分子。在菲律宾南部，人人畏惧他们。我们后来明白了这个称号的含义：阿布意为“某人之父”；沙耶夫意为“持剑者”。

正是这个组织绑架了美国黑人穆斯林杰弗里·席林。一年前他来菲律宾娶一位穆斯林姑娘时听说了阿布沙耶夫，随后，他觉得自己可以作为穆斯林兄弟去劝导他们，说他们的行为违背了古兰经。他企图感化他们，却适得其反；他们说他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将他扣作人质，要求100万美元作为赎金。杰弗里被扣押了七个半月。我们听说他最后挣脱手铐逃跑了——大概是瘦下来，腕子变细了的缘故。

我心情越来越沉重，转过头对马丁说：“我们遇到大麻烦了。”

“是啊，没错。”他轻声附和。

我望着双棕榈度假村的白色小屋渐渐远去，变小，很快就看不见任何陆地了。快艇轰鸣着驶入苏禄海，不知驶向什么地方。在开阔水面上航行的滋味越来越不好受了，我们一次次地颠到半空中，又摔回甲板上。35个人同乘一船，这是严重超载。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颠簸前行。

我没有哭，也没有发抖，还没到时候。我竭力让自己保持平静，集中精神关注事态的发展。我也在努力回想20世纪80年代末，新族宣教使团派应急计划制定者盖·希尔给宣教士上的一堂课，讲的是如何应对绑架事件。

他说：“在最初几分钟里，大家都被抓到一起，这是绑匪最容易开枪的时候，所以必须服从命令。但在这之后，你要马上开始跟绑匪进行眼光的交流。要让他们把你看成活生生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物件。更进一步，让他们了解你的需要。这有助于你在他们头脑中树立个性特征。”

他还说什么来着？那天我并没有全神贯注地听讲，马丁也没有。绑架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与我们无关。

我决定实践我记住的那些话。驾驶员把油门关小了一些，这时我捕捉到了索莱曼的眼光，于是口气坚定地说：“我们要去CR（菲律宾人对卫生间的简称）。”毕竟，我们都是被从床上拽起来，直接赶上船的，“我们去哪儿上卫生间？”

“是啊，是啊。”其他人质也点头附和。

“这儿没有CR。”索莱曼宣布。

我可不买账。“我们要去卫生间，不去不行了。”我反驳道。我起身向船尾走去。

一名人质主动抻开一条“马龙”（蜡染布制成的宽大的菲律宾式裹身裙），好让女士们在蹲着的时候有一些私密空间。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直接在甲板上解决了。然后，马达再次发动起来，我们又前行了。

快艇在海上疾驰，我们时常被飞溅的浪花打湿，浑身发冷。一位年纪稍长的男子冻得打起哆嗦来，有人递去一件上衣让他穿上。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女子几乎歇斯底里了。于是我跟她攀谈起来，得知她名叫蒂怀妮。她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说：“我们家可没钱付赎金！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把手搭在她肩上说：“你有没有钱并不重要，现在即使有钱也帮不上忙。我们能信靠的只有上帝。努力使自己安静下来，咱们只想怎么熬过今天。”

她紧紧抓着我的手，好像平静了一些。

行驶了大约一个钟头，一个留着胡子、较年长（其实不过三十来岁）的阿布沙耶夫头目（名叫芒本）朝马丁俯过身来，他低头盯着马丁的手，煞有介事地宣布：“我要那枚戒指！”

马丁别无选择，只好交给他。

我看着丈夫，耳语道：“我说什么来着？”我不禁想起买戒指时的情形。那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郊外雷镇的万家商场，我花50美元买了这枚素金戒指。如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走了。我努力安慰自己，我们可以再买一枚的。我心里说：“那只不过是枚金戒指，换个新的就行了。”我把马丁的手抓得更紧了。

偶尔会有其他船只出现在远方。每当这时，绑匪就把我们赶到一起，用一块帆布把我们盖住，免得被人发现。其中一次，我们听见马达声减弱了，一条船驶过来。有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在交谈——显然跟找吃的有关系，因为对方船员给阿布沙耶夫扔过来一包东西。

那条船刚一离开，食物就被递到帆布下面供我们吃——是木薯。虽然我知道有些菲律宾农民种这种东西，但以前从未吃过。后来我得知生吃木薯会中毒，不过可以剥皮、煮熟、晾干后再吃;也可以和上水捣烂，放在香蕉叶里蒸熟,做熟后就像个硬面团。

我尝了一口，很酸。“这能吃吗？”我问。

“噢，能吃。”一名人质回答，“其实，一旦做成这样，就能存放很多天。”

