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2)
[疏]“伏牺”至“常道”也。正义曰：坟”，大也。以所论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举德号，或举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便称，不为义例。顾氏引《帝王世纪》云：农母曰女登，有神龙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附宝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日角龙颜。少昊金天氏母曰女节，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颛顼母曰景仆，昌意正妃，谓之女枢，有星贯月如虹，感女枢於幽房之宫而生颛顼。尧母曰庆都，观河遇赤龙，晻然阴风，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尧。又云舜母曰握登，见大虹感而生舜。此言“谓之三坟”，“谓之五典”者，因《左传》有“三坟五典”之文，故指而谓之。然五帝之书皆谓之典，则《虞书·皋陶谟》、《益稷》之属，亦应称典。所以别立名者，若主论帝德，则以典为名，其臣下所为，随义立称。其“三坟”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训“坟”、“典”之名者，以坟大典常，常训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与“大道”为异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优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坟”也。此为对例耳。虽少有优劣，皆是大道，并可常行。故《礼运》云：“以大道之行”为五帝时也。然帝号同天，名所莫加，优而称“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后代措庙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称焉。而士庶祖父称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称故也。案《左传》上有“三坟五典”，不言坟是三皇之书，典是五帝之书。孔知然者，案今《尧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则五帝当五典，是五典为五帝之书。今三坟之书在五典之上，数与三皇相当，坟又大名，与皇义相类，故云三皇之书为三坟。孔君必知三皇有书者，案《周礼·小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是其明文也。郑玄亦云其书即三坟五典。但郑玄以三皇无文，或据后录定。孔君以为书者记当时之事，不可以在后追录，若当时无书，后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据三皇有文字之验耳。郑玄注《中候》，依《运斗枢》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又云五帝坐，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氏。知不尔者，孔君既不依纬，不可以纬难之。又易兴作之条，不见有女娲，何以辄数？又郑玄云：“女娲修伏牺之道，无改作则。”已上修旧者众，岂皆为皇乎？既不数女娲，不可不取黄帝以充三皇耳。又郑玄数五帝，何以六人？或为之说云，德协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谓“耀魄宝”，止一而已，本自无三皇，何云三皇？岂可三皇数人，五帝数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诸儒说三皇，或数燧人，或数祝融以配牺、农者，其五帝皆自轩辕，不数少昊，斯亦非矣。何燧人说者以为伏牺之前，据易曰“帝出於震”，震，东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牺，何以燧人侧在前乎？又祝融及颛顼以下火官之号，金天已上百官之号，以其徵五经，无云祝融为皇者，纵有，不过如共工氏。共工有水瑞，乃与牺、农、轩、挚相类，尚云霸其九州，祝融本无此瑞，何可数之乎？《左传》曰：“少昊之立，凤鸟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谓白帝之室者也，何为独非帝乎？故孔君以黄帝上数为皇，少昊为五帝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系》及《大戴礼·五帝德》并《家语》宰我问、太史公《五帝本纪》皆以黄帝为五帝，此乃史籍明文，而孔君不从之者。孟轲曰：“信《书》不如其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书以渐染之滥也。孟轲已然，况后之说者乎？又《帝系》、《本纪》、《家语》、《五帝德》皆云：“少昊即黄帝子青阳是也，颛顼黄帝孙、昌意子，帝喾高辛氏为黄帝曾孙、玄嚣孙、侨极子，尧为帝喾子，舜为颛顼七世孙。此等之书，说五帝而以黄帝为首者，原由《世本》。经於暴秦，为儒者所乱。《家语》则王肃多私定，《大戴礼》、《本纪》出於《世本》，以此而同。盖以少昊而下皆出黄帝，故不得不先说黄帝，因此谬为五帝耳。亦由《系辞》以黄帝与尧、舜同事，故儒者共数之焉。孔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黄帝，依次以为三皇。又依《系辞》，先包牺氏王。没，神农氏作。又没，黄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见於易，此三皇之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颛顼，自此为五帝。然黄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别其美名耳。太昊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又轩辕之称黄帝，犹神农之云炎帝，神农於《月令》为炎帝，不怪炎帝为皇，何怪轩辕称帝？而梁主云：“书起轩辕，同以燧人为皇，其五帝自黄帝至尧而止。知帝不可以过五，故曰舜非三王，亦非五帝，与三王为四代而已。”其言与诗之为体，不雅则风，除皇已下不王则帝，何有非王非帝，以为何人乎？典，谟皆云“帝曰”，非帝如何！
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夏，禹天下号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汤天下号，亦号殷，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武王有天下号也。以木德王，三王之三也。诰，故报反，告也，示也。奥，乌报反，深也。揆，葵癸反，度也。
