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
[文学奖]耶利内克：奥地利的花环？
诺贝尔竞猜游戏：文学中的一个谜案。
——《纽约时报》在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一天所刊文章的标题。该文认为今年很可能轮到女作家中奖，其所列6位女作家候选人中没有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可能中奖的12位男作家中包括法国哲学家德里达。10月10日，德里达去世。
奥地利驻华使馆文化处主任菲嘉贝女士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说，很高兴因为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的获奖认识了你们。尽管马上就要到蒙古国出差，但她还是抽出时间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耶利内克获奖后，新闻多有语焉不详之处，比如新浪网上就有新闻说“200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拒绝领奖”。
菲嘉贝女士掌握的情况是：奥地利新闻社消息说，耶利内克表示，出于健康原因，12月10日她不会亲自去领奖，但为她出书的出版社会有人代她领奖。
《南方周末》（以下简称“问”）：据我们了解，耶利内克获奖后表示，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诺贝尔奖是“奥地利的花环”，她与现在的奥地利政府完全保持着距离。作为政府官员，您有什么看法？
菲嘉贝（以下简称“答”）：耶利内克的作品所批评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东方国家都存在着。比如说社会的不公平，男女的不平等，男人对女人的暴力等等。无论是社会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我们都知道一些现象确实是不很完美的。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她让我们更直接地看到了社会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她是一个很坦率的人。从个人经历上看，耶利内克原来曾是奥地利共产党党员。现在奥地利政府倾向于保守，这也许是她与政府保持距离的原因。
问：奥地利政府和政党对她的获奖持什么态度？
答：接受采访之前我查阅了我们国家的政府机构，各个党派主席，包括总统和其他文化机构的致辞。他们大多认为耶利内克是奥地利很独特、很优秀的作家，虽然她总是批评我们有很多缺点；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得奥地利的文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总之，基本上都持祝贺的态度。奥地利自由党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耶利内克对他们的观点往往持批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发现自由党公开地祝贺她——受过她的批评，此时当然会犹豫。
问：在中国，我们往往认为个人的荣誉也就是国家的荣誉，奥地利也是这样吗？
答：我觉得在这方面，奥地利和中国是比较相似的。从现在的情况看，一个人的荣誉也是国家的荣誉。
问：诺贝尔奖在奥地利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
答：我们看得蛮高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大奖，尤其是在还没有拿到奖的领域中，我们认为它意义是很重要的。奥地利所获得的大多数诺贝尔奖都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比如化学、医科、物理和经济等。在文学领域，耶利内克拿了第一个。
具体有多少奥地利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很难统计。因为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奥地利的版图一直在变化。有一个数据，统计的是具有奥地利血统的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一共有23个。如果把奥匈帝国时代算在内，1905年，有一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把奥匈帝国时代排除在外，则耶利内克是奥地利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位女性。
问：在奥地利，会不会因为耶利内克获了诺贝尔奖，就认为她的文学成就是排名第一的？
答：我们并不会认为她就必然是第一的。但她能够获奖，就一定有她独特的地方。因为这诺贝尔奖的地位是国际公认的，获奖作家和作品的地位肯定会随之提高。作为一个德语作家，耶利内克在英语国家还不是很有名，尽管已有三四本小说已经译为英文。耶利内克描写社会缺点的方式很直接，感情很强烈，无论是哪里人，说什么语言，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体会到这点，因为作品中的感情都是相通的。
问：在国内你听到的关于她的争论多吗？
答：很多，以前就很多。无论她出版哪一部作品，几乎都会引起争论。很多人都认为她是伟大的奥地利作家，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她的作品中色情内容太多。奥地利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对她坦率地展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很多人表示不理解或者不同意。
争论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她很准确地描写和展示了奥地利社会存在着的病态和问题。
人都是一样的，挨批评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接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社会还是政府。
但是我们也很愿意接受，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发展。她作品里面的批评也能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视角和观念。比如她批评了奥地利对历史的态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纳粹时期的很多痛苦和伤心的经历奥地利还没有完全消化。耶利内克让我们知道，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问：有的新闻说她的作品在奥地利曾被禁演？是这样吗？
答：1996年，耶利内克自己禁止了自己作品的戏剧演出，因为每次新作品面世都引起巨大的争论。但是很快她又发现，戏剧不上演就没有了任何评论。大概是在1997年，她又允许恢复上演自己的戏剧。
问：翻译家说她的语言非常难懂，您在阅读时有障碍吗？