直到开始分木薯吃，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饥渴。带来一大瓶水的夫妇把水传给大家喝。我觉得舒服了一些，但是忍不住怀念起留在房间里的花生巧克力豆，后悔没带来。

日头渐渐升高，天也越来越热了，帆布被支起来遮阳。绑匪没说我们正往哪儿去。我们注意观察，想要搞清他们的名字，找出哪些是头头。其中一个很快以风趣的性格和善辩的言辞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叫萨巴亚，矮小敦实。其他人都穿着军裤或休闲裤，萨巴亚却穿着红色紧身裤，显得与大伙儿格格不入。

后来我们发现，他和大多数绑匪的名字都不是本名，而是为了在战斗中鼓舞士气而起的“圣战之名”。例如，萨巴亚就是“战利品”的意思。其他名字同样具有生动的含义，他们很是引以为豪。

下午两三点钟，索莱曼拿着一本黄色的写字簿来到人质中间开始询问、记录。他一上来就说：“我们是阿布沙耶夫。有些人叫我们恐怖分子。我们想告诉你们，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是普通人。菲律宾政府夺走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只想再夺回来。政府里没人愿意听我们的，我们只好这样做来引起关注。”

他询问我们的姓名和职业，然后逐一记录在案：

•弗朗西斯，年长的绅士，银行家，他的妻子苔丝。

•奇托，手机公司销售代表，他的同事珍妮丝。

•瑞吉与马尼拉的特权阶层关系甚密，他的女友莉莎。（他们就是拎着箱子和水瓶的那一对。)

•巴迪，旅游杂志出版商（当时他正在双棕榈采访），他的妻子蒂怀妮，以及八岁的儿子R.J.。

•安吉，蒂怀妮的妹妹，看样子三十岁出头。

•吉列尔莫·索伯罗，美国承包商，他年轻的未婚妻菲。

•勒蒂，华裔女商人，她的女儿金大概十三四岁，侄女拉莱茵也是十几岁。拉莱茵本来同父母住在花园别墅，却跑到水边与姑姑和表妹共度周末。

•索尼，双棕榈的厨师。

•厄耳靳和阿曼多，双棕榈的两位保安。

•马丁和我。

除了吉列尔莫、马丁和我，其他都是花费得起到双棕榈这样的地方来度假的菲律宾有钱人。

索莱曼问到我们时，马丁回答：“我们是美国新族宣教使团的宣教士，是来帮助部族人的。我们住在北部的吕宋岛。”

索莱曼的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阴云。他原本以为我们会是欧洲（美国也凑合）商人，公司会马上把我们赎回去。而宣教团体不仅穷，而且向来主张拒付赎金。

“宣教士？你们认识查尔斯·沃顿吗？”他问道。我们认识。查尔斯是暑期语言学院（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的翻译，大约十年前在棉兰老岛上被绑架。他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吊了几周之后，终于活着出来了。

“是啊，我们认识他。”马丁回答，“他是我们的朋友，他服务的组织和我们的差不多。”

“嗯，我们有人在那儿。”索莱曼神秘兮兮地答道。

然后他宣布了对我们的处理意见：“基于政治原因，你们将会被要求支付赎金。我们会提出要求，而且会最后处理你们俩。”看来凶多吉少。

“哎呀，”我暗自叹息，“我们要在这儿待很久了。”我马上想起自己向孩子们保证过：“爸爸和我去巴拉望就待一周，然后就回来。”我很难过，努力想象着他们得知我们的遭遇后会有什么感受。我凑近马丁，咕哝道：“他们把那群西巴丹游客扣押了多长时间？”我指的是一年前在马来西亚旅游胜地被绑架的21名游客。

“我不记得了。三四个月？”

我盘算着“很久”到底会有多久。六个星期？充其量两个月。我暂且抱着这样的希望。“最坏的情况不过是跟这些家伙度过暑假，当孩子们开学的时候我们也就回去了。”我告诉自己。

与此同时，其他人质正忙着计算自己能筹到多少钱。似乎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游戏规则。钞票是必不可少的推动力。大家都在起劲地讨价还价。

“也许我家能拿出100万比索（相当于2万美元）。”一个人说。

一个更像中产阶级的家伙说：“我们大概能筹到25万（相当于5000美元）。”

索莱曼一一记下数额。我们后来得知，这是他第一次获准进行谈判，而且令萨巴亚很不满意。他告诉索莱曼：“你不要让他们定金额。你只要打量他们，估计身价，然后告诉他们付多少钱。如果有中文姓氏，就说明是有钱人，一口价，1000万比索（相当于20万美元），没得讲。”

