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

[文学奖]自我放逐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J.M.库切的批评者，似乎都对他文本的创新性充满了敬畏。这一点，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文本贯通了对欧洲的文学和哲学传统的继承。同时，批评家们习惯于纠缠在库切的小说是否部分属于殖民主义话语的问题，而看不见库切运用精心构制的寓言所描绘的严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他的主题都在从流血的严酷事实中提炼出来的。

——摘自戈迪默为《关于J.M.库切的批评视野》一书所作的序言

一

10月2日，南非作家库切（J.M. Coetzee）获得200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库切并不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小说还不到10部，却都是精品，所以，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人可以说“今年的选择很简单，丝毫没有争议”。库切这个学期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听到消息后，在芝大网页上贴了这样一条短信：“今天早上6点钟我接到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对我来说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今天是宣布文学奖得主的日子。”虽然是出乎他的意料，但是对于媒体、文学爱好者以及像我这样的库切的崇拜者来说，他得奖，是早晚的事。他是非洲的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一位是1986年尼日利亚的索因卡，第二位是1991年南非的戈迪默。

库切一生中虽然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国外生活，却是一个很典型的南非人。他于1940年出生于开普敦的一个南非荷兰人家庭，从小受的是双语教育，后来去的是英文学校，所以，英文可以说是他的母语。他成长的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逐渐成型继而猖獗的年代，1960年他如同许多实在无法忍受种族隔离政策的年轻人一样，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了在海外自我放逐的生活，离开南非而到伦敦。一开始，他做的工作是电脑软件设计（他大学学的是电脑）。4年后，他去美国得州大学学习文学，然后在纽约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1971年他回到南非，在开普敦大学英文系里任教，其间每年他都有几个月的时间在美国几所大学中做访问学者。2002年，库切移民澳大利亚。

库切的第一本小说《尘土地带》（Dusklands）出版于1974年，此书由两个互相有些关联的中篇构成，第一篇是一个美国心理战争专家在越战中的经历，第二篇是一位18世纪荷兰殖民者的手记，这相隔两个世纪的故事的关联，是两位主人公都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在他们看来比他们要低等的人的身上，给当地人，也给他们自己带来灾难。库切是个很普通的南非荷兰人的姓，他说他自己“只是一万名南非的库切中的一位，除了要说雅克布库切（《尘土地带》中第二个中篇的男主角）开始了这一切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库切的第二本小说是1977年写作的《内陆深处》（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主角是一位南非荷兰人的老姑娘，写她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干旱台地内陆深处的寂寞生活。他的第三部小说，1980年的《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Barbarians）把库切带上了国际舞台，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这本书是一篇寓言，主角是一个边境小镇的主管长官，他以自己的宽松的态度管理着他的小镇，小镇常年与边疆之外原野上的野蛮人通好，直到有一天，中央政府派了位钦差大臣，要把野蛮人赶得越远越好，小镇居民与野蛮人的战争开始了，同时，这位长官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位被擒的野蛮盲女，于是，他自己从长官沦为阶下囚，成了众人唾弃的对象。整本书里充满了反讽、激情、内省和恐怖，是一个没有地域没有疆界没有时间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

1983年，他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Life and Time of Michael K）出版，此书写的是开普敦的故事。迈克尔·K是一位园丁，在南非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他打算带着母亲出去旅行，离开城市，到杳无人烟的内陆去生活。但是一路上，他备受磨难，被追杀，被监禁，最后，他只有以绝食为武器。此书获得当年英国的布克奖。

1986年，他出版《仇敌》（Foe），是重新讲述的鲁宾逊漂流记的故事，叙述者是一位与鲁宾逊和星期五同时漂流在海岛上的女性。1990年的《铁器时代》（Age of Iron），身患癌症的女主角在被医生告知病情之后回到家里，发现花园里躺着一位喝醉酒的流浪汉，她把这个流浪汉看成是自己的死亡之神。这个一直醉醺醺常常不省人事的流浪汉成了她沉默的知心人和忏悔的“神父”，使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和。同时，她前往黑人棚户区寻找一位走失的黑男孩，目睹着南非政治变革的前夜、警察的暴力、黑人的抗争、黎明前的黑暗，以及将要出现在天际的曙光，“让我告诉你，当我在南非这块土地上走过时，我的感觉仿佛是走在黑色的面孔上。他们已经死了，但是他们的魂灵还没有离体，他们沉沉地躺在那里，等待我的脚踩过他们，等待我离开，等待复活的机会。”这个复活的机会，就在旦夕之间。