答：确实，她的作品不是很容易读懂。难懂之处在于，她经常使用时下最新的词汇，比如在广告、漫画卡通所创造的词汇。不仅如此，她还经常把那些句子和词汇切割开，再重新组合，这就更难懂了。不过我觉得，耶利内克的语言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它不是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那种语言，她常常是在玩文字游戏。我想她的作品是很难翻译的，翻译之后她的语言特色肯定会有所丧失。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翻译她的作品的人比较少。
陈鸣
[经济学奖]时间一致性问题和真实经济周期
2004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在全世界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爱好者的殷殷期待中尘埃落定，幸运之神眷顾了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他们携手分享了此项殊荣。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1日宣布，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RBC）学派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此前，基德兰德曾在1969年和1989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最终都与该奖项无缘。此次成功问鼎使基德兰德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8年设立以来第三个获奖的挪威人；而普雷斯科特则成功地延续了美国经济学家连续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纪录。他们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0万美元）的奖金。
他们为何获得“诺奖”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学领域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和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思想统治着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通常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方的变动，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通常集中在解释和说明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可以说这个时候还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的运作。然而，从70年代开始，早期的这种分析方法的缺陷日益显现，基于当时的经济理论所制定的经济稳定政策根本无法实现预定的目标。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世界的经济都处于一种滞胀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而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的特征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供应方面的波动（比如石油价格上涨、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等）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及政策的观察、解释和分析运用新的方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即《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选择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和《构建时间与汇总波动》（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其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分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二是在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深化了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来的学者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评价他们的成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托斯特·佩尔松曾表示，2004年的奖项颁给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于所有评委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决定。这充分说明两位学者共享本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众望所归，而且也赢得了所有评委的青睐。正如评奖委员会在公告中所说的那样，两位获奖者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而且对很多国家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现实操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工作为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项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过去的10多年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制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有，在实际生活中，经济政策出现时间一致性问题的现象比比皆是。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论文中提到的专利保护政策为例，假定某项专利已经发明出来，那么对政府来说，其最优的选择是不提供专利保护，因为专利保护会限制其他人使用发明成果，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但发明人在预期到这一点之后，就没有动力去继续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而都希望做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如果每人都这么想，就不可能有专利被发明出来，这对社会来说其实意味着更大的损失。