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左手《国富论》：“利己”的奠基之作(6)
然而，地面上地产的情况就不同了。土地生产物及地租的价值，不和其相对产出力成比例，而和其绝对产出力成比例。生产一定分量衣食住的土地，总能供给一定人数的衣食住，而且不论地主享有的份额如何，他总能因此支配相当的劳动，同时支配这劳动所给他提供的商品。
贫瘠土地的价值，并不因附近有最肥沃土地而减少，相反，其价值却常因此而增加。肥沃土地所养活的众多的人口，给贫瘠土地的许多生产物提供了市场，而贫瘠土地的生产物，在能以自己产物维持自己的人民中，之前是找不到市场的。
因此，凡是增加生产粮食的土地的肥力的东西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也给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促进了许多其他土地的增值。由于土地的改良，粮食充足了，许多人都有可供他们处置的消费不了的粮食，于是就产生了对贵金属和宝石，以及衣服、住宅、家具的装饰等物品的需求。所以说，粮食不仅构成世界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正是粮食的富足使许多其他财富具有价值。
土地生产物之间价值比例的变化
伴随耕作的不断改良，粮食日益丰富，必然会增加对一切能供实用及装饰用的非食物的土地生产物的需求。由此可以料想，在整个改良进程中，这两类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有一种变动。换句话说，和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相比，间或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在不断地增长。
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人们对服装、住宅的建筑材料、有用的矿产，乃至贵金属和宝石等物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使它们可以换得的食物越来越多，即其价格越来越高。这里所说的是这些生产物在大多数场合下的情况，除非有特殊事件使这些物品突然增加到大大超过其需求，否则这种情况不可能改变。
以砂石矿为例，其价值必然随周围改良的日益增大和人口的日益增加而增高。如果这个砂石矿是附近唯一的，情况更是如此。然而一个银矿，即使在方圆1000英里以内没有第二个，其价值也不一定会随周围地区的改良而增加。
道理很简单，砂石矿的市场很少扩到周围数英里之外，其需求必然与这一区域的改良与人口成比例。相反，银矿的市场却可扩展到全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改良，各地人口都增加，否则白银的需求不会因银矿附近的改进而有所增加。另外，即使全世界都有了改进，但如果在改进过程中发现了更丰富的新矿山，那么由于供求关系，白银的真实价格可能还会逐渐低落。
世界上商业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白银的巨大市场。
如果白银市场的需求，通过一般的改良而增加，同时供应却没有成比例的增长，那么白银的价值就会在与谷物价值比例中逐渐提高。
反之，如果由于某些原因，连续好几年白银供应的增长远大于需求，那么它将会变得越来越便宜。也就是说，尽管有一些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反而变得越来越贵。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银子供应的增长速度几乎与需求同步，那么它就能购买到几乎同量的谷物，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不管所有改变，与之前几乎相等。
这三种情况包括了在改良过程中会发生的一切可能的组合，而且在过去4个世纪中，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在法国和英国所发生的情况判断，上述三种不同组合情况似乎都发生过，而且几乎与我叙述的次序相同。
欧洲银价的变动
从14世纪以来，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土地上产出地租生产物之间的价值比例一直发生着变动。以白银为例，相比一般的食物，它有时会变得昂贵，有时则显得非常便宜，而另外一些时候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将这种变化按时间顺序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根据史料记载，在1350年及之前的一段时期，英格兰小麦的平均价格不低于每夸脱4盎司白银，从此以后便逐渐降至每夸脱2盎司，直到1570年仍是这个价格。
关于这一现象，当时大多数学者解释为白银价值在不断下降，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可能是由于对白银的需求的增加或供应的减少造成的。当我们使用白银来对这些谷物及牲畜计价时，其价格降低并不能说明白银价格变得昂贵，只能表明这些东西低廉。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劳动才是真实且唯一的价值尺度。一般物品在不同时代会以不同的劳动量生产出来，但是谷物的平均劳动产量则几乎保持不变，所以劳动的货币价格更多地取决于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