二

1990年被监禁了26年的曼德拉获得释放，1994年“非国大”赢得大选，非洲人管理非洲的理想实现。然而，库切在观察、等待，他没有去描写曼德拉任南非总统之时的蜜月期，他的下一本小说是1994年的《圣彼得堡的大师》（The Master of Petersburg）和南非无关，写的是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是历史资料和想象力的结合。1999年，他出版《耻》（Disgrace），一反他以往小说中使用象征隐喻暗示的手法，而是硬生生直接触及到新南非的各种不如人意的现实，诸如土地所有权、犯罪率、强奸、种族分离、警察的无能为力、白人的赎罪心理。

故事的主角是开普敦大学的一位教授，浪漫主义诗歌专家，年过五十，离了两次婚，每周和一位妓女约会解决基本问题，后来引诱一位女学生。事情被校方发现后，教授承担了全部责任，但是却无怨无悔，不愿屈服于人格的侮辱，或是乞求校方宽恕，最终辞职。带着耻辱的印迹，来到女儿居住的乡下。然而乡下的新南非也不是太平盛世，3个黑人前来打劫，强奸了女儿，抢走了所有的值钱物品，教授怀疑这是女儿的黑人邻居有意为之，为的是能赶走女儿，得到女儿的土地。教授劝女儿移民荷兰，但是女儿却另有打算，她把抢劫一事报了警，是为了保险公司的需要，对强奸之事却一字不提。她不愿离开南非，她愿意委曲求全苟且偷生为白人曾经有过的对黑人的不人道统治赎罪。但是雪上加霜，女儿发现自己怀孕，黑人邻居愿意收留她为第三任妻子，她的土地都划在了他的名下。教授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自己跳进火坑，女儿残酷地说那个黑人邻居是收债的，而她是还债的。父女俩都同意这是一种耻辱，但是教授不愿意忍受这种耻辱，女儿却不愿逃避这种耻辱，她说：“对，这是一种耻辱，但也许这是我们重新开始生活的起点，也许我要学会接受现实，从头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真正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汽车，没有武器，没有房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像一条狗一样。”

《耻》一出版，就获得了当年的布克奖，使库切成为布克奖历史上第一位两次获奖的作家。然而，在南非国内，反应却极复杂，有人爱它，有人则对之恨之入骨。我读到《耻》时，还在伦敦，对南非所知不多，吸引我的是他的语言的精炼、冷峻以及力度。当时我边读边感叹，世界上居然有人能写出这样简单，然而又这样有穿透力的英文！世界上居然有人能用这样不煽情、不宣泄、不夸张的语调，讲述一个如此让人觉得彻骨冰冷的故事。在南非住了近两年，我才悟到《耻》的真正意义，语言、故事、小说结构还都是次要的，库切的伟大，在于他对历史，对未来的洞察力。只要看看南非的邻居津巴布韦这两年来的噩梦般的所谓“土地改革”，你就能意识到《耻》中的预言。库切曾经这样写过：“我对自由有一种预感，就像被镣铐锁住的囚犯的预感一样，所以，我会描写一系列能够摆脱镣铐把脸转向光明的典型代表们。”

正是这本书，让库切在南非成为众矢之的，不仅是南非政府对此书极为愤慨，满腹经纶每次讲话必定要引莎士比亚、弥尔顿的南非总统姆贝基也公开表示不满，就是许多把库切视为战友同志的自由思想知识分子们也对此书横加责骂。他们觉得这本书把黑人统治下的南非描写得太凄凉太惨淡了太黑暗了。他们说，在库切的笔下，“非洲人自己统治下的南非是一个在下坡路上直往下滑的没有刹车的车子”。这些反应让库切寒了心，也让他最后下了离开南非的决心，重新选择了自我流放的道路。

库切的书都是关于历史，是关于人在历史中的地位，更是关于人是否能逃离历史。就像《耻》中的父女俩，他们压根就没有逃脱耻辱的可能。在他的笔下，政治和历史的力量像阴风苦雨一样无孔不入，吹入个人的生活，这隐晦恶劣的气候能够摧毁人的一生。他笔下的南非，是一个没有时间噩梦一般的地方。“在关键时刻，库切的人物都是站在他们自己背后，一动不动，仿佛是没有办法参与他们自己的行动。”瑞典学院这样写道，“但是这种消极状态又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性格造成，这也是一个人对压迫的最后反抗，在不参与的消极状态中进行抵抗。”

