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托克维尔和他的“新政治科学”(1)

王焱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寻求自由的特殊道路。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杰出的社会理论家。他的《论美国的民主》上部出版于1835年，下部出版于1840年。这部书在当年出版后获得了很大成功，托克维尔因此先后入选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及法兰西学院（AcadémieFran aise）。但是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法国思想界却将这部书束之高阁，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倒是在美国，这部书自问世以来一直不断有人阅读。不过在美国人眼中，该书只是一位具有独特视角的外国旅行者对19世纪美国的观察与分析，而忽略了托克维尔这部作品所体现出的法国古典社会思想的整体传统的重要意义。在此期间，法国政治社会也深陷于大革命以后的动荡纷扰之中。为什么这样一部重要的著作竟在法国知识界长期遭到冷遇呢？

其重要原因盖在于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的历史社会学分析。托克维尔采取的是一种独特的立场，不认为流行的意见就是真理。他既反对保守主义者对大革命的妖魔化，也反对激进主义左翼对大革命的神话化，从而揭示出大革命其实并不独特，它不过是法国历代君主制使命的一次性的、剧烈的完成。为此，他不得不同时两面作战，与上述两种意识形态化的观点展开论战。托克维尔的姨夫、法国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曾经指出，由于托克维尔的这一揭示大大“限定了革命者的独特性”，因此“惹怒了所有的人”，结果托氏的著作被长期打入冷宫而无人问津。但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价值的著作，不会总是被偏见埋没。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写作了《托克维尔再发现》（Tocqueville Retrouvé），呼吁法国学术界重视托克维尔思想遗产的重要意义，这才逐渐引起了知识界的深入思考。晚近二三十年，托克维尔及其思想在欧美学术界得到了普遍的重视。

一、托克维尔为何舍近求远，不去英国而远赴美国考察？

托克维尔出身于诺曼底的一个贵族世家。曾外祖父马勒舍尔伯（Lamoignonde Malesherbes）是法国政坛和知识界的名流。父亲是查理十世宫廷的显贵。但是1830年法国爆发七月革命，查理十世逊位，路易·菲利普登上了王位，托克维尔的父亲因此失势，被剥夺了贵族身份。迫于时势，托克维尔在当年8月和10月两次对新朝宣誓效忠。当时法国政坛派系林立，政局动荡不安，如果说七月革命让托克维尔真正认清了法国的结构保守主义的失灵，从而证明了近代条件下法国的“贵族不可能”，那么从长远看，民主的进程在法国是否具有希望呢？正是这一问题意识，让他萌发了去北美新大陆考察的愿望。

托克维尔与他的朋友博蒙一道，于1831年5月抵达美国，1832年2月离开，在美国考察了十个月左右。而这次考察的成果就是《论美国的民主》。

托克维尔为何舍近求远，不去英国考察而远赴美国？他在参政时确实曾经反对与英国结盟，但这只是出于法国国家利益的考虑。

对于当时英国的君主立宪政治和自由传统，托克维尔是非常了解和钦羡的，更何况他的妻子就是一位英国女性。1833年、1835年和1857年，托克维尔曾经三次访问英国，在这方面，他留下了很多书信和札记；其间，他还与以写作《论自由》而知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J.S.Mill）结成了密友。自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奥尔良家族登基以后，托克维尔的思想观点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他认为，在拿破仑战败被放逐以后，欧洲各国君主采取的一系列复辟政策并不能挽救旧制度的危机。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英国政坛尽管相对平稳，但是所代表的仍然是旧的贵族政治，代表了欧洲陈旧世界的社会建制。他认为，“英国贵族的权力，每天都在缩小疆域……本世纪是彻底民主的世纪。民主就像涨潮的大海，它后退只是为了更有力地推进。经过一段时间后会人们会发现，它在波涛中不断地扩大地盘。欧洲社会不久的未来，将会是完全民主的社会”。既然如此，英国对于法国的未来而言，还能有什么样的参照意义呢？

尽管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法国还处在革命与复辟交替循环的动荡时期，而同时代的英国社会却似乎一枝独秀，波澜不惊，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英国却并不值得法国人效仿。他认为，以大革命作为世界历史的新标志，法国在世界上代表了民主、平等这些新的现代价值的担当者，体现了一种逻辑上必然的、普遍的自由思想，负有在世界上捍卫自由民主体制的责任。而像英国那种贵族化的自由，由于它的特殊性，导致英国人往往只关心自身的商业利益和国家的霸权扩张。因此，他认为，英国的经验能够为包括法国在内的欧陆国家借鉴之处甚少。因为如果革命意味着猛烈的急剧的变化，那么革命在英国还时机未到；但是如果革命是指法律的重大变化、一种社会转型、以一种支配原则取代另一种，那么英国无疑已经处在革命当中了，因为曾经是其政体根本原则的贵族原则正日趋没落，而民主原则很可能将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民主（平等化）的变迁不可逆转，侈谈英国式的贵族自由主义对于革命后法国的社会现实，也是根本于事无补的。