因此，金银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能购买的真实劳动数量，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所能购买的谷物数量。所以，从上面小麦平均价格的变化来看，我们并不能得出大多数学者关于白银价值下降的结论，相反，白银的价值相对来说是上升了，而这主要是由国家财富不断增长，劳动产品越来越多，从而对白银的需求越来越多造成的。
第二阶段
不管学者们对于第一阶段银价变动的意见是多么不同，他们对于第二阶段银价变动的意见却完全一致。
从1570年到1640年，在这70年的时间里，白银的价值和谷物的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是一个全然相反的方向。银子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或者说，能交换的劳动量比以前少了。相反，谷物的名义价格却上涨了，从过去每夸脱2盎司白银卖到每夸脱6盎司至8盎司。
美洲富饶矿山的发现，似乎是这一时期银对谷物的比价降低的唯一原因。关于白银的比价下降这一事实及其原因，大家都作同样的说明，从未发生过争执。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工业和土地改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从而对白银的需求必然增加。然而，供给的增加大大超过了需求的增加，所以银价大大低降。
第三阶段
美洲银矿发现所引起的银价低落，到1636年左右才宣告停止，那时银价与物价的比值似乎也跌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到了18世纪，银价多少趋于上升，这种上升趋势或许在17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
在1637年至1700年的一段时间内，小麦市场的价格略微有所上涨，但这并不意味着白银价值的下降，因为这一时期的两个事件对此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是内战，它抑制了耕种，中断了商业，必然使谷物价格上涨，而且大大超过气候不好所带来的灾害的影响。第二件事件是1688年所颁布的关于谷物出口的奖励金。许多人一直以为通过对耕种的鼓励，奖励金在长期内可能会导致较大的富足，使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但事实上由于鼓励丰收年份的剩余产品的出口，导致歉收年份的短缺，反过来提高了市场的价格。除此之外，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第三件事。虽然这件事不会引起谷物的匮乏，可能也不会引起通常支付给它的白银的真实数量的任何增加，但必然会引起名义金额上的某些增加。这个事件就是由于削减和磨损所造成的银币贬值。
事实上，谷物价格在18世纪中期上升得很快，同时劳动力表示的货币价格也在上涨，但这同样不能说明白银价值的下降。上述出口奖励金的问题除了扩大耕种面积之外，在丰收年份和歉收年份均提高了物价。至于劳动工资的增长，主要应该归因于劳动需求的增加，而不应该是白银价值的下降。
事实上，自从发现美洲银矿以来，白银的供应就一直在增加，但由于市场的不断扩大、财富的不断增加，对白银的需求也一直在增加，正是这种原因使得白银的价值在17世纪末开始略微提高。换句话说，对于美洲银矿产品的需求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具体体现在：第一，欧洲各个国家财富的增加，使市场变得越来越大；第二，美洲本身是其自己银矿产品的一个新市场；第三，随着与东印度和中国贸易的扩大，这一地区对白银的需求也在增加；第四，白银的供应必须弥补消耗以及维持器皿和铸币的增加，这种消耗极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白银的供给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其价值增高。
欧洲财富的增长以及某些流行的观念——由于贵金属的数量随财富的增长自然而然地增长，所以贵金属的价值必然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下降——也许可能会使许多人倾向于相信白银的价值在欧洲市场上仍在继续下跌，并且许多土地生产物的价格确实也在逐渐上涨，这个事实更增强了他们对这一看法的信念。
在前面我已说过，一个国家随财富增加而增加的贵金属量，绝没有降低其价值的倾向。一切奢侈品和珍奇品自然流向富裕的国家，同样的原因，白银也流向富裕的国家。这不是因为这些物品在富国比在贫国低廉，而是因为它们在富国比在贫国昂贵，即在富国可以得到更好的价格。
除了谷物及其他靠人类勤劳而生产的各种植物，一切种类的原生产物，如家畜、家禽，如各种猎物，如地下有用的化石和矿物等，都随社会财富增长和技术改进而自然趋于昂贵，这也是我曾经竭力说明的。