三

库切可以算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文学大师的典范。他的每一本作品风格都完全不同，有的可以说是后现代派文学的典范，书中的地点场景虚而不实，用典很多，充满寓意，有的则是最冷酷最真实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语言非常精炼，非常干净，如同他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一样，他的书中也从来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库切在双语教育中长大，所以，他对于南非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描写都非常出色，对于南非文学来说，这是很少见的。他用各种手法，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手法来描写南非生活的各个不同的时期。

库切最新的一本小说，叫做《伊丽莎白·科斯泰洛：八堂课》（Elizabeth Costello：Eight Lessons），缘起是几年前普林斯顿大学请库切去作演讲，题目让他自己任意选择。他出现在演讲厅中时，没有演讲，却讲了个故事，故事是关于一位叫科斯泰洛的女教授，被人请去演讲，题目由她自拟，她讲的是关于素食主义的观点和动物的故事。库切的演讲就是重复了科斯泰洛的演讲。当时，库切进行过两次演讲，后来被结集出版在《动物的生活》中，现在，科斯泰洛的演讲总共发展到了8篇，这就是库切最近的新书。可以说是8个有些关联的短篇的集子，也可以说是关于现代生活写作生涯的各方面的论文。虚虚实实，科斯泰洛也是库切自己的写照。有趣的是，其中女主角获得了一个文学奖，她说：“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库切的两次布克奖都没有出席发奖仪式，所以现在赌行最看好的赌项，也许就是库切是否会出席12月10日将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1964年，法国作家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文学史上的奇谈。现在，大家都认为库切不会如萨特那样拒绝这个奖，但是他是否会亲临现场从瑞典国王手上接受证书和支票，许多人可能都会把赌注押在“否”字上。

库切是一位性情孤僻、不苟言笑的人，他是素食主义者，酷爱骑自行车，滴酒不沾，他向来都不接受记者采访。开普敦社交界的女主人们都说：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他1963年结婚，20世纪80年代离婚，有一女一子，现在女儿吉塞尔仍然住在开普敦，儿子23岁时在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这对库切打击很大，也许是他心中最深的痛楚吧。

库切获奖，南非传媒好评如云，对于库切已经离开南非移居澳大利亚似乎丝毫不在乎。金山大学的英文系主任大卫·阿特威尔（David Attwell）是研究库切的专家，他称之为“南非文学的重要一天”，非国大的发言人说：库切和戈蒂默一样，将给南非年轻的一代作家们提供希望和灵感，“希望能让出版社和读者们意识到非洲大陆的文学潜力。”民主联盟的发言人称库切是南非人的骄傲，得到这个奖，不仅是南非的荣誉，更是南非文学的荣誉。喜剧演员Pieter-DirkUys欢呼这个好消息的同时，又说希望库切能够搬回南非居住。曾经与他共事30年的开普敦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史蒂芬·沃特森（Stephen Watson）评论说：“无论他的小说写的是南非，还是无名之地，他都是卡夫卡最好的接班人。”

其实我要说，读库切，最让我想到的是中国的鲁迅，一样勇敢地直面人生，一样地不向任何人妥协。

恺蒂

[经济学奖]计量经济学受宠诺贝尔

恩格尔现为美国公民，194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的中部城市锡拉丘兹，1966年获美国科内尔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1969年在同一所学校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创立的“有条件的异方差自回归模型（A 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kedasticity）”，简称ARCH模型，能精确地获取很多时间数列的特征，并对能把随时间变化的变动性进行统计模型化的方法进行了改进。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不仅是研究人员学习的光辉典范，而且也是金融分析家的楷模，不仅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还为分析家们在资产定价和投资组合风险评估方面找到了捷径”。

