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你说抱歉

我只是汗颜。为自己不易察觉的优越感和轻蔑。

那些分别如此根深蒂固，令我长期不觉羞愧。

而今，他们的朴实，照见了我隐藏已久的傲慢。

徐师傅是我们家的工长。第一次听到他讲话，我就要崩溃了。

我其实是努力地去听了，但他说话的时候仿佛嘴里含了一颗枣，每个音节在脱口而出的瞬间就变形了，以至于我不能再去盯着他的口形。他一开口，我就浑身难受。

爱人是个天生耐心的人，虽然他和我有着一样的感受，但他还是保持了基本的礼节和微笑，听着徐师傅一遍一遍重复着语义和发音都含混的介绍。

我后来很少去工地。仅有的几次也避免和徐师傅讲话。我对他不提问，这样就省却了他回答我费解的难堪。而他的主动介绍，我也尽量让爱人去应付。

他让我想起往昔考学时认识的一个考生，姓夏，来自农村，家里以杀猪为生。他要考表演系，和我们这些报考文学系的考生混住在招待所里。小夏没有什么表演基础，却又对一切好奇，谁说什么他都关注地听，别人唱一句歌儿他也要记下歌词，及至面试临近，他要准备小品，来找我们文学系考生出主意，大家帮他想了很多点子，设计了台词，身段和情境，但他只是笑，扭捏，不入戏，而那些记歌词记台词的纸片也常被他随手丢在各处—我的耐心终于被他消耗殆尽。后来但凡他来，重复着我认为毫无作用的那些功课，我都躲了出去。

眼不见为净。走为上策。

徐师傅和小夏并不一样。但我对他们没有足够的耐心，如出一辙。

装修一个家，需要油工，瓦工和电工。

他们每一个人都令我难忘。第一次去，就是和瓦工打交道。他和我印象中的装修工人不一样，他穿着很干净的衣服，牛仔裤、鞋一尘不染。他叫我们去，是给我们看厨房的地砖大小不一，铺出来不整齐，他希望我们能换砖。

其实，我和爱人也都算完美主义者。但看了略微有些偏差的地砖，感觉还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和瓦工师傅商量，多用一些勾缝剂就行了。对于我们的抓大放小，瓦工师傅不愿意妥协。他坚持让我们去再选一款质量过关的地砖。我觉得好笑，客户都通过的工人却不满意，瓦工师傅最后吐露了原因—他在远近的工地上负有盛名，不愿意让别人看见这样参差不齐的地面出自他手。尽管我们以为可以忽略，但他对自己的名誉却爱惜有加。

我们当然尊重了他的建议，一边费尽周折地退换，一边感慨自己碰上了负责的，爱惜羽毛的工人师傅。

油工师傅长什么样子，我一直不知道。头回见到他，他戴着口罩，但头发和眼睫毛上都是白灰。我在那个暴土扬尘的屋子里一刻都不能久留，他却要打开所有的油漆、石灰、腻子，每天在各个工地上劳作。直到给墙漆调色，我才看见他的模样—挺好看的，竟很年轻。

他有个助手，俩人结伴，从家乡出来讨生活。

他们竟都不过20出头。衣服上都是油彩。调完色，便又脚不点地地赶往另一家住户。

吃饭了吗？

没有。

很多时候，饥一顿饱一顿是家常便饭。

电工师傅姓高，个子却最矮。因为所有的灯是我挑选的，所以装灯的时候我饶有兴趣地去监工。小高师傅装灯，要踩一个简陋的凳子。凳子是三块木板搭在一起的，站上去摇摇晃晃不稳当。他要拿工具，拿灯，装上灯罩，需要跑很多趟，每一趟都是从凳子上跳下来，再爬上去，一下午装6盏灯，就要上下跑跳30多回。我不忍，就跟他说，你拿什么告诉我，我递给您。他笑了，跟我说，这是你在，业主不在，我们还不都这么跳上跳下的？习惯了。