政府只有通过采取某种制度安排（比如立法的形式）让公众相信专利保护政策的有效性，也即成为一项一致性的经济政策，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世界各国纷纷颁布《专利保护法》一类的法律来保护专利发明活动，其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受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之后，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开始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问题。比如Calvo（1978）研究了财政政策中的最优税收问题，提出在完全预期（perfectexp ectation）的情况下，最优税收政策从时间上来看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因而不能实现动态一致；其他学者对最优资本税收政策、货币政策、最优财政政策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再比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的小幅上升。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对解决失业问题也于事无补）。
就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来说，由于这一理论对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有力挑战，因而它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格甚至近乎苛刻的检查。总体来看，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此外，真实商业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也就是说，技术可能进步，也可能后退。根据这一理论，反向冲击会导致衰退。但这个假设招致了许多怀疑，先进技术通常要持续使用到它被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所替代，这使得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得相当奇怪。但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社会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
客观地说，关于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当前经济学界仍存在很多争论。对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仍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相比之下，他们更加认同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即名义的扰动和名义价格与工资的粘性才是经济波动的真正原因。但是，随着后来研究人员和学者对标准模型的发展和完善，许多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批判和怀疑都已经得到了克服和解决。目前，许多经济学家仍在继续寻找新的方向来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体系，比如多部门RBC模型、异质个体（heterogeneous agents）RBC模型、引入离散选择（discrete choice）的RBC模型、引入产业动态发展（industry dynamics）的RBC模型等等。
尽管从诞生之日起，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面临的来自经济学界的质疑和挑战就从未停止过，但不可否认，这一理论的许多基本结论和研究方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所接受。在当今几乎所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教程中，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从总体上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大支柱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政策中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在原则上对于所有类型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都是适合的，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急剧变化的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就“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而言，两位获奖者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型和方法，可以把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一理论无疑也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文有删节）
何德旭 王朝阳 应寅锋
[生理学或医学奖]打开嗅觉系统的大门
对于阿克塞尔和巴克的获奖，有的科学家存在不同看法，认为他们的工作虽然出色，但或许不至于到了获诺贝尔奖的地步。
睡梦中的琳达·巴克（Linda Buck）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她听到了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她和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 Axel）共同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此时正是当地时间10月4日凌晨2点30分。十几分钟后，惊喜中的巴克打电话叫醒了所有的同事，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邹志华博士。
10月5日，记者和远在西雅图的邹志华取得联系。邹志华从1997年4月进入巴克实验室工作至今，主要负责大脑皮层部分的研究。他说：“巴克教授对于获奖非常高兴，她最近一直忙于几篇论文的写作，她说自己并没有想到会得奖。”
这份意外收获使巴克成为了第11位荣膺诺贝尔科学奖桂冠的女性。她现在是美国弗雷德·哈钦森（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的教授，共同获奖的阿克塞尔是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时的导师。