格兰杰1934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斯旺西，现为英国公民。他1955年获英国诺丁汉大学颁发的首批经济学与数学联合学位，1959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1974年移居美国，现为美国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院荣誉经济学教授。据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格兰杰对经济学研究的一大杰出贡献是，发现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特别组合可以呈现出平稳性，从而可以得出正确的统计结果。格兰杰的发现对研究“财富与消费、汇率与物价水平，以及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间的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获得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是所有经济学家的梦想。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Engle）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Granger）十分幸运，他们的这一梦想在2003年变成了现实。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他们，以表彰他们分别用“随时间变化的变动性（time-varying volatility）”和“共同趋势（common trends）”这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序列。为此，他们将分享1000万克朗（相当于130万美元）的奖金。

格兰杰和恩格尔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中央银行、财政部、金融市场经常使用的分析工具，特别是在评估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方面，更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在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计量经济学家对恩格尔和格兰杰的理论建树同样不陌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恩格尔的ARCH模型就作为“现代经济学前沿”被详细地介绍到国内；格兰杰在谱分析（经济周期分析）、因果分析、经济预测、协整等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也早为人们所熟知。不仅如此，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已经在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被广泛应用。

格兰杰协整定理：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

众所周知，人们在进行关系估计和经济预测以及对经济理论进行假设检验时，通常是以时间序列的形式来使用数据，进而对宏观经济变量进行研究。这种时间序列可以表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利率、股票价格等经济变量的变动过程。比如说，经济中的消费可能会取决于总劳动收入和财富、实际利率以及人口的年龄分布等因素。尽管对这种关系可以简单地通过一个静态、线性、只有两个变量的表达式（模型）进行描述，但要得出正确的估计和结论，就要求模型必须能够很好地适用时间序列的具体特征。而对许多经济时间序列来说，最重要的两个关键特征是“非平稳性”（nonstationarity）和“随时间变化的变动性”。正是恩格尔和格兰杰在20世纪80年代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处理这两个关键特征。格兰杰在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

协整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在两个（或多个）非平稳时间序列中寻找一种均衡关系，该理论的提出对于用非平稳经济变量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以及检验这些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其应用也远远超出了对线性回归的诊断。在许多情况下，经济理论告诉我们两个变量应该是协整的，对协整性的检验也就是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检验。比如说，尽管消费和可支配收入这两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我们希望这两个变量从长期来看是相关的，因此它们的某个线性组合应该是平稳的。另例如股票市场，如果对股票价格的估计是理性的，那么公司股票的价格应该等于预期未来股息流的现值。这事实上意味着，尽管股息和股票价格这两个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但这两个序列应该是协整的，其协整参数等于投资者在计算盈利现值时所采用的贴现率。

在以后的工作以及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合作中，格兰杰又从几个方面对协整分析进行了拓展，比如处理那些具有季节性模式的序列。另外，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格兰杰协整定理”，用来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除了在理论上建立了协整的概念，格兰杰在实际经济分析中也作了大量极具贡献的实证性研究，比如对季节性模式的单整与协整分析；对产出、销售以及存货之间的多因素协整分析；对美国国债的产出协整分析等。

格兰杰是目前全球最杰出的计量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学术界的建树几乎包括了近40年来计量经济学在时间序列方面的所有重大发展。在研究经济时间序列时，格兰杰和另一位学者汉塔纳卡（Hatanaka）首创使用了谱分析方法（spectral analysis），提出了关于经济变量的“经典波普理论”，并与著名学者摩根斯坦（Oscar Morgenstern）一起对纽约股票市场的股票价格进行了相关分析。在预测研究上，格兰杰的贡献也值得一提，他在1959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潮汐河流泛洪的概率估计》被认为是现代成本—收益分析教材的范本案例。在对非线性问题的研究上，他和焦克斯（Joyeux R．）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长期记忆时间序列模型与分数差分法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long－memory time series models and fractional differencing）对长期记忆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格兰杰又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对面板数据（panel data）的研究上，他认为这种由相同截面数据构成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有助于把数学、统计学和经济学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成为未来至少5年内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所有这些都是计量经济学界的最前沿领域。

恩格尔ARCH模型：能够有效预测经济数据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对收益的风险和价格不确定性的度量通常是采用方差（或标准差）来描述。由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中关于独立同方差的假设并不适合用来描述金融市场中的价格与收益行为，所以，许多计量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都开始尝试用改进的方法来更好地定量描述各种金融市场活动。在这些模型中，恩格尔提出的“有条件的异方差自回归模型（ARCH模型）”能够有效预测经济数据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变化，因而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数据的时间序列问题上。