工长徐师傅和小高师傅是老乡，都是安徽的。

他帮着小高师傅安大灯，跟我们介绍说，在他的家乡，有一多半的人都出来搞装修了。聪明人就学电工。

我这才知道他们是安徽安庆人。

徐师傅笑说，如果老蒋当了头儿，安庆就是陪都（因为安庆离南京近）；如果陈独秀当了头儿，安庆就是首都（陈独秀是他们安庆人啊）；现在不成，安庆人都只能出来搞装修。我们大笑。

这一次，徐师傅的话，我竟然听懂了。

回家的路上，我和爱人说，徐师傅还挺幽默的啊。

爱人告诉我，他和老徐聊得多，知道老徐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已经考上了人大，小儿子也在县里的重点高中念书。老徐说，他要多挣点钱，让孩子们都能念上书。

房子的装修接近尾声了，我们要请老徐吃个便饭，他熟悉环境，带我们去一家他们常去的饭馆。我们坐下来，看见菜单上的菜价很便宜，而餐具残破肮脏。

我又不忍。跟老徐说，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还不错，徐师傅，我们换地儿吧。

我们拉着老徐去了一家干净的快餐店。

其实离那个工人们的据点也不远，但徐师傅竟然一次都没来过。爱人给徐师傅点了菜，汤和饭，一人一份。老徐借口快餐店的桌子小，坐到了我们旁边一桌。看着他悄悄地吃饭，我突然对自己先前的不耐烦深感内疚。

五年前，我们经历过一次装修。

那是给父母买房。照例我很少去工地。几乎没有看见他们的劳动、汗水，吃饭的环境，一些些背景的故事。在验收的时候，我发现买的镜子被那个工长打碎了。

那个镜子的装法，我先前嘱咐过，一定要钉钉子再挂上去，而工长自信满满地告诉我，用双面胶一定可以粘牢，我并没有同意，但他坚持。结果还是掉了下来，碎了。

我因为气恼他的自负，所以在他的工钱里扣了镜子的钱。他没说什么。

他还是爱人的同乡，戴个眼镜，很斯文的样子。之后，也就再无来往了。

其实，很多人，和我们的关系，都是一辈子只打一回交道。

然后，这个人，和当时你们之间交流的只言片语，就一起成为往事。

这一次，我认识了工长徐师傅，让我突然想起了那些过往的面孔。

如果我知道当年那个杀猪娃小夏，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和怯懦，才来到北京考表演系，恐怕我不会对他不耐心的；如果我知道那个老乡工长是怎样吃，怎样住，怎样看着一个个漂亮的房子经由他们的挥汗而建成，我一定不会摆出业主的姿态挑剔他的；如果我看见徐师傅日日奔波在他人的华屋和自己的陋舍，吃着便宜而不卫生的伙食，我也不再会为他的一个吐字不清而犯精神洁癖的……

因为知道缘由，因为完整地知道，才会慈悲。

我只是汗颜。

为自己不易察觉的优越感和轻蔑。

那些分别如此根深蒂固，令我长期不觉羞愧。而今，他们的朴实，照见了我隐藏已久的傲慢。

对不起。

为着那些并不能听到我此刻心声的他们。

我们跟老徐说，工程结束了，再请你大吃一顿！

老徐却急忙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你们愿意就帮我。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

爱人问他，什么要求？

老徐特别地不好意思，嗫嚅了半天，才说：

“你们能不能到我们公司送我一个锦旗？”

锦旗？

我们都要乐了—在那个装修公司，我们是看见过一墙的锦旗，都是送给各个装修队的。老徐对我们说，得一个锦旗，他就能多得到一份活儿。

我们答应了徐师傅。

锦旗花了八十元。

上面写着：

服务周到，质量优良！赠工长徐师傅。

爱人把锦旗送到老徐公司时，老徐跟个孩子一样，脸都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