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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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论著之属二(7)

呜呼!圣人之所恃以胜天下之劳逸者,独有死生之说耳。死生之说不信于天下,则劳逸之说将出而胜之。劳逸之说胜,则圣人之权去矣。酒有鸩,肉有堇,然后人不敢饮食。药可以生死,然后人不敢以苦口为讳。去其鸩,彻其堇,则酒肉之权固胜于药。圣人之始作礼也,其亦逆知其势之将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诚,而后人信之。幸今之时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诚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则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语之所不及也。告语之所不及,必有以阴驱而潜率之。于是观之天地之间,得其至神之机,而窃之以乐。

雨,吾见其所以湿万物也;日,吾见其所以燥万物也;风,吾见其所以动万物也;隐隐谹谹而谓之雷者,彼何用也?阴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湿,日之所不能燥,风之所不能动,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风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于声,故圣人因声以为乐。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礼也。礼之所不及,而乐及焉。正声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则礼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圣人之说又何从而不信乎?

苏洵-谏论二首

古今论谏,常与讽而少直。其说盖出于仲尼。吾以为讽、直一也,顾用之之术何如耳。伍举进隐语,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论,秦帝立悟。讽固不可尽与,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顾用之之术何如耳。

然则仲尼之说非乎?曰: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如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为桀、纣者,吾百谏而百听矣,况虚己者乎?不得其术,则人君有少不若尧舜者,吾百谏而百不听矣,况逆忠者乎?

然则奚术而可?曰:机智勇辩如古游说之士而已。夫游说之士,以机智勇辩济其诈,吾欲谏者,以机智勇辩济其忠。请备论其效。周衰,游说炽于列国,自是世有其人。吾独怪夫谏而从者百一,说而从者十九,谏而死者皆是,说而死者未尝闻。然而抵触忌讳,说或甚于谏。由是知不必乎讽,而必乎术也。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谕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之谓也。触龙以赵后爱女贤于爱子,未旋踵而长安君出质;甘罗以杜邮之死诘张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赵卒以两贤王之意语燕,而立归武臣,此理而谕之也。子贡以内忧教田常,而齐不得伐鲁;武公以麋鹿胁顷襄,而楚不敢图周;鲁连以烹醢惧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势而禁之也。田生以万户侯启张卿,而刘泽封;朱建以富贵饵闳孺,而辟阳赦;邹阳以爱幸悦长君,而乐王释,此利而诱之也。苏秦以牛后羞韩,而惠王按剑太息;范睢以无王耻秦,而昭王长跪请教;郦生以助秦凌汉,而沛公辍洗听计,此激而怒之也。苏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缴感襄王,蒯通以娶妇悟齐相,此隐而讽之也。五者,相倾险詖之论,虽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则?理而谕之,主虽昏必悟;势而禁之,主虽骄必惧;利而诱之,主虽怠必奋;激而怒之,主虽懦必立;隐而讽之,主虽暴必容。悟则明,惧则恭,奋则勤,立则勇,容则宽,致君之道尽于此矣。

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如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欤?噫!龙逢、比干不获称良臣,无苏秦、张仪之术也;苏秦、张仪不免为游说,无龙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龙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术;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以为谏法。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

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Й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

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予千金,不然则否。彼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

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不亦鲜哉!

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傥言而不获,吾不信也。

苏洵-辨奸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疏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羊叔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苏轼-鲁隐公论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弑之。

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涂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是涂之人也,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尔,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晕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

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优施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虐,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是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鸩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风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殉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苏轼-战国任侠论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豪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也,犹鸟兽之有猛鸷,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苏轼-韩非论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乐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

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尝一日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与!

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