索莱曼把单子写好后，交谈就结束了。马达再次轰鸣，我们又上路了。

那天下午，索莱曼对马丁说：“你知道，人们觉得我们是三等公民，是野地里的原始人。其实，我们有非常现代的高科技装备。看见卫星电话了吗？看见GPS了吗？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可我忍不住暗自嘲笑，在他们寻找双棕榈度假村时，全球定位系统其实没帮上什么忙。从他们交谈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了解到，他们在来双棕榈的途中迷路了，只好向渔民问路。显然他们根本不会用GPS！）

我一直遥望远方寻找陆地，但没有找到。放眼望去，只见无边无际的大海。现在我知道了，最近的岛屿在东南方400公里外。当时不清楚这个情况也许倒是好事。

在水上颠簸了一整天，我们都很难受。黄昏时分，快艇靠近一条较大的渔船。另有一二十名阿布沙耶夫成员连同渔民一起在船上等着。我们靠上渔船，感到轻松了些，因为就要下快艇了。至少我们能站起来，不必挤在甲板上了。但愿换船之后能让我们舒服些。

一条宽不过15厘米的竹“跳板”从快艇搭到了渔船上，我知道自己必须跨过两米宽的水面才能上船。我怕得要死，心想：“我过不去！”

我盯着竹板，海水在下面微微涌动着。轮到我了，看到别无选择，于是我开始手脚并用地爬过竹板，祷告上帝不要让我掉下去。

马丁跟在我后面。等我们都上了船，船上将近有六十人，这条20米长的渔船严重超载。

船上有舱内马达和舷外支架（绑在一起用来延伸两侧空间的竹竿）。舵轮在甲板中间的小驾驶舱里。底层货舱里存放着一条条用冰埋着的大金枪鱼，是船员在被阿布沙耶夫劫持之前捕到的。

我们在甲板上坐下，绑匪很快做起宵礼。我觉得自己精神恍惚，对他们的哼唱声充耳不闻。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礼拜完毕，大家吃了一些米饭和鱼，我感觉好些了。然而这里还是没有供女士方便的地方。我们还是被迫在角落里解决。安吉、菲和其他一些女人心神狂乱，大哭不止。

“你认为有人知道我们被绑架了吗？”我问马丁。这时天渐渐黑下来。

“难说。不过别着急，格蕾莎。我们会没事的。”他的乐观态度也感染了我。

我上周听到的一首歌此时在脑中回响起来。“马丁，你出差的时候我听了一首歌。你闭上眼，我给你唱。”我开始轻声唱起来：

靠主刚强，靠主得刚强，

做刚强的勇士，因主必引领；

靠主刚强，靠主得刚强，

你当欢欣靠主得刚强。

“嗯，真好听。”我唱完后，马丁喃喃地说，“谢谢你，亲爱的。”

被绑架后的第一个晚上没有人舒展身子睡觉；我们全都坐着打盹，互相倚靠着。冷飕飕的海风取代了白天的骄阳。索莱曼之前答应过给马丁一件上衣，他没有兑现，于是弗朗西斯给了马丁一件背心。我们依偎在一起取暖。

我睡得很不安稳。记得有一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倒头躺在甲板上，头发被人踩住了。我猛地把头发扯了出来。

※※※※※※※※※※※※

第二天（周一）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但对我们来说可不算什么节日。太阳升起后，我们环视船上，看到了黎明前没发现的东西。有人用竹支架做平台、帆布做围墙给我们造了一间“CR”。上那儿去方便还是不太方便，不过有一条绳子可以抓着，至少我们能排到海里，不用污染甲板了。

人们忙着拨打卫星电话，呼求马尼拉和别处的亲属筹集赎金。接下来是热烈的讨论。瑞吉立刻显出自己的关系很硬，他让一个政府官员给萨巴亚回话说：“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好人。放了他，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忘了吗？”他们答应支付一笔钱，绑匪也答应释放瑞吉。

这时，吉列尔莫显得非常紧张。他说自己最近神经衰弱，吃了好多药，离婚也不顺利，手续还没办完，令他焦头烂额。我们看到他出现了停药反应。他常打哆嗦，声音也在颤抖。

这条船当然比快艇速度慢。“我们去哪儿？”一名人质问。

阿布沙耶夫的回答很含糊：“我们只是看……”

我痛苦地发觉自己的着装不符合穆斯林标准。当然，在屋里时他们没给我打点的时间。别的女人仍穿着睡衣。我穿着短裤和T恤，坐在那儿觉得很尴尬，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一个“放荡”的美国女人。我开始求主保佑我。

那天上午，菲给了我一条长带子用来缠头，还有人扔给我一条“马龙”。虽然我的胳膊还暴露在外，但至少在穆斯林看来比较像样了。

“在伊斯兰国家，所有女人都穿着得当，只露出眼睛。如果哪个女人的眼睛引起公愤，那么连眼睛也要被蒙上。那里没有招致罪恶的诱惑，没有西方电影，没有烟酒，也没有毒品。”