[疏]“至于”至“一揆”正义曰：既皇书称“坟”，帝书称“典”，除皇与帝坟、典之外，以次累陈，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书，虽复当时所设之教，与皇及帝坟、典之等不相伦类，要其言皆是雅正辞诰，有深奥之义，其所归趣与坟、典一揆。明虽事异坟、典而理趣终同，故所以同入《尚书》，共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坟、典亦是《尚书》，故此因坟、典而及三代。下云“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是坟、典亦是《尚书》之内，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远代故也。此既言坟、典，不依外文连类，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书厕於其间者，孔意以坟、典是《尚书》，丘、索是《尚书》外物，欲先说《尚书》事讫，然后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书，皆训诰誓命之事，言“设教”者，以此训诰誓命即为教而设，故云“设教”也。言“不伦”者，伦，类也。三代战争不与皇帝等类，若然，五帝称“典”，三王劣而不伦，不得称“典”。则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浇，不如上代，故随事立名，虽篇不目典，理实是典，故曰“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即为典之谓也。然三王之书，惟无典谟，以外训、诰、誓、命、歌、贡、征、范，类犹有八，独言“诰”者，以别而言之。其类有八，文从要约，一“诰”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诰示，故总谓之“诰”。又言“奥义”者，指其言谓之诰，论其理谓之义，故以义配焉。言“其归一揆”，见三代自归於一，亦与坟、典为一揆者，况喻之义。假譬人射，莫不皆发，志揆度於的，犹如圣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
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
[疏]正义曰：《顾命》云：“越玉五重，陈宝。”即以赤刀、大训在西序，是“宝之，以为大训”之文。彼注以典谟为之，与此相当。要六艺皆是，此直为《书》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时宝之，此知历代者，以坟、典久远，周尚宝之，前代可知，故言“历代”耳。
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八索，所白反，下同，求也。徐音素，本或作素。
[疏]“八卦”至“此书”也。正义曰：以坟、典因外文而知其丘、索与坟、典文连，故连而说之，故总引传文以充足己意，且为於下见与坟、典俱被黜削，故说而以为首引。言为论八卦事义之说者，其书谓之“八索”。其论九州之事所有志记者，其书谓之九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当有土地所生之物，风气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见於此书，故谓之“九丘”焉。然八卦言之“说”，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互相说其理，九州当州有所志识，以此而不同。此“索”谓求索，亦为搜索，以易八卦为主，故易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荡。”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求其理，则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谓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传》亦或谓之“索”，说有不同，皆后人失其真理，妄穿凿耳。其“九丘”取名於聚，义多如山丘，故为聚。《左传》或谓之“九区”，得为说当九州之区域，义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与下为总，即“土地所生，风气所宜”是所有也。言“土地所生”，即其动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风气所宜”者，亦与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地，有生与不生，由风气所宜与不宜。此亦《职方》、《禹贡》之类。别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贡》之“厥贡”、“厥篚”也，“风气所宜”若《职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也。上“坟”、“典”及“索”不别训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训既难，又须别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训之，於下结义，故云“皆聚此书”也。
《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左史，史官左右。倚，於绮反，刘琴绮反。相，息亮反。倚相，楚灵王时史官也。
[疏]“春秋”至“遗书”也。正义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坟、典、丘、索而谓之，故引成文以证结之。此昭十二年《左传》楚灵王见倚相趋过，告右尹子革以此辞。知“倚相”是其名字，盖为太史，而主记左动之事，谓之“左史”。不然，或楚俗与诸国不同，官多以左右为名，或别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王云：“倚相，臣问《祈招》之诗而不知，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彼以为倚相不能读之。此云“能”者，以此据《左传》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读，事亦无妨，况子革欲开谏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读也。言此坟、典、丘，索即此书是谓上世帝王遗馀之书也。以楚王论时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遗书”。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总言“帝王”耳。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删，色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