在金融市场上，经济变量的变动性，即变量随着时间变化的随机波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股票、期权和其他金融工具的价值都取决于它们的风险。由于对经济数据的总结性分析只能用来说明在此之前随时间变化的变动性，而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更需要对未来变动性的估计，也即预测接下来一天、一周或一年的情况。1982年，恩格尔提出了一个可以进行这种评估的模型，而且利用该模型，还可以改进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的能力。在随后的工作以及与其学生和同事的合作中，恩格尔又在若干个不同方向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上述模型。

ARCH模型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起初，恩格尔利用其“随时间变化的变动性”模型来研究通货膨胀问题，随后，人们发现最重要的应用是在金融领域，即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进行评估和定价。事实上，在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合作过程中，恩格尔已经通过把ARCH模型进一步扩展为GARCH模型，其应用范围又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总体上看，由于ARCH模型展示了变量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不确定性形式：变动性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它已被广泛用于验证市场的有效性和计算市场变化的系统风险。另外，在宏观经济范围内，该模型还可以被用于建立一国的最优负债组合以及衡量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或者考察外贸与汇率的关系、央行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等等。

在实际应用方面，1996年以来，巴塞尔协议（Basle rules）在控制银行资本要求时规定必须使用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计算它们证券组合的市场风险时，其风险分析过程中对风险价值的计算至关重要，这其中就需要用到ARCH模型。透过这些应用可以看出，在对金融领域的风险进行评估时，ARCH的分析框架已经是一个不可或缺而又非常有效的工具。

计量经济学受宠诺贝尔

恩格尔和格兰杰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的许多领域都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除了与格兰杰密切合作开发出协整的检验方法以及对含有协整变量模型的估计技术之外，恩格尔在与亨德利（Hendry，D．F．）和理查德（Richard，J．F．）在1983年共同发表的论文《外生性》（exogeneity）中，还对外生性这一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关键概念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工作。

计量经济学是专门研究经济范畴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动规律的经济学，同时，计量经济学又是一门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论和方法学科。计量经济学通过把经济理论具体化、数量化，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经济规律，更好地按客观规律办事；通过经济数学模型和方法的研制和开发，获得经济发展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和数量变化的信息，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与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为微观经济主体经营管理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由于计量经济学要用数学方法把经济理论表述为方程体系，再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估算，所以又常常被说成是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的结合。

尽管人们对计量经济学到底是一门学科、是一种学派还是一个分支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争议，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也并不妨碍计量经济学家同样受到人们的尊敬。

人所共知，首届（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授予了有“计量经济学奠基人”之称的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和有“计量经济模式建造者之父”的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随后，又有多位与计量经济学有关的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特别是近期，诺贝尔经济学奖两次授予计量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上一次是赫克曼（James J．Heckman）和麦克法登（Daniel L．MacFaddan）因为对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方法作出了杰出贡献而获得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都说明计量经济学“技术层面”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认可和高度的重视，经济科学日益朝着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和统计定量的方向发展。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变得越来越注重“技术层面”的突破和实际应用。当然，这也会极大地促进计量经济学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和计量经济学更加广泛的应用。

总而言之，格兰杰对非平稳时间序列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和恩格尔对随时间变化的变动性所做的创新研究，对应用经济学和金融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协整分析和ARCH模型，以及这两位学者围绕这些概念所开发出来的研究方法，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计量经济学的建模过程。他们的获奖当之无愧。

何德旭

[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次意味深长的反串

一位化学家和一位物理学家，他们分享了本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0月6日下午，诺贝尔奖评委会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宣布2003年度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美国的劳特布尔（Paul C. Lauterbur）和英国的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随后，记者与劳特布尔的长期合作者梁志培取得联系。

就在当天早些时候，梁志培所在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莱格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一年度有两名教授获得诺贝尔奖，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这种‘大丰收’真是很难得，所以校长高兴得合不拢嘴。”梁志培在电话里也很兴奋。

实际上，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历史上有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半导体和超导技术科学家巴登（John Bardeen）是历史上唯一的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这所大学的工程学、物理学都是全美排名前5位的专业。“这里的学术气氛很浓，当然，在这里做教授也非常辛苦。”梁志培表示。