所以，纵使这些商品能换得比以前多的白银，我们仍不能因此便说银价实际上已经比之前降低了，而只能说白银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比以前少了。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这些商品不但名义价格上升了，其真实价格也上升了。名义价格的上升，并不是银价降低的结果，而是该商品自身真实价值上升的结果。
社会进步对三类原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原生产物，通常只能分作三类。第一类包括那些人类通过辛勤劳动完全不能使其增加的物品；第二类包括那些人类通过劳动可以使其与自身需求成比例增加的物品；第三类包括那些劳动对其增产的效力有限或不确定的物品。第一类物品的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无限上升。第二类物品的真实价格有时虽可大大上升，但绝不能长久超过一定限额。第三类物品的真实价格虽在自然倾向上因改良程度的增进而增高，不过在同一改良程度下，其价格有时下降，有时保持原状，有时或多或少地上升，总之取决于不同的意外事件。
第一类
随社会进步而价格上涨的第一类原生产物，几乎不能由人类的勤劳来增加。它包括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在大自然中的数量有限，而且它们非常容易腐烂，不可能把不同季节的许多产品贮积在一起。大部分稀有鸟类、鱼类，各种野禽、野兽，特别是所有的候鸟，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均属于此类。
随着财富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奢侈，对这类生产物的需求多半会增加，但其供给却不能因人类的努力而大量增加。所以，这类商品的价格就可以随购买者竞争的不断扩大而上升。以山鹬为例，即使它成为时尚品，其价格上升到20基尼1只，人类也不能由勤劳而使市上的山鹬增加到大大超过现有的数量。在古罗马最隆盛的时代，人们为何对珍贵的鱼类鸟类支付高昂的价格，正可用这来说明。这种高价，并不是当时银价低落的结果，而是人类不能随意使其数量增加的珍稀动物价值高的结果。
第二类
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价格上涨的第二类原生产物是人类能够按自身需要使其成比例增加的生产物，它们主要包括那些可以为人类利用的动植物。
在没有被开垦的国家里，自然界生产物非常多，以致它们很少或者没有什么价值。随着土地的开垦和耕种的扩展，它们被迫让位给某些更为有用的生产物。在社会日益进步的长期过程中，这类生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同时对它们的需要却继续增加。于是，其真实价值不断增加，以致上升到与人类劳动在肥沃和耕作得好的土地上所能栽种的任何有用的生产物不相上下。但是，一旦达到这个高度，它就不能再增加了。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马上就会有更多土地和劳动加入到这类生产物的生产中。
例如，当牲畜的价格上涨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开垦土地栽种牲畜饲料就像为人类种植粮食一样有利可图时，它就不再上涨了。如果它还继续上涨，就会有更多的麦地变成牧场。反之，如果减少野生牧草的数量来扩张耕地，就会减少国家无须耕种而自然生产的鲜肉量，同时通过拥有谷物或者拥有谷物的价格去交换鲜肉的人的数量增加，增长了对鲜肉的需求。所以，鲜肉的价格以及牲畜的价格必然逐渐上涨，涨到利用肥沃和耕作得好的土地栽种牲畜饲料变得同栽种谷物一样有利。不过，要使耕种能够这样扩张，把牲畜的价格提高得这样高，那必然要等到进步过程中的晚期了。
尽管如此，在这第二类原生产物中，牲畜可能是首先能卖得好价钱的，因为在它们能达到这个好价格之前，改良要想达到在欧洲许多地区已达到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在每一种通过人类辛勤劳动栽种的生产物价格还没有高到足以完全支付改良和完善的耕作费用之前，没有一个国家的土地可以得到充分的耕作和改良。
获利是一切技术改良的结果，任何东西如果其必然结果是亏损，就不能称之为技术改良。如果一个国家的技术改良和耕种，像大多数的情况那样被视作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那么所有那些不同种类的原生产物的价格的上涨就不应被视作一种公共灾难，而应当视作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的先驱和伴随物。
须知，上述所有不同原生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的上涨都不是银价贬值的结果，而是它们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它们不仅可以比以前交换更多的白银，而且能够交换更多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
第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