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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机器时代的抉择

几年前，在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共进晚餐时，我曾指出，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对中国等新兴制造业国家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在向信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将会遭遇失业危机。

“你没有抓住问题的精髓，”卡尼曼反驳道，“机器人进入中国的时机其实恰到好处。”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在之后的10年中，无论是在工厂生产中还是在老年人护理工作中，智能机器都成了司空见惯的存在。不仅在中国如此，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不过，当关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将如何的话题再度引发全球争论的时候，人们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新的计算技术、机器人技术与东西方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间的相互作用。

过去3年间，西方国家对智能机器以及它们对人类劳动岗位的潜在威胁备感忧心。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从卡车装卸工人到法律研究工作者，无论是白领还是蓝领，只要是重复性的劳动，都将被机器人和基于人工智能的软件取代。

然而，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很早以前，凯恩斯就曾指出，科技将取代工作岗位，而非整体工作量。这些改变了我们工作方式、互动方式以及娱乐方式的创新，将给21世纪的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这种影响几乎等同于20世纪初机械设备将农耕经济带向工业经济时，社会所经历的根本性变革。

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去定义人类与那些亦敌亦友的机器间的关系。在这本书中，我将对“智能机器将成为我们的奴隶、伙伴还是主人”这一问题的过去与将来进行进一步探讨。

在我生活与工作的硅谷流行着一种看法，即技术的演进有着自己的生命。简单来说就是，技术的进步很多时候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主要由于半导体行业的影响，这一被称为摩尔定律的过程——过去40多年间，计算技术进步的速率持续增加，已经被视作了一种独立的力量。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接连几代计算技术，已经从房间大小的计算机，缩小到了冰箱大小的小型机，又进化到可以舒服地“端坐”在桌子上的个人电脑，然后这些设备又“跑到”了人们的腿上、手掌中，而现在又出现在了手腕上。

这造成了一种错觉，那就是，技术的进步是自发的，而且这一过程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控制范围。可事实远非如此。无论是机器设备，还是让它们运转的软件，实际上都是由人类设计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这一过程的描述最为清晰：“我们塑造了工具，而之后，这些工具又塑造了我们。”

现实情况是，人类将继续决定机器的能力。那些创造了日益强大、自动化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软件的工程师们，将决定这些发明将要增强人类、控制人类还是完全去除人类的存在。

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呈现了各自的特征。长久以来，日本人都对机器人情有独钟，而在美国，人们在崇敬机器的同时，又多了几分怀疑和惶恐。

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问题。在计算时代的黎明期，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就曾明确指出，智能机器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一些清晰的选择。不过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可选方案仍然仅限于推理与猜测。如今，随着机器变得自动、敏捷、能够四处移动，工程师、科学家、程序员以及老百姓所作出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即刻发生作用。

中国将会选择怎样一条道路，这一问题同样让人深思。

约翰·马尔科夫

于美国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