梁志培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1989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做博士后，并留校任教至今。劳特布尔正是他做博士后时的导师。梁志培和劳特布尔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曾花费5年时间写成《磁共振成像原理》一书，这部专著现在被很多学校作为教科书使用。劳特布尔获奖后，他和梁志培的合影就被登在10月7日的《纽约时报》上。

对于自己的导师获奖，梁志培并不感到意外。他说，“对于磁共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员而言，劳特布尔教授的获奖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事。当然，这虽然不是个意外，但它的确让人感到惊喜，教授本人的反应也是这样。”

医学影像学教科书在介绍磁共振技术的发展历史时，常常会列出一连串的人名，而劳特布尔只是其中之一，那么，将诺贝尔奖授予他以及曼斯菲尔德的依据是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1946年，磁共振作为一种物理现象就被揭示了出来，美国科学家Bloch和Purcell因此获得了1952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后，多位科学家又因对磁共振的研究分别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可以看到，从发现磁共振这种物理现象，到将它发展成一种医疗技术用于人体检测，其间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这和X射线的历史非常不同：伦琴在发现X射线的一个月后就拍下了第一张人体内部结构的影像——他夫人手部的X射线照片；接着，西门子公司在第二年就推出了医用的X射线诊断设备。两相比较，磁共振现象的物理学原理要复杂得多，其成像原理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

梁志培认为，劳特布尔是第一个发现磁共振成像原理的人。他在1973年首先利用水的模型创立了氢质子的磁共振图像，这一发现意义深远。之后人们以此原理为基础，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研制磁共振扫描设备。其中，曼斯菲尔德在技术上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使得成像的效果更好、过程更快，是使该技术应用于临床的关键人物。至于其他学者的工作，也都是以劳特布尔的理论为基础开展的。所以，诺贝尔奖评委会推出的结果非常严谨和有说服力。

通过访问两位获奖者的个人网页可以看到：化学教授劳特布尔、物理学教授曼斯菲尔德，这是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两位得主原来的专业身份。这个角色反串式的颁奖结果，无论是不是诺贝尔委员会的精心安排，其实都对医学科学的发展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也可以认为是对未来医学发展的一种预示。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韩启德不久前在“科学与中国”论坛上的一段讲话，可以看作是对这种预示的一种契合：21世纪的医学进展，将取决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其他学科交叉发展，是医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就像19世纪末伦琴发现X射线为20世纪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样，21世纪的医学成就不仅仅依赖于医学家，更依赖于化学家、物理学家、计算机学家。

然而，就是这个被诺贝尔奖评委会称为代表了“一种突破”的科学发现，当初被承认的过程也是几经周折。

原来，劳特布尔在1971年就完成了关于建立磁共振图像的论文，但《自然》杂志并没有接受他的论文。劳特布尔随后给杂志的主编写了一封长信，对自己的工作作了详细说明。他认为，编辑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论文。就这样拖延了一年多，论文才在1973年得以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文章发表的当年，学校（他当时所在的学校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进行了专利的申报工作，但是专利代理律师在研究过论文之后的判断是，劳特布尔的研究成果不具备很高的商业价值，磁共振成像技术不会有什么应用前景。所以律师认为，为这一技术花几万美元进行专利申报并不值得。

当时在美国，在学校任职的教授，其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于学校所有，只是在专利转让成功之后，个人可以从转让费用中获得分成。各大学对此的分配比例不一，一般是五五开，除此之外，个人并没有申请并拥有专利的权利。因此，在专利申请的问题上，劳特布尔并没有像给《自然》杂志投稿那样，幸运地争取到挽回的机会。否则，在两万两千台磁共振扫描仪在全世界运行着的今天，劳特布尔在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之前，早就成了百万富翁。

在梁志培眼中，导师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七八年前，劳特布尔教授看到当地一所小学的条件差强人意，就为这所学校捐了10万美元。“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做慈善事业。即使当年他因获得专利而变得很有钱，他也只会把钱捐给社会。”梁志培说。

安然

[物理学奖]“很久以前我就忘了这回事”

东西方的冷战使得一些科学家受到了冷落，今年的物理学奖含有一点对历史“补偿”的意味。

假如您曾经作出一项重大发现，虽然也很有名，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重要的奖励。50年后，就在您自己都快要忘掉的时候，突然有人打电话通知您得奖了，会有什么感想？