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类似欧洲贵族的社会等级结构，是一个先天平等的社会。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绪论”中，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最突出的特质就是“身份平等的社会状况”在该国已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在欧洲，这些特质尚处于展开的过程中。他认为经过大革命风暴，法美两国的社会平等程度正在逐渐趋同，因而他特别有兴趣了解，这给现代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他意图通过对美国的考察，来对北美这一新兴民主制社会和老欧洲的贵族制之后的社会这样两种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比较它们的社会政治结构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既然欧洲迟早会走向如同美国那样的完全平等的状态，那么研究美国，同时也就是研究法国乃至欧洲的未来。

二、“贵族不可能”与“民主没希望”

托克维尔考察美国并不是对北美新大陆的异域风情感兴趣，他在考察中屐痕处处，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他的祖国法兰西。

正如托克维尔的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其上卷与下卷不但主题不同，而且两者在内容上也存在着深刻的差异。上卷的主要担忧是社会平等化的演进可能带来多数的暴政；而下卷却为欧洲的官僚专制作为一种柔性专制主义（despotisme mou），导致民众对于政治的日益冷漠而忧心忡忡；上卷只担心一个过分强大的议会可能带来“议会专制”；而下卷担忧的却是现代社会中的平等扩张最终有可能会压倒自由。一般而言，下卷的理论性更强，目前更受欧美思想界的重视。

同一本书的上卷与下卷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并不在于美国这一认知对象有何变化，而关键在于托克维尔对法国社会的时代状况和困境的认识不断深化。

在托克维尔生活的时代，疾风暴雨般的大革命已经成为既往。法国政治社会的建设却还远远没有完成，依然陷于动荡之中。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二版序言中说：“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在托氏看来，对于后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而言，应当主要致力的无疑是政治社会的重建。

在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宪政法治，没有贵族阶层是难以实现的。“欧洲的宪政主义是从建立在公认的社会等级（皇室、贵族、平民）之上的混合政体中逐步演化出来。18世纪以前，大多数人认为宪政主义取决于这些等级的存在。”然而法国大革命的风暴却已将贵族阶层连根拔除。托克维尔回溯法国大革命的进程时说，“法国的民主由着性子向前冲，为了摆脱羁绊，它将途中遇到的一切都掀翻在地，不能摧毁的则动摇之。它并不是一步步占领社会，从而和平地建立起自己的帝国，而是始终带着混乱和骚动，以战斗的姿态前进”（《论美国的民主》，第11页）。而对比于美国，“我所谈论的这场社会大革命……似乎达到了它的自然极限”，但“我也决不认为，美国人设计的政府体制是民主的唯一实现形式”，“我们可以怀着极大的兴趣来了解同一基础在两国结出的果实有何不同”（《论美国的民主》，第13-14页）。这意味着，托克维尔远赴美国考察，是要力图解决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贵族不可能”与“民主没希望”的两难困境。托克维尔的这一问题意识，后来被当代法国研究大革命史学的权威傅勒（F.Furet）进一步解释为：“18世纪的法国太民主了，无法保留贵族的东西；太贵族了，无法拥有民主的东西。”贵族为何不再可能？民主因何没有希望？怎样走出法国后革命时期的社会困境呢？

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démocratie）这一用语与现代政治学的狭义民主概念并不同义。在很多时候，其含义就是“社会状况的平等”（l'égalité des conditions，法语condition这个名词有条件、状况、身份等含义，也有人将这个词组翻译成为“条件的平等”）。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在为《论民主在美国》所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托克维尔“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认为这个趋势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和最不可逆转的结果……他还用这个词指普选，指社会日益走向可以清扫一切特权，而主要是可以清扫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特权的平等的演变”。由此可知，在很大程度上，本书的书名De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也可理解为“平等（的社会状况）在美国”。

在托克维尔的辞典中，所谓“民主”，并不都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过选举更换领导人或者公民参与政治的制度机制。有时候他使用狭义的民主，指的确实是政治民主；更多的时候则用“民主”一词来指称历史结构性演变的客观趋势与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不断使人们趋于同质化和相似化，在这种意义上，民主意味着公民在法权方面的平等地位。

对于托克维尔说来，现代与古代的一个本质性的差异就在于，在现代社会中，少数人已经再也无法以他们自己的名义拒绝大多数人与他们相似。这是“社会状况的平等”的重要含义之一。尽管传统主义者力图复辟依赖等级特权为治的贵族制时代，但是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让往昔用以维系等级特权的那些社会条件一去不复返了，因而想要重建贵族等级制度的人已经根本无法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这也是处在民主时代的传统主义者最大的悖论。在这样一个时代，“公务员贵族”意图享有老贵族原先享有的那些特权，但却找不到昔日贵族依赖自然秩序所享有的正当性，而且也不可能找回往昔贵族阶层所具有的高贵气质与社会担当。贵族依托的毕竟是自然秩序所形成的文化等级，而现代的公务员依赖的却是人为建构的秩序中的科层等级，后者所享有的特权与地位，除了权力之外没有任何政治文化可依傍。中古时代的贵族可以延续数代，但现代的公务员一旦失去权力就一无所有。如果是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那其实除了短期的政治势利带来的虚荣外别无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