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乳送去安康与亲情

鲁迅曾在《狂人日记》中，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呐喊——“救救孩子”。这当然是说要为孩子们着想，提倡新教育。我在这里则借用一下，希望社会要特别关爱哺乳期间的母亲，因为她们正在以自己的乳汁哺育着社会的未来。

我和我的先生非常爱孩子。家中四个孩子中有两个外号叫“小胖”，一个是长子，一个是最小的儿子。在这一节中，我要说的是长子。

长子出生于国庆前夕，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新中国的诞辰，我们给孩子起名叫金煜——“煜”是照耀、光辉盛大的意思。

金煜小时候肩膀宽宽的，虎头虎脑，圆圆的脸，身上和脸上全是肉，带出去人们都很喜欢，说孩子胖乎乎的很可爱。惹得人们总是问：“这孩子怎么养得这么胖、这么水灵？”

当年我和我先生工作的地方——沈阳已进入困难时期，胖孩子在当时着实不算多。所以，金煜在同龄孩子中就显得特别突出了。

孩子的胖和可爱是怎么来的呢？谁能知道父母为做到这一点经受了多少辛酸和苦难？我们从来没有向孩子倾诉过这段历史，可是，他自幼一直对我们特别好，似乎什么都知道，可能是我们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给予孩子的爱，产生了一种“心灵感应”吧！我很相信人与人之间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感情磁场。

那一年，沈阳定量供应的大米白面已经很少了。面条、面包、饼干等白面制品，很少出现在商店的货架上。东北人的习惯是，妇女在产期只能吃小米，不能吃其他粗粮，如高粱、玉米等。于是，我的产期口粮只剩下一种小米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哥哥知道沈阳的情况后，想方设法从他们那里用木箱寄来了挂面。哈尔滨当时的情况虽然好一些，可再也买不到别的东西了，我至今还非常感谢哥哥的倾力相助。可是，产期一天三顿面条营养也不够啊，虽然我们想尽了办法，却还是买不到鸡蛋、鱼和肉，连蔬菜也很少，“喝鸡汤”已经成了一种根本不敢想象的奢望。没多久，面条就吃腻了——一天三顿都是用咸菜把面条送进去，确实难受。后来，我不得不打破产妇不吃粗粮的常规，把小米、玉米、高粱米与面条交错食用。为了有充分的奶水进行哺乳，让“小胖”吃饱，在没有肉食、蛋，蔬菜也很少的情况下，我还是尽量多吃饭，吃不下就强吃，咽不下就硬往下咽。不过我确实觉得，我们的处境要比缺粮的人家好多了，孩子总算还有足够的奶吃。

可是，等我产假期满一上班，一系列的困难就都来了。首先是工作，我当时是沈阳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哲学教研组组长。当时还没有哲学教研室的编制，组相当于室，我们组七八个人要负担全校两千多名学生的课程。但是，有的教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不能登台讲课。我作为教研组长，又是老教员（虽然才二十五周岁），只好多承担教学任务。当时我负责讲授全校文史四个系和数理五个系共九个系科的哲学课。每天上午几乎都有课，下午和晚上，会又比较多，只好熬夜备课。

工作已经令人十分疲惫了，却还要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我母亲特意从哈尔滨赶到沈阳来照顾产期中的我和煜儿，同时还带来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我的长女，另外就是一个侄女、两个小侄儿。侄女六岁，侄子一个四岁、一个三岁，而我的长女也只有三岁，再加上煜儿，一共五个孩子。下了班一跨进家门，简直像进了一个小小的幼儿园。我很心疼自己的母亲，可当时收入少，根本请不起保姆。所以，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一下班，不论中午还是晚上，都会竭力帮助母亲干活。我的先生当时被调到中共辽宁省委调研室工作，省委机关地点接近南湖，而家在北陵，上下班均要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还经常出差。虽然他一心想帮忙做家务，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家务重担全都落在母亲和我的身上。由于每天起得早、睡得晚，整天疲于奔命，我从这时起落下一个头疼的毛病，有时犯起病来，头部剧烈疼痛。就是在这种艰难情况下，我还是坚持给儿子哺乳，开始是早、中、晚三次，外加上下午课间休息。后来从五次改为三次，慢慢地可以加一点儿米汤与稀粥了。

本来我已经感到精疲力竭，腿也肿得很厉害了，却不料又出现了更大的负担。一天晚上，在去学校开会前我对母亲说，如果回来得太晚，就只好先请她试着给孩子吃些牛奶了。可是，会议10点多钟还不散。这时，我先生推开门闯入会场，说：“你们怎么还不散会？怎么还不放李振霞回家，孩子都饿得翻白眼了！他拒绝吃牛奶，几次三番打掉奶瓶。”

老金当时年轻、火气旺，主持会的人这才宣布散会。我回到家看到煜儿不喝牛奶又不肯睡觉，一副眼巴巴的可怜样，不禁热泪滚滚，心疼不已。

大家本不愿“交心”，可又受不了天天又挤又压的会议，就陆续都谈了。我谈了四条：第一，报上天天宣传取消按劳分配，提倡供给制，我认为不合适；第二，农村中劳力强的人都上山大炼钢铁去了，造成秋收缺人，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对，导致丰产不丰收；第三，学马列的书，不让学生在学校读，而到工厂和农村读，这不是荒废学业吗；第四，批判赫鲁晓夫，不应当和苏联断绝关系，苏联人民和我们还是友好的。