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然而这正是莫斯科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的京茨堡（Vitaly L. Ginzburg）上星期的遭遇：他与他的俄罗斯同胞阿布里科索夫（Alexei A. Abrikosov）以及英国人莱格特（Anthony J. Leggett）共同分享了200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们已经提名了我30多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这并非一件始料不及的事，”京茨堡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但是我猜想他们并没有打算把奖给我，毕竟有很多竞争者。所以，很久以前我就忘了这回事了。”

京茨堡的获奖简直是一个让人们重新温习超导历史的机会。1911年，荷兰的科学家昂尼斯发现，温度降到-269℃的水银失去了电阻。这是人类首次发现超导体——电阻为零的导体。20多年后，科学家发现了超导体的另一个特点：超导体排斥磁场进入其内部，但是如果磁场太强，那么它的超导电性就可能被破坏。

1950年，当时只有34岁的京茨堡和前苏联另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朗道一同提出了一个描述超导体特性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准确地预测诸如超导体能负荷的最大电流等特性。

然而京茨堡—朗道理论是“从现象或已知的物理量出发而发展出来的描述现象的理论，它未必是最根本的理论”。中科院物理所的闻海虎研究员解释说。

更根本的理论要等到1957年才出现。这一年，3位美国科学家库柏、巴丁和施里弗提出了BCS理论（BCS是三人姓氏第一个字母的组合），从微观上解释了超导的机制。1972年，他们3人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一直以来比BCS理论更早的京茨堡—朗道理论却没有获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垒的时刻，西方的科学家可能对京茨堡—朗道理论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

“BCS理论从微观的角度解释了超导材料为什么会超导，而京茨堡—朗道理论不能解释超导的原因，但是能够描述超导材料进入超导态后在磁场中的行为，两个理论都很伟大，各有侧重点。”闻海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可能冷战对京茨堡—朗道理论的创立者获得诺贝尔奖有些影响，但BCS理论绝对是一个伟大的工作，图像很清晰、准确，应该很快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京茨堡以及其研究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阿布里科索夫却没有很快得奖。在最初发现超导体之后很多年，人们才知道世界上存在不止一种类型的超导体。那种不允许磁场穿过的，是第一类超导体。而阿布里科索夫在1953年的研究表明，还存在第二类超导体，这种超导体允许磁场穿过。

如果没有阿布里科索夫的发现，或许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不会授予劳特布尔和曼斯菲尔德：今天几乎所有产生强大磁场的超导磁铁都是由第二类超导体制造的。而没有强大的磁场，就没有磁共振成像技术。

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连接莱格特和其他两位获奖者的人，那么这个人仍然是朗道。1962年，朗道因为对液氦超流动性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超流动性在常人看来是非常奇异的现象：如果你把液氦注入一个敞口的容器，那么液氦会“自动地”溢出容器。

当时，人们发现能产生超流动现象的是氦4（氦的一种同位素），而氦3不会产生这种现象。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还在英格兰苏塞克斯大学的莱格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作出了精彩的解释。

“（莱格特）只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给出了解释，”当年发现氦3超流动性的奥谢罗夫在《纽约时报》上回忆说，“这确实是很关键的一步。”

尽管关键，莱格特却和京茨堡一样不太走运。199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当年康奈尔大学发现氦3超流动性的三个人，莱格特却榜上无名。

岁月流逝，获奖时的京茨堡已届87岁高龄，阿布里科索夫75岁，而莱格特也有65岁了。20世纪80年代末，阿布里科索夫移民到美国，在阿贡国家实验室继续他的科学生涯，京茨堡一直在莫斯科，莱格特则来到了伊利诺伊大学，至今还活跃在超流动研究领域。或许可以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含有一点对历史“补偿”的意味。即便没得到补偿，他们也比因车祸而于60年代逝世的朗道幸运得多。

柯南

[化学奖]离子通道：不可能的任务

麦金农以巨大的热情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这是过去50年中在该领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10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立下遗嘱时，他的要求是奖励前一年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获奖者总要等上许多年才能接到那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著名电话。不过2003年的诺贝尔奖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京茨堡和阿布里科索夫（物理学奖）等待了将近半个世纪才获得了这个荣誉，而获得2003年化学奖的两位科学家都是因为几年前的成果而获奖的。

出现在10月8日诺贝尔化学奖名单上的两位科学家是美国人阿格雷（Peter Agre）和麦金农（Roderick Mac Kinnon），他们的发现都涉及到了“细胞膜上的通道”。