诺贝尔奖表彰的是巴克和阿克塞尔在嗅觉研究上取得的成果。两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始于1986年。5年后，他们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成为了揭开嗅觉奥秘的起点。他们在小鼠身上发现了一个由约1000种基因（约占人类基因总数的3%）组成的庞大基因家族，而这些基因产生出同样数量的嗅觉受体。
我们能够在春天闻到丁香的香味，并在其他时候记起这种香味。那么，嗅觉系统是如何识别和记忆自然界中约10000种气味的呢？巴克和阿克塞尔随后独立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证明，不同种类的受体可以形成无数个特定组合，用来检测和识别外界环境中的各种气味。气味分子被识别并传导至大脑中的第一站——嗅球，这些信号传入大脑后又重新汇合在皮层细胞上，由大脑皮层进行更高级的分析和综合，最终产生认知、情感和身体上的反应。例如，香水的气味代表愉悦和爱，烟熏的气味则可能意味着危险。
邹志华说，对复杂的嗅觉系统的研究有助于阐明整个感觉系统的工作原理。不仅如此，动物觅食、交配、划分领地以及逃避外来伤害等都依赖于灵敏的嗅觉，对嗅觉生理的了解无疑可以促进整个生物学的研究。此外，嗅觉的减退或丧失是导致许多老人或病人厌食的重要原因，嗅觉功能障碍也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之一。对嗅觉生理的了解将有助于对这些疾病的认识，以及对它们进行早期诊断，并发现有效的治疗手段。
在阿克塞尔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俞从容告诉记者，阿克塞尔和巴克都是属于在科研上既愿意冒险又非常执著的人。
俞从容说，阿克塞尔是一个天才，具有发现有趣研究课题的非凡能力。他在实验室营造了一种让学生和博士后们自由交流思想，乃至尖锐批评的气氛。“他显得有些古怪，但我想，或许正是这样，实验室的成员（包括他自己）才能够自由地研究最有趣的东西，而不用顾忌什么权威”。他们研究的常常是富有挑战性的前沿课题。因此，阿克塞尔发表的论文并不多，“但那些论文解决的通常都是重要问题，并且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巴克在阿克塞尔那里就做了长达11年的博士后。她只比阿克塞尔小一岁，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家庭妇女，33岁时才获得博士学位。当她1991年离开阿克塞尔实验室、在哈佛医学院找到助理教授一职时，已经44岁了。
对于阿克塞尔和巴克的获奖，有的科学家存在不同看法，认为他们的工作虽然出色，但或许不至于到了获诺贝尔奖的地步。例如，有评论说，阿克塞尔和巴克的发现对整个感觉系统而言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与从视觉和听觉系统得到的发现相比，嗅觉系统的贡献并不是特别突出。
但也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阿克塞尔和巴克的工作值得获奖。美国冷泉港实验室钟毅博士对记者说，在阿克塞尔和巴克1991年发表论文之前，人们对嗅觉系统知之甚少，而随着今后对大脑如何处理嗅觉信息的深入了解，那篇论文的重要意义将得到完全体现。
安然 李虎军
[物理学奖]3位年轻人的“家庭作业”
夸克研究已经带来了好几个诺贝尔奖。该理论中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年轻一代，包括中国的年轻科学家都还有机会。
过去几年中，每到诺贝尔物理奖公布的日子，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弗兰克·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都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中闷闷不乐。
10月5日早上5点30分，维尔切克终于等到了他期盼的电话。电话响起时，他正在浴室，准备洗个淋浴。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个子不高、有些秃顶的维尔切克则透露了一个小秘密：他兴奋得连衣服都没穿好就冲到妻子身边接电话了。
与维尔切克分享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奖的是圣芭芭拉加州大学的戴维·格罗斯（David J. Gross）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戴维·波利策（David Politzer）。为他们带来荣誉的是30多年前的一项研究成果。
上周，萨拉姆（Abdus Salam）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在其成立40周年之际出版了《100个成为科学家的理由》一书，书中有一篇维尔切克写的短文：《做科学给了我自由》。维尔切克回忆道，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念的是数学系，但对物理学也非常关注。当他与一位名叫戴维·格罗斯的年轻教授进行交谈时，他的物理学家生涯也就开始了。
1973年，维尔切克与格罗斯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一期杂志上，哈佛大学物理系科尔曼（Sidney Coleman）的研究生波利策也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在论文中独立地提出了夸克的“渐近自由”理论。当时，格罗斯32岁，维尔切克22岁，波利策24岁。有人将那两篇只有4页的论文称为两位年轻研究生维尔切克和波利策的“家庭作业”，而科尔曼没有在“家庭作业”上署名。不过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副所长吴岳良研究员则告诉记者，提出这个理论需要很多背景，恐怕不只是“家庭作业”那么简单。
自然界中有4种力：电磁、引力、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一切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粒子统称为强子，包括质子、中子、介子等。1964年，盖尔曼（Murray Gell-Mann）提出夸克模型，认为所有强子都由夸克（quark，原义之一是乌鸦的呱叫声）组成。该模型所预言的6种夸克后来均得到了证实。
本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气味的研究，物理奖则是颁给了颜色的研究。不过，这里所说的颜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代表夸克的3种颜色自由度（红、黄、蓝），与电子带电荷相类似，夸克带有色荷。
格罗斯等3人通过计算发现，随着夸克间距离的变小，或者说随着夸克能量的增加，色力（夸克之间的作用力）变得越来越弱，就像橡皮筋一样。当夸克间距离足够小，能量足够高时，夸克仿佛呈“自由”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渐近自由。诺贝尔奖评委会称，这是“夸克世界中的一个多彩发现”，它为量子色动力学理论——描述色力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使科学家们距离统一描述自然界中4种力的梦想近了一步。这个“多彩的发现”后来在世界各地的高能粒子加速器上得到了证实。