每晚开会的这段时间，老金刚好没有出差，我回家晚他都来接。当晚在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不交心，就天天来开会，大家顶不住，每人都谈了。我谈了四点……”随即向老金陈述了这四点内容。

他说：“糟了，你要挨整了。”

我说：“这些想法没有错啊，我说的是‘交心’，不是检讨。”

老金说：“你是没错。但是别人说你有错，你就得挨整了。”我果然还是太天真了，不出他所料，第二天下午，教研室支部书记来找我说：“你交心讲得真实，汇报时，校党委书记说，让你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讲讲，做个样子。”

我不肯上大会，说：“我那不是检查，是‘交心’，我还没有发现我的想法有什么错，不能上大会讲。”

他说：“已经在全校的支部书记汇报会上定了，党委书记拍了板。”

隔一天，当我在大会上刚一讲完，“机关枪”、“迫击炮”全来了。说我“没有一句认错的话”、“继续在会上散布右倾观点”、“不是在检讨，而是在继续进攻”，等等。我发现自己上当了，这哪是“做个样子”，分明是在开批判会嘛！

会后，我感到自己心和手脚都凉了。从此，再开会我一言不发。开会一般都晚到，会上早退是固定的，理由是给孩子喂奶，有时则借口“明天上课，我要备课”。当时，全校的哲学课我讲的是最好的，课又多，所以，别人没话说——大概这也是一种群众心照不宣的关爱吧！我的煜儿由于妈妈对这类会议的消极态度，再也没有出现过饿得翻白眼的情况，每次开会前我都给他吃得饱饱的，晚上回来得早继续吃，因而他睡觉也安稳了。待他睡着，我站在床边，久久地看着我这可爱的小宝贝。心想：我困难重重，心绪又不好，可孩子仍能白胖而又安康，真是上帝保佑！

那段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到来了，本来就每天饥肠辘辘的，上面又提出搞教学改革，学校让教师到工厂和农村上课。我是师院政教系即将毕业的班次四年级的任课教师，又是班主任。因为学生年级高，所以被分配到距学校很远的机械厂。从学校到工厂，走路需用一小时三十分钟，一天来回正好是三个小时路程。虽然那条路通公共汽车，但由于当时国家汽油短缺，汽车只能靠车上面背的大煤气包来开动。而且车很少，有时一个小时也等不来一辆。我认为提倡接受劳动人民教育、知识分子学习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在原则上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在连饭都吃不饱又没有必要交通工具的条件下，还要以政治来强制执行，不仅无益于学习，更有害于健康。但无奈，我和学生只好每天长途跋涉地来回奔波，又吃不饱，十分疲惫。

我比别人更加饥饿。因为此时煜儿已满周岁，可以吃饭了，但是定量粮只有几斤，孩子又很能吃。我只好尽量压缩自己的饮食，从自己每月二十一斤的定量中，给他节余一大部分；孩子的爸爸也节约口粮给他，在省委食堂就餐，食量也压缩到最低限度，经常是每顿一碗粥和一个馒头的伙食，只喝粥，把馒头拿回家给孩子。我经常是早、中、晚各一顿稀稀的小米粥。如果坐在办公室或在学校里上课，三顿小米粥还可以维持，但每天还要走上三个小时的路，很快就得了浮肿病。头疼加浮肿，身体很差，确实是透支了。然而每天到工厂后，还有三个小时讲哲学课的任务，其他时间则是同工人一起劳动，完成“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任务。这双重“任务”使我每晚从工厂回来，总是拖着两条沉重的腿，一步一步艰难地爬上三楼。到家看到向我扑过来的可爱的小宝宝金煜，心花怒放，却已经无力抱起孩子了。

此时，我妈妈已经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哈尔滨，只有长子小胖一个留在我们身边，家庭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于是我们请了一位很善良的老保姆。她对我很好，时常关切地对我说：“你脸真黄啊，把粮都省给孩子吃，你吃得那么少，又累，病了可怎么办？”

我对她说：“小胖不病就行，请你把他带好。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你能把他带得这么好，我真的很感谢你！”说完，我喝了一碗稀粥，就躺下了。我思绪万千，心想：天天工作这样累，又吃不饱，真的病倒了，可怎么办呢？国家人多，党内人多，少一个不十分明显，可是小胖少了妈妈可怎么办呢？每当想到这里，只能用被子蒙上头，暗暗流了很多眼泪。最后我想：再困难，我也要挺住，天无绝人之路。

后来，党中央从各地调一批理论骨干来京，充实几个理论部门。我和老金有幸一起调来，同时被分配到中央党校任教。煜儿上了党校幼儿园，吃得比较好。我们的少许定量，不用再留给孩子了，大人可以吃饱。老金又属于“糖豆”干部（当时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月发给一点白糖和黄豆，更高级别的干部则供应一定的肉和鸡蛋，戏称“肉蛋”干部。据说是陈云同志为保护干部身体而向中央建议的，确实起到了雪中送炭的好作用），每月有一些补助，街上也可以买到一些高价食品。同年冬，由于严重浮肿，我和一些人还被中央党校送到北戴河疗养。虽然整个国家的困难时期尚未过去，但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已经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