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陈独秀：一生都消耗在政治中(1)
1933年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最高法院对陈独秀“叛国罪”案进行第三次公开审判。
在章士钊为他做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后，陈独秀站在被告席上要求自辨，并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对自己三十多年的追求和革命生涯做了一次自我总结。
“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五四以后，他组织中共之“终极目的”，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更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入狱，距他1919因在北京新世界商厦散发传单的第一次被捕，已14年整。这14年间，他从“新文化运动”统帅，到中国共产党“开山鼻祖”，到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到中国“托洛茨基派”首领，大起大落。
创办《新青年》时，他决心“不谈政治”，希望以“思想和文化的启蒙”为使命，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把国民改造成有“独立自主人格，自由平等权利”的新青年。
他高举“德先生”与“赛先生”两面大旗，呼吁：“国人而俗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以后，他回归到“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独立思想者。在生平最后一次开创政治局面的尝试受挫后，他退回书斋，对政治理论进行新的探索和反思，重新评估他曾信奉过、追随过、批判过的“理论和人物”。这些思考总结成他“最后的政治意见”。
最后，他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退回到五四时期他所高举的“民主”和“人权”。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随着世界政治大势和国内政局动荡变幻，他反清、反袁、反军阀、批孔、批党、批“国际”，走了一条由改良——民主革命——启蒙——马列主义革命——呼唤议会民主的政治道路。为他生前死后中国的落后，改良，革命，倒退，停滞，再革命，倒退，改革的历史进程，画上一个个问号。
他自认，“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且以“失败”告终。
一根南瓜藤爬在门上，几朵黄花兀自绽放。
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门口蹲着一对小石狮子，斑驳的紫黑门开了半扇。从门缝朝里望去，能看到过道里一侧堆积着各类杂物，一侧停着自行车。一个光着膀子的男子走了出来，看到陌生人，“砰”地一声关上大门。大门右手贴着牌子：“居民住宅，谢绝参观。”
箭杆胡同的一侧，是民政局高高的围墙，有一扇紧闭的门。墙角下，蹲着一对农民模样的老夫妇。
看到记者拿出纸笔，他们跟了上来，说，他们从河北某县来，是为一桩6年前交通肇事逃逸案来北京上访的。6年里，只要地里没活，他们就到这里排号“递状子”。
正谈着，一白胖壮硕、基层干部模样的四十多岁男子走过来，狐疑地打量着我们，盘问老夫妇从哪里来，接着又盯上了我，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在写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这是陈独秀在北京的故居。
从1917年初到1920年初，他携第二位妻子高君曼租下了这座院落，这里也是《新青年》的编辑部，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人经常到这里讨论、争辩。
你一定知道吧，在陈先生的倡导下，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号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
选学余孽，康党，“乱党”
千里之外，安庆老城喧闹、破败，窄窄的老街上，小摩托随时飞驰而过。
这个如今显得有些落后的古城，曾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之地。清咸丰十一年，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即着手建安庆内军械所，由此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
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庆一诗书寒门，原名庆同，学名乾生，子仲甫。祖父陈章旭是禀生，为人精明强干。咸丰年间，太平军占领安庆，他与长子衍藩投笔从戎，辅佐官府，在清军收复安庆后，获“以盐提举衔候补知县”的空缺；衍藩被太平军刺伤，不久身亡。
陈独秀生父衍中是陈章旭第三子，曾在江苏做过几年小官，后以塾师为业，33岁客死苏州，那年陈独秀3岁。后因其叔父陈衍庶无子，他过继到四房做了嗣子。陈衍庶举人出身，官运亨通，从知县升至道员，由宦致富，在多处置有田地、商铺。
陈独秀6岁跟着祖父读书。陈章旭在家族中被唤为“白胡子爹爹”，素以威严著称，对天资聪颖的陈独秀管教尤为严格，背不出经书，就拿板子打他。每次被打，他总是倔得不出一声。祖父不止一次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
光绪二十二年，陈独秀参加秀才资格考试，勉强过了县试和府试。院试时，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把《昭明文选》中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中的古文拼凑到一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填满一篇皇皇大文”。捷报传来，陈独秀被取为院试第一，寡母查氏高兴得几乎掉泪，陈独秀却由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1897年8月，陈独秀随大哥庆元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他们背了考篮、书籍、文具、烧饭用的锅炉和油布，挤进脏乱的考棚里。天气奇热，在高墙围住的号门里，士子们熬过3场9天的考试，自己生火做饭。陈独秀吃着半生不熟的怪面，晚上则睡在考棚里。
乡试期间，他看到一位从徐州来的大胖子一丝不挂，踏着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巷子里走来走去，摇头晃脑地读着他的文章，念到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说：“好！今科必中！”这副怪异的考生形象强烈地刺激着陈独秀，“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由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这般毛病”。
他在《实庵自传》中说：“这便是我由选学余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
南京乡试期间，陈独秀结识了来自安徽绩溪的秀才汪希颜。汪习读新学，崇尚维新，此时刚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陆师读书。从此，陈独秀开始接触维新思想，并和汪希颜的胞弟汪孟邹等安徽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常常在一起讨论康梁文章。