绑匪们的最大愿望似乎就是去阿富汗。他们说，那是多么完美的国度啊。但是，这个愿望假如实现不了，他们也会满足于其他选择，去其他地方。

那天，萨巴亚让马丁通过卫星电话在棉兰老岛的阿贡广播电台发表声明。我们后来得知，这家广播电台同情阿布沙耶夫，愿意替他们传话。

于是，马丁准备发言（声音是他的，稿子当然是萨巴亚起草的）：

我是马丁·伯纳姆。我与妻子格蕾莎在菲律宾居住了15年，是新族宣教使团成员。我们被詹贾拉尼集团阿布沙耶夫扣作人质……

其实萨巴亚想让他说“奥－哈拉卡图·伊斯兰米亚”，意思是“伊斯兰运动”，但马丁怕自己会发错音。

“好吧，那就叫我们‘奥萨玛·本·拉登集团’。”萨巴亚说。

当时是2001年5月底，距9月11日还有整整三个月，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马丁后来告诉我他听说过一两次。

“我能不能就说‘詹贾拉尼集团’？因为我知道那个词，不会念错。”马丁问。詹贾拉尼是该组织的创建者，几年前在交战中被打死。萨巴亚同意了，马丁继续发言：

我们请求美国和菲律宾政府争取尽快使这一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马丁一如既往，冷静、镇定，脱稿发言。

“你干得很棒，亲爱的。”我说，“你总是很棒。”

当天晚上，生龙活虎的奇托决定组织同船人质玩一场“认识你”的游戏。我们都挤进驾驶舱，围坐在地板上或能找到的任何地方。大家轮流报出自己的名字和左邻的名字，不一会儿就相互认识了。大家说笑着，谈论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其他情况，苦中作乐。

吉列尔莫告诉我们他出生在秘鲁，十几岁时就移居到洛杉矶，现在在当地经营一家小建筑公司。他一年前来双棕榈度假，遇到了在礼品店工作的菲，一直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现在两人已经订婚。

随着彼此间加深了解，我们更加团结，更愿意互相鼓励，努力打起精神。

到了傍晚，船上一派“宗教大同”的景象。不用说，穆斯林正朝着西方的麦加叩头、诵经。天主教徒拿出念珠念起玫瑰经。终于，一名人质请马丁代表大家出声地祈祷。

“主啊，这一切都不会令你吃惊。”他平静地开始了，我们都低着头。“虽然我们自己不晓得自己在哪儿，但是你知道。我们知道大家都在替我们担心，但是你掌握着我们的命运。请你保佑我们经受得住这场磨难。我们信靠你。阿门。”

听着丈夫祈祷，我内心充满平安。其他人似乎也有同感。“哇，你真会祈祷！”他们夸奖道。马丁笑了。对他来说，祈祷就是与上帝对话，表达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晚上，大家基本上都选好了就寝的地方。一些年轻的阿布沙耶夫早已占据了驾驶舱顶部。船头是挂吊床的地方，被他们的同伴占领了。还有几个在靠近船尾处支起了吊床。渔民也各就其位。

再看人质。我们大都在甲板两侧的狭窄过道里挤着，头朝里，脚朝外悬在海上。有的在驾驶舱前面中部凹陷的地方安顿下来。总之，我们占据了每一寸可利用之地。

我注意到船上有一个优越之处：没有蚊子！它们在咸水中根本找不到繁殖之地。我们能够露天躺着仰望星星而不被叮咬。海风柔和，海浪轻轻地拍击着船舷，令人感到宁静安详。

弗朗西斯和苔丝原来是老甲壳虫乐队的歌迷，二人的合唱相当好。我们伸展四肢躺在广阔的夜空下，听他俩唱起一支支美妙的歌：《昨天》（Yesterday ）、《车票》（Ticket to Ride ）、《随它去》（Let It Be ）、《漫长而曲折的路》（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 ）。其他人会唱的时候也跟着唱。有些阿布沙耶夫成员也哼哼了几句，虽然教规禁止他们唱这种歌。

接着我们唱起了《想象》（Tmagine ），约翰·列侬创作的这首歌谣描画出另一个美丽的世界。当唱到“想象全人类都生活在和平之中”这一句时，我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自从被绑架后，我第一次泪如雨下。多么令人痛心，所有人质齐声歌唱一个如此切近而又无法企及的世界。那一刻我们躺在船上，一种纽带开始将我们——甚至包括绑匪——连在了一起。仰望着天空，我朦朦胧胧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