吴岳良说，20世纪1973年之前，荷兰物理学家霍夫特（Gerardus't Hooft）已经发现了渐近自由的性质，他没有就此发表论文，但他作过公开的学术报告。于是，科学界曾有这样的议论：渐近自由理应获得诺贝尔奖，但算上霍夫特的话就有4个人，违反了一项诺贝尔奖最多只颁给3个人的规定。1999年，霍夫特与其老师韦尔特曼（Martinus Veltman）因为电弱相互作用的量子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人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夸克研究已经带来了好几个诺贝尔奖，盖尔曼、丁肇中、里克特等人都获得了奖励。吴岳良说，夸克理论中还有很多未知领域，年轻一代，包括中国的年轻科学家还有机会，例如“夸克禁闭”就是一个著名的谜。
记者还联系到了曾与维尔切克共事3年的刘文胜。刘文胜2004年9月刚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系获得助理教授一职。他2001年8月来到MIT，在维尔切克的研究组从事博士后研究（刘文胜也同时在MIT物理系李雅达、文晓刚教授领导的凝聚态组从事研究）。
维尔切克的办公室在MIT的6号楼305室，刘文胜的是306室。如果维尔切克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常常像一个会议室，各种各样的人在其中碰撞思想。周二或周四晚上，维尔切克还常常在家里举行研究组聚会，学生和博士后们在那里继续思想的碰撞。
在刘文胜眼里，维尔切克非常聪明、敏捷、富有创造性，几乎对理论物理的每一个领域都感兴趣，“他或许是我碰到的兴趣最为广泛的理论物理学家”。维尔切克还不时为《今日物理》、《科学美国人》等杂志写科普文章，且文笔相当不错。“我怀疑英语文学专业的人也会为此感到惊讶。”
刘文胜说，他遇到了好些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其中几位还有比较多的交往，如他读博士时的导师、诺贝尔奖得主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这些人是现代社会的财富”。
（感谢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于禄院士提供的帮助）
李虎军
[化学奖] “死神之吻”的秘密
赫什科和他的研究生切哈诺沃应该获奖，但关于罗斯而不是佛沙斯基获奖则存在很大的争议。
以色列人第一次获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10月6日，诺贝尔奖评委会宣布，以色列工学院的两位科学家——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与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与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78岁的欧文·罗斯（Irwin Rose）共同分享2004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揭开了一个关于“死神之吻”的秘密——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当媒体问起获奖感受时，切哈诺沃说：“我为我自己和我的国家感到骄傲。”
赫什科是1937年出生在匈牙利的犹太后裔，13岁时移民以色列。在位于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他获得博士学位，曾在旧金山加州大学从事研究，1972年起在以色列工学院任教。切哈诺沃1947年出生在以色列城市海法，1976—1981年间在赫什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后返回以色列工学院任教。
诺贝尔评委会在新闻公报中称，科学界在理解蛋白质合成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并至少获得了5项诺贝尔奖，蛋白质降解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看作是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赫什科等人却一反“时代潮流”，对一些蛋白质降解过程为何需要能量产生了兴趣。
20世纪70年代末，赫什科借着带薪休假的机会，带上切哈诺沃，到美国费城福克斯·蔡斯（Fox Chase）癌症研究中心的罗斯实验室进行访问研究，在那里完成了3位获奖者的大部分合作研究。他们发现，那些将被降解的蛋白质通过共价键与一种小分子蛋白质结合在一起，而这个过程是需要ATP能量的。那种小分子蛋白质就是泛素（ubiquitin），一种在几年前已被确认的物质：由76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因其广泛分布于各类细胞而得名。
泛素就像标签一样，被贴上标签的蛋白质通常就会发生降解。因此，泛素又被人称作“死神之吻”。赫什科等人以及其他科学家随后的研究进一步阐明了蛋白质降解的生物化学机理。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翟琦巍博士告诉记者，科学界近几年来一直在期待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研究获得诺贝尔奖。他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泛素介导的蛋白质降解的重要性，泛素蛋白酶体系统不仅可以清理掉不需要的蛋白，而且与很多生命活动，如细胞分裂、DNA修复、神经退化等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泛素研究已经开始得到应用。许多制药公司正在研究将泛素蛋白酶体系作为药物的靶标，例如，通过抑制蛋白酶体，可以防止抗癌蛋白在细胞的正常循环过程中发生降解。
在赫什科等人欣喜不已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俄裔科学家佛沙斯基（Alexander Varshavsky）可能会非常失望。佛沙斯基长期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切哈诺沃在那里做研究时就曾与他有过合作。《自然》杂志在10月6日的一篇电子新闻中称，佛沙斯基也为理解蛋白质降解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在2000年与切哈诺沃、赫什科一起分享了拉斯克基础医学奖（也被科学界看作诺贝尔医学奖的预演）。然而，诺贝尔委员会为何选择了罗斯而不是佛沙斯基，外界很难知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学家对记者说，赫什科和他的研究生切哈诺沃应该获奖，但关于罗斯是否应当获奖存在很大的争议，“这些年来，有很多个奖项共同颁给了赫什科和佛沙斯基，以表彰他们在泛素研究领域的贡献，很明显，诺贝尔奖评委会推翻了所有这些评委会的看法。”
李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