当年54岁的阿格雷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化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阿格雷发现了镶嵌在细胞膜上的一种专门供水分子进出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就是30多年来科学家一直寻找的“水通道”——水分子进出细胞的通道。阿格雷把这种蛋白质称作“水孔”，正如树叶上负责气体进出的气孔。一些至关重要的生理活动依赖于水通道（比如肾脏细胞需要用水通道及时回收尿中的水分）。

“获得诺贝尔奖是一项非凡的荣誉，因为它不仅仅肯定了这些发现，也肯定了它们在推进基础科学的作用。”阿格雷在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不过，也有一些科学家对阿格雷的获奖感到惊奇：他的研究成果很好，当然也是真的，但是并没有好到够得诺贝尔奖。

2003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另一名得主、洛克菲勒大学的麦金农则是一位近几年来人们经常猜测的最有希望得奖的科学家。麦金农领导的研究小组于1998年完成了一项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绘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离子通道（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图。

一个多世纪前，德国物理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首先提出，生物体内的电信号是离子进出细胞膜而产生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两位英国科学家霍奇金（Alan Hodgkin）和赫胥黎（Andrew Huxley）发现，钾离子和钠离子进出神经细胞的细胞膜，从而让神经信号传递下去。

“如果把人比喻为细胞，那么离子通道就像人的五官。”中科院神经所的周专研究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神经和心肌细胞为例，目前有关神经和心脏的药物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作用于这些细胞上的特种离子通道而起作用的。因而研究离子通道是认识细胞功能和发明治疗许多严重疾病的特效药物所必不可少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科学家一直想知道离子进出细胞膜的具体机制是什么。2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萨克曼和内尔发现了离子通道是细胞膜上的蛋白质。“但是应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只能得到蛋白质的序列，只有了解离子通道的三维结构，才能彻底解开离子通道功能的奥秘”。周专说。

起初，麦金农通过电生理学的方法向弄清离子通道的结构逼近了一些。但是想彻底弄清楚离子通道的工作原理，还是需要测定出蛋白质中每一个原子的位置。

通常，科学家会让一束X射线穿过需要研究的物质，根据X射线的衍射图案推测出分子中各个原子的空间位置。不过，进行这种分析需要一个前提：这种物质必须能制成纯净的晶体。

试图弄清离子通道蛋白质结构的科学家并非麦金农一人，但是在此之前所有其他人都失败了。周专介绍说，“30年来已经用这种（X射线晶体学）方法解析了数以百计的蛋白质结构，但是关于离子通道蛋白质晶体化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因为离子通道蛋白质纯化很困难，纯化的离子通道蛋白质也很难形成晶体。”很多同事因此劝告麦金农，认为他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个问题上。但麦金农显然对离子通道充满了热情。

为了解决它的结构，麦金农开始学习晶体学，并且常常出现在哈佛大学的晶体学实验室里。“学生们觉得这有点古怪：一个教授在实验室里转悠。但是他们习惯了，且确实成为我的良师益友。”麦金农在《自然》杂志上回忆说。

“麦金农获奖是人们预料到的事情，他关于钾离子通道结构的工作是卓越的。”华盛顿大学的饶毅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项研究为人们理解离子如何通过通道进出细胞膜的机制提供了重要见解。它是过去50年在离子通道领域最重要的三四个研究之一。”另外几个研究包括前面提到的霍奇金、赫胥黎、萨克曼与内尔，还有一位因评奖惯例而无法获奖的日本科学家。

“对于日本来说，有点可惜的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Shosaku Numa（绍正作）1992年因患癌症去世了。1980年代初期，Numa克隆出了许多离子通道的基因，在分子水平上获得了对它们的理解。”饶毅认为，“如果他还活着，也应该得奖。”

有趣的是，麦金农在发现离子通道结构和因此而获奖的时候，都经历了一点对比鲜明的戏剧性场面：1998年元旦前夜，麦金农的同事全都去参加元旦的庆祝活动，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实验室。就在那一天晚上，麦金农第一次看到了离子通道结构。而5年后，当诺贝尔化学奖揭晓、同事和亲友都在为他庆贺的时候，麦金农和他的妻子正在乡间度假，反而成为唯一蒙在鼓里的人。

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