乡试后，陈独秀撰写了第一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向政府献策。洋洋洒洒近万字长文中，他分析了扬子江的地理、人文和军事设防问题，提醒清政府和海内有识人士认清国家的严峻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救国措施。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随叔父在东北做官府书记的陈独秀大受震动，由此萌生留学念头。1901年，他第一次东渡日本，就读于高等师范学校。不久，他和留学生潘赞化等人一同加入旅日学生进步团体——励志会，后因与章宗祥、曹汝霖等“稳健派”分歧扩大而脱离该组织。接着，他又加入留日学生中最早的民主主义革命团体“青年会”，结识了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
清廷为了管束这些不安分的留日学生，特派遣学监姚煜到日本。陈独秀想教训这个专与他们作对的学监，和几位同道潜入其家，由张继抱住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他的辫子。事发后，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随后回国避风头。
1903年，沙俄背约，拒绝撤军，企图长期霸占东三省。消息传出后，上海、东京出现了拒俄运动。这一年，许多新式青年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接受“排满革命”的思想。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开始热销。
回故乡后，陈独秀与几个新派学生组成“青年励志会”，发起安徽首次拒俄大会。在藏书阁，陈独秀当众发表爱国演说，抨击清政府与俄签订辱国密约。
两江总督端方密令安徽巡抚缉拿“首要分子”。陈独秀逃亡上海。此时，因“苏报案”入狱的章士钊已获自由，随后创办更为激进的《国民日日报》，邀请陈独秀参与编辑事务，日日宣传“排满”。
《国民日日报》停刊后，陈独秀再次回到家乡，与留日学生房秩五和吴守一共同创办了《安徽俗话报》。这是皖省第一份白话报纸。
陈独秀寄居在科学社小楼上，日夜梦想着革命大业，臭虫爬满了衣服和被褥，也感觉不到。他以“三爱”为笔名撰写了许多政论，观点激进，吸引了大量读者。
在“排满”情绪的推动下，立意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团体开始以“鼓吹、起义和暗杀”为手段，蔡元培、章士钊都曾卷入其中。当时，黄兴回国组织华兴会，谋划在慈禧寿辰时起义。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从芜湖到上海，正式参与暗杀活动，天天和杨笃生等人实验炸弹。
1905春，杨笃生又组织了北方暗杀团，派吴樾狙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吴樾回乡安排家事，路经芜湖，与陈独秀在科学社小楼上密谋。同年10月24日，吴樾在北京火车站实施暗杀行动，因火车起动时猛烈震动，炸弹自行爆炸，殉难。
暗杀“五大臣”事件后，陈独秀对这种革命方式产生了怀疑。他不再参加暗杀活动，而是联合芜湖安徽公学和安庆武备军的革命力量，与柏文蔚、常恒芳等人秘密组建了革命团体——岳王会，出任会长，从此投身“科学的革命运动”。岳王会后来与同盟会建立了联系。
多年后，陈独秀谈到暗杀，说那“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又说：“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拍电报，邀请陈独秀担任都督府秘书长。
12月，陈独秀携妻高君曼取道上海回到安庆，第二年1月正式就任。孙毓筠比陈独秀大10岁，原为清廷旧官僚，好佛学，还有抽大烟的爱好，许多政事都落到陈独秀肩上。他大刀阔斧搞革新，常与同事发生口角。
1912年，孙毓筠进京改任袁世凯高级顾问。皖省都督一职由柏文蔚接任。陈独秀和柏文蔚是当年创办“青年励志会”的同道，他协助柏做了许多工作，被赞誉为“治皖有功”。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开始，皖督柏文蔚宣布安徽独立，并出任皖省讨袁总司令。陈独秀随柏回到安庆，协助讨袁，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
二次革命失败。陈独秀被袁任命的皖督通缉，逃到上海，开始了流亡生活。安庆的老家被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闻讯脱逃，亲侄永年被抓。
1914年，在章士钊的邀请下，陈独秀第五次赴日参与政论性杂志《甲寅》。虽然过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他的精神却再次振奋起来了。他结识了李大钊，开始用“独秀”这一笔名撰写政论文。
在引起巨大反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他认为：中国人把国家和社稷、忠君等同，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国家目的是在保障国民权利，共谋幸福。救国之道在于提高“国民之智力”，把中国人的思想引入现代化。
从“救亡”思想出发，这位“康党”、“乱党”的组织者和宣传家开始“转向”，走向文化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统帅
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
——章士钊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就着手筹办《青年杂志》。他明确指出：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要改变思想，须创办杂志”。
9月15日，《青年杂志》正式出版。为了与基督教上海青年会主办的杂志《上海青年》区别开来，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关于为何办《新青年》，陈独秀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他还提出20年不谈政治，要在此时间里造成巩固共和的“国民总意”。
创刊号上，他撰写了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在这篇后来被人视为新文化运动宣言书的文章中，他扛起了“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由此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大幕。
《新青年》以猛烈的炮火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旧思想和旧道德。陈独秀与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通信，在他的诱导下，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开启了“文学革命”。
陈独秀身边聚集起了一批有着新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撰稿人：李大钊、胡适、吴稚晖、马君武、苏曼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蔡元培、傅斯年，以及笔名“二十八画生”的毛泽东。
《新青年》迅速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陈独秀也成为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全国出现许多效法《新青年》的杂志和社团。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邓小平等都受到《新青年》的巨大影响。
当时还是湖南省第一师范学生的毛泽东也是《新青年》的粉丝，他给杂志投稿，并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后到北京专门拜访陈独秀。他说：“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