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知行合经世致用的从政宝典(1)

在通读朱熹之遗书之后，王阳明终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这不仅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同时也成为王阳明的从政宝典。在王阳明数十年为官的道路上，他始终把“知行合一”作为自己从政的指导思想。无论是在为官之初，还是在权极一时的时候，王阳明始终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着他的思想主张，而他的这一做法，也让他在官场中变得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1.官，是可以边学边当的

在讲学中，王阳明经常会遇到一些初习心学的弟子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看似幼稚，实则是还没有领悟到心学的真正内涵。所以，王阳明经常会就这些具体问题与弟子们进行探讨，有时甚至会非常激烈，这对王阳明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了。

比如有一次，当王阳明讲到“知行合一”的理论时，一名弟子就站起来问他：“先生，既然你强调‘知行合一’，知和行是同步一体进行的，那么如果一个人不‘知’，他又怎么去‘行’呢？”但凡听到类似的话，王阳明的弟子都会发笑，因为这说明这个弟子对心学一点都不了解。可是，学友们的笑却无法阻止这位弟子探寻知识的欲望，他很快就问王阳明：“比如，先生以前未做官时，是不知道如何做官的。那么先生后来做了官，在不知的情况之下，又是如何去行做官之事的呢？”王阳明当时微微一笑，说出了一句让这名弟子更加费解的话：“官嘛，是可以边学边当的。”

王阳明一直强调知与行的合一，可是如今竟然对自己的弟子说官是可以一边学一边当的。这一说法自然会让那些对王阳明心学没能研究透彻者费解，因为“知行合一”中的“知”是指良知和道德的意识，而“行”则是指这种意识之下的实践。王阳明提出这一观念，也是针对朱熹强调“先知后行”一说所做出的纠正，比如一个人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就一定要知道自己应该去孝顺他们。同样的道理，一个人做了官，只要他心里一直秉持着一份良知的信念，同样可以一边学一边去当的。王阳明的这一认识，不但把当官中的思想和实践高度地结合在了一起，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从政的宝典：官，可以边学边当。王阳明不但是这样认为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为官之初，王阳明曾多次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朝廷上疏，提出了很多治国之道，尽管很多都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是在父亲的影响下，王阳明懂得了“知”与“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人知道了应当怎样去做，却没有亲身实践，当这种知与行无法达到统一时应该怎么办？此时，一个重要的思想就出现了：因地制宜，即根据自己在官场上实践中所遇到的不同的情况来纠正和改良方法。在行与知的实践中，心灰意冷的王阳明开始用修墓工人来实践自己对兵法上的认识，这期间他把很多的兵法、阵法转换到实际的生活当中，以游戏的方式在这些修墓工人当中实践着自己的军事梦想。

在这种磨难中，王阳明再次体会到了权力的重要，很快，他便找到了参照目标。他看到一位朋友得到了升迁，从礼部一个给事中被提升为了治理京畿之地的官员，而这位朋友曾经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与那些都察院的御史一起提出一些关于治理国家的建议。此时的王阳明看到了新的希望，朝廷重视言官，说明孝宗皇帝渴望有能臣与贤臣出来辅政。王阳明从此收起了阴阳八卦的起承转合，以及用来做兵符的石头子，而是坐在那片尚未竣工的墓地上构想起了他的军事主张，从边疆防御到全国的兵力部署，再到国家吏治的改革，以及国家税收制度的不完善等等，王阳明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理国家的想法，并将这些想法整理成文字，然后逐一上奏给了朝廷。在这些提议中，尽管很多想法都很切合实际，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被朝廷所采纳。然而与上次不同的是，当王阳明修好王墓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刑部的云南司主事。

虽然王阳明并没做过这种工作，但他明白，作为刑司之事，就像他此刻心中渐渐明朗起来的“知行合一”思想一样，只要从良知的角度出发，就会减少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不懂的地方他就去请教那些同僚。王阳明抱着“不耻下问”的态度，在这一时期积累了大量有关刑司方面的知识，并将其中的心得一点点记录了下来，而王阳明骨子里追求知与行统一的思想也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在对一些本来早已结案的卷宗进行审查时，王阳明又从一颗良知之心出发，发现了案件中的很多疑点，然后将这些卷宗发回到相关的衙门，在他的督促和过问之下，平反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在这个基础之上，王阳明又从礼与法、情与理的层面出发，剖析了作为一名主管刑狱的官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这些同样形成了相关的文字上报给了刑部尚书及朝廷。尤其是在后来王阳明被派到江苏淮安后，在与当地官员一同去处决一些重刑犯时，王阳明又以那颗良知之心，在那些本已被刑部核准处决的犯人身上发现了很多疑点，通过对这些疑点的探究，一个个真相在王阳明四处走访中浮现了出来。最后，有不少因地方官错判而被划入死亡名单的重刑犯不仅得到了平反，并且还得到了官府给予的一定数额的经济补贴，这在当时几乎是开了明王朝的先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阳明得到了很多百姓和地方官的一致称颂，为他日后的仕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知行合一”思想的指导之下，王阳明以一个后辈的姿态，边学边做官，在一步步平稳的升迁之中，也在接受着官场之上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当李梦阳与李东阳斗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听从父亲王华的建议，上疏皇帝回家养病，最终躲过了这场政治浩劫。可是在正德年间，“致良知”的思想也险些害了王阳明。当时，武宗皇帝贪图后宫享乐不理朝政，结果被太监刘瑾伺机弄权，除了李东阳、谢迁和刘健等几位阁老外，很多朝中的大臣都不敢言，王阳明不听几位好友的劝阻，耍了个小聪明，以朝廷应当广开言路为由向武宗皇帝上疏，暗示皇帝：如果想做到广开言路，那么就必须清除那些制止言官上奏的人。这次上疏，最终导致了王阳明被贬至偏远的贵州龙场，并险些丢了性命。而贵州龙场的这一经历，是王阳明在仕途上所遭遇的一次深刻教训。此后，当他再次被朝廷起用到江西吉安府做庐陵县知县后的数年间，王阳明始终抱着一种不会就要学的态度，一边做官一边学，以便使自己的仕途变得顺畅起来。

