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梦的文化精神、哲学基础和理想色彩

在世界历史上，无论苦难、屠杀，还是战争、强权都不能剥夺人类拥有梦想这一“特权”。对于每一个人，梦想就是一种希望，就是一种向往、一种理想、一种对未来的期冀；对于一个民族，它则是集体的记忆、凝聚的共识、奋斗的目标、行进的方向和为着实现它而生发的全民族的热情、动力、牺牲和担当。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国梦构筑了最初的框架。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到20世纪席卷中国的革命、解放的热潮，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梦的基色。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他的代表作《乌托邦的精神》和《希望的原理》等著作中，思考了人类永存的这种未来性，创立了一种关于梦的哲学——希望哲学。他说：“期待、希望、向往、走向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意向——这不仅是人的意识的根本标志，而且当它们被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的话，也是整个客观实在内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希望和梦想的驱动下，人通过劳动积极解决主体和客体的矛盾，在人和世界的相互作用中，人将实现自己的本质而成为“完全的人”；世界也将消除异化而成为没有任何忧患和邪恶的理想世界，从而达到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主体和客体二者相互适应的目标。这样，人类社会就将跨入充满人道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也即人道化的“伦理社会主义”社会。布洛赫说的对，无论现实世界存有多少苦难、危险、龌龊和悲剧，人类永远地拥有未来，拥有希望，拥有梦想。

中国梦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条从未断流的古代文明的长河。虽然历经五千多年的演变，但至今仍然焕发着勃勃的生机。她弘浩博大，流丽万有；她克明峻德，修道以仁；她克己修身，励志图强；她劝学师圣，慎思明辨；她品德藻神，安本守诚；她阴阳相济，追求神人以和。而她的主流精神则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与和而不同的和合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早期的代表典籍《尚书》和《诗经》。这两部儒家典籍里充满勤勉稳健、勇猛深沉的前进气息。

孔子是大力提倡有为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他一生奔波，梦想以周礼匡扶乱世。儒家学派的后继者们，对“有为”和“自强”的学说进一步发挥。孟子提出“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荀子则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断。对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出明确表述的是《易经》。《易经·象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体运行无休无止，永远向上的规律，要求人们积极有为，勇于进取。此后，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便一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德修身，以识养身”，是中华人文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数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内核。“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孔子的谆谆教导是历代中国人引以自勉奋进的精神支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宋代范仲淹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中华民族一代代仁人志士追求家国理想的座右铭。明代哲学家张载高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它可以作为今日中国梦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注释，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梦的一抹基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观念，是中国精神的核心理念。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都追求人天和合，但其主张各自不同。儒家文化关注社会的治理，强调积极有为，追求由自我到天地自然的和谐，故而以人道为核心，推己及人，成己成物，尽心而知天。中华传统文化所包含的天人合一、以天合天的和谐自然观，政通人和的政治观，和为贵、和气生财的商业准则，贵和尚中的社会哲学观，亲仁爱人的人道观，协和万邦、善邻怀远的国际关系观念等都是对西方文化理念的挑战与补充，构成了中国梦重要的哲学基础。

中国精神中更具当代特色的内涵是170余年来，中国一代代革新、革命的先驱者探索中华民族富强解放之路的思考和实践。晚清思想家魏源是最早做中国梦的“梦主”。他是晚清闭关锁国衰朽没落的帝国思维的批判者，是新思想的倡导者。他是当时第一流的西方知识的大学者，编成《海国图志》100卷，广泛介绍西方知识，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试图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实现中华复兴的梦想。而最早怀抱“少年中国梦”的历史伟人是梁启超。他是黑暗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手持火把描画中华复兴的“光明梦”。他高倡“宪政”、“共和”，以其辉煌的思想影响数代后人，给中国留下了巨大的思想财富。他的《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绵绵流传，成为中国梦最早的蓝图：“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自觉肩负的历史责任和崇高目标。在今天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梦的提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形象化概括，它特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重温革命理想，呼唤新时代的崇高信念，表达了高尚的精神追求与伟大的人格力量和品德节操，以及高举远慕、勇于担当、不谋私利、富于牺牲精神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今天中国梦的提出，就是一次全党动员。它将进一步促进党内共识，最大限度地凝聚民族力量，激励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蓬勃向上的爱国热情，释放新时代的正能量。

中国梦体现中国道路。中国梦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以鲜血和头颅换来的历史经验。历史证明，一切舶来的思想、理念如果不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就必然困难重重，屡遭挫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以，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形成不同于“美国梦”、“欧洲梦”，它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的世界大国在历经一百多年来外敌入侵与种种苦难的历史背景下，其国人顽强不屈、坚持探索，从而形成的不同于美国、欧洲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民族梦想，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夙愿，表达了一个曾经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图自强谋发展的愿望。它与崇尚个人主义、征服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体现为对财富与权力极致追求的“美国梦”具有根本区别，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重创的英法等国家在对几百年殖民势力扩张与物质主义追求的反思中进行精神修复的“欧洲梦”不同。“中国梦”就是要带领中国人民远离落后挨打，走向国富民强，对外不称霸不扩张，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美国在发展社会经济的过程中，牺牲世界他国利益优先发展本国，无止境地获取和消费地球财富，以不到世界人口5%的美国人消费了世界能源的三分之一，这种发展之梦是世界资源所承受不起的，抑制与剥夺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权。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之梦的过程中注重主体之间“情感”与“关系”的良性建设，通过与他者的互动来协调自身行为，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主张共建共享、互利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求“天人合一”、“和实生物”，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提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避免美国那种以过度消费自然资源、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中国梦”的发展观也超越了“欧洲梦”发展观所具有的狭隘性。“欧洲梦”的目标是要保护欧洲的整体政治经济利益，维护世界范围内有利于欧洲发展的权利分配结构，甚至把捍卫一个完整的欧洲式生活体系也作为其政治性内容，包括移民、商品、语言、文化等生活问题都具有了政治敏感性。说到底，“欧洲梦”的发展战略是既得利益策略，其发展观具有地区保护性与封闭性，从这一点来说，与“欧洲梦”发展观相比较而言，“中国梦”的发展观更具普遍性与全局性。

与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梦想进程中所奉行的世界观不同，奉守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美国梦”的驱动机制是利益原则，其所谓的普世价值依据利益的权衡而具有选择性，决定了“美国梦”说到底是美国为自己的梦。“美国梦”的实现以无视与粉碎其他国家梦想为代价，其单边利益最大化的梦想必然带来更多的世界冲突与反抗，从本质上讲“美国梦”秉持的是分裂世界的世界观。“欧洲梦”体现了对美国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世界观的修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挫败打击与负面经验引起欧洲对世界现代性的反思，使其转而关注世界的“可持续性文明”与全球福祉，主张融入世界各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欧洲梦”的这种包容性、整体性以及世界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在精神理念上与“中国梦”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然而，“欧洲梦”策略出发点是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堕落了的世界，而不是与世界达成积极的合作，从这点上分析，与中国对世界持有的“协和万邦”，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平等互助的梦想有一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