可以说，王阳明在为官之路上，一直都在实践着他在心学研究上的所得。一边学习如何做官，一边按部就班地做着一些尝试，这正是他心学的核心观点——“知行合一”。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王阳明通过自身的知与行的同步行为，一步步实践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这也让他的仕途变得愈加宽广。

2.追随圣人的足迹，学而优则仕

历史上的很多圣贤并非都是一蹴而就的，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轻易就获得成功，它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这才是他们日后获得成功的最大的资本。当年诸葛亮在隆中躬耕时，曾把自己比作管仲和乐毅。在外人看来，诸葛亮有些自大，但其实这并不是诸葛亮在向世人吹嘘自己的才华，而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像管仲和乐毅一样做出一番大事业。因为在隆中时的诸葛亮也曾像管仲和乐毅一样，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鸿鹄之志而一直努力地学习着，准备着。换句话说就是，诸葛亮一直都在沿着圣人的足迹走着，他所等待的就是像管仲一样遇到鲍叔牙一样的伯乐来举荐自己。当各路诸侯争霸，诸葛亮终于在乱世之中发现了德才兼备的刘备。刘备三顾茅庐之际，诸葛亮试探刘备的诚心是一方面，最主要的还是，当他发现了能够成就一番大业的刘备后，就一直在为刘备今后的霸业准备着。

王阳明在年轻时一直以诸葛亮自喻，所以他也深知诸葛亮的平生之所学，不仅仅局限于兵法的运用，比如在天文气象方面，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研究，诸葛亮就绝不会在周瑜面前夸下海口去借东风，而如果对山川地理不了解，诸葛亮就更不会巧借地形之利取得胜利。所有这些，都是诸葛亮在立志要与管仲和乐毅比肩的时候，就开始沿着这些先贤成功前所走过的道路在进行着长期的准备与学习了。

在历朝历代中，当一个人突然因为某事而被朝廷封侯拜相时，人们往往会感到惊讶，但如果熟知这个人就一定不会惊讶，因为他从小开始就一直潜心读书，所以后来被封侯拜相也是无可非议的。而从古到今，也确实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因为崇拜某些先贤而学习，后来又因为学优而步入了仕途。

苏秦原本是个农家子弟，因为从小就立有大志，所以长大后在一次机缘巧合中，他成了鬼谷子的弟子。数年之后学成归来，因家境穷困，他便打算凭借自己多年以来从鬼谷子先生那里学来的知识步入仕途，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时，苏秦为秦国谋划设计了一套可以统一天下的宏伟计划，没想到到了秦国的国都后，苏秦却连秦国国君的面也没有看到，便被宰相赶了出来。苏秦只好回到了家中，这一行不仅使他花完了从邻居那里借的盘缠，而且官也没当成。回到家的苏秦更是受尽了妻子和嫂子的白眼与奚落，这给苏秦的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于是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发奋图强。之后，他再次谋划起了一个比给秦国那个统一天下的计划还要大胆的计划。并且很快，苏秦就为自己制订好了进军仕途的路径，他分别到了齐国、楚国、燕国、韩国、赵国、魏国六个国家，仅仅凭借自己的一张嘴，以及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便一一说服了这六个国家的君主，致使这六个国家联合在了一起，共同抵御当时势力强大的秦国。也正是苏秦的这种以一己之力的从中说和，致使自六国达成合纵约定之后，强大的秦国竟然在之后的15年来都一直不敢强出函谷关。而苏秦也被齐、楚、燕、韩、赵、魏这六个国家同时拜为丞相，一时间荣耀万分。

与苏秦相比，王阳明的志向更偏向于对心学的研究，这主要是源自于他早年对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深入思考，思想上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在这种好学而求真的学习态度的指引下，王阳明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最终的人生目标就是成就圣人之道。这与苏秦当年对鬼谷子的学习从内容上来说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鬼谷子向苏秦所传授的多为纵横捭阖之术，这也就注定了苏秦未来所走的一定是仕途，否则他的军事主张与政治抱负就无法实现，这从苏秦打算将自己统一天下的战略宏图献给秦国中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乃至后来苏秦在“锥刺股”的刻苦学习之下，他所有的努力都有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步入仕途，完成自己的军事构想。相对来说，王阳明则更为偏重于对诸如孔子、孟子、朱熹等圣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学习。对于早年的王阳明来说，他对仕途并不感冒，反而对诗词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受到了他父亲王华的影响，而王华之所以能在数千学子中一举高中状元，并不是运气使然，除了他做文章的才华，同时他还写得一手好字。如此一来，无论是王华在浙江余姚老家潜心读书之时，还是后来高中状元进京做官之后，与他往来的大多是一些文官和文人。在父辈们吟诗作赋的耳濡目染之下，王阳明不仅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写出了很多诗歌。即便是做官后，王阳明对文学依然有着很深的偏爱，闲暇时经常与一些文人吟诵诗词。但所有这些，并不能影响王阳明内心深处对圣人之道的追求与探索，从王阳明的诗歌作品中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诗风的与众不同。比如，王阳明随口作的一首打油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与其说这是一首充满了奇异思想的诗，倒不如说是王阳明站在了哲学的角度去看这世间的一事一物，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王阳明对于在军事上的全局统筹中局部变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