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哈佛博士想去卖药：天下有没有“最好的”外语教学法？(3)

在这个境界里无招胜有招，招数已经被综合化解吃在肚里了。我老被问到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最好的方法，或者这个方法怎么样、那个方法行不行的，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问题。各类新的教学法进到中国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国外也不可能藏得住什么好方法了。我们差的不是具体方法，而是第二语言学习里的交际性，通俗一点说，就是差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使用。学语言不去用或者不懂得怎么用，老是要等到“学好了”再用，这才是中国人英语学不出来的症结所在。中国英语教学缺乏交际性，将会成为以下贯穿全书的一个隐性前提，凡是面对儿童英语的具体说法和做法时，始终要考虑到交际性这个前提。

在结束外语教学方法的讨论之前，有必要澄清一下几个概念上的细节，免得读者一路背着包袱往下看。

第一是“学习者中心论”。好多父母都知道，现在的外语教学必须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这是近几十年来外语教学的指导思想，也是本书讨论少儿英语学习的基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本书中的大多数讨论都变得没有意义了。比如书中“教学”和“学习”互相通用，不再刻意区别意思，同时也如后面一节里将要提到的，还要经常让位给领域内更常用的“习得”（acquisition）。希望读者心中明白学习者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不再去计较是“教”还是“学”了。至于本章集中讨论的外语“教学法”这个术语，则应该当作另外一个词来看待，对应的英文是“pedagogy”，里面有一个“小儿”的词根，词义是从对孩子的教育方法里引申出来的。

第二是应用语言学从科研到实际教学的应用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个情况很像医学研究跟临床治病之间的关系。研究要精益求精，哪怕在某个局部有一点小小的突破都是了不起的，甚至于可以得诺贝尔奖。而临床或教学呢，要结合医生或教师的经验和能力，综合运用已有的各种研究结果，太新的研究还未必具有可操作性，太过于绝对地直接去拿刚刚冒头的科研成果来对应一线的应用，就会陷入庸俗实用主义的泥坑。

第三是战略和战术的区分问题。战略上宏观地看待各种教学法，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就是要综合运用，找到最适合的方法，不必过于拘泥每个细节的得失。

战术上具体来看实际的操作，就要细致准确了。如果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吃得不透就拿来使用，就会走弯路，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

“什么是最好的外语教学方法？”从严谨的理论和逻辑角度来看根本就不存在。在教学实践中，任何一个有经验的语言教师，如果面对一个具体的学习者，对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有一定了解以后，就像临床医生面对一个具体患者有了望闻切诊的诊断过程一样，都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水平提出一些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操作建议。不过，即使这样的建议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学习者情况、特别是语言水平和学习环境的改变，使用的具体方法还要做调整。我见到过有些心急的父母们脱离孩子的实际情况到处去打听“最佳”方法，甚至四下模仿他人的“最佳”经验。要知道，对任何人不分时间场合都灵的，只有街头“包治百病”的大力丸了。

第四节国外的第二语言习得领域在研究什么？

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面对的是人在社会中学习语言这个现实，综合各项影响习得的因素，追求提高语言习得的效率，而不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开人类大脑语言机制之谜，获得“最佳”方法。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美国和加拿大，明显地针对本国社会现实中大量存在的英语非母语的移民孩子在学校怎么学英语的问题。

从前面粗线条回顾的外语教学法发展历史来看，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可是最终却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像以前一样完全垄断教学和市场的方法。没有出现垄断的一个间接原因，就是在同样的时间段里诞生了“第二语言习得”这个年轻的学科领域，而中国孩子的英语学习真相，就落在了这个学科的范畴之中。

在语言学的研究方面，除了我们国内熟悉的针对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具体内容的研究以外，西方还投入很大的精力进行大脑的语言机制、人类的语言起源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后一类的研究，关注婴儿的语言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有时，对于婴儿语言发展的研究走到山穷水尽的时候，研究者会换一个角度，拿第二语言学习的起步过程来做比对，因为第二语言的起步，很多时候可以在成人身上研究甚至实验。在研究者们开始系统地观察到第二语言习得跟母语习得之间存在的一些本质区别后，第二语言习得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末、七十年代初诞生了。它的诞生标志为分别发表于1967年和1972年的两篇学术论文《学习者偏误的意义》（The Signifi cance of Learners’Errors）和《中介语》（Interlanguage）。

之所以说这两篇论文奠定了第二语言习得学科形成的基础，就在于它们抓住了第二语言习得不同于母语习得的一个最关键的特性——每个人第二语言的进步速度和最终达到的水平都不一样，这跟第一语言在出生后自然习得、大家在差不多的时间阶段里都能完全掌握的情况截然不同。实际上，这两篇代表论文的题目就点出了这个关键现象的存在。

所谓“偏误”（error），是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表现出的系统偏差，是一些在没有掌握之前怎么纠正都没有用，总会冒出来的问题。比如到了我自己这样的水平，英语中偶尔还会出现在冠词使用上要不要加“the”的系统问题，这是一种抹不掉的烙印。我们把这一类系统的、不可避免的偏差称作“偏误”，就是要区别于一时不小心出现的“错误”（mistake）。错误多加小心、多加练习就可以克服，可是系统的偏误不是通过机械操练可以简单克服掉的，它们的存在是第二语言学习的一个正常过程。而所谓中介语（interlanguage），则是指学习者从零起点开始学习，直到达到母语水平这个范围之间实际表现出来的第二语言。我们每一个人学的第二语言都会落在中介语的范畴里，最终都不能完全达到母语水平。中介语有着自身明显的规律，包括第二语言里先掌握什么、后掌握什么，哪些系统性的偏误在哪一个阶段以后才会消失等。这些规律后来还在多种不同语言之间的研究里得到了印证。

抓住了系统“偏误”、“中介语”这些不同于母语习得的关键特点以后，第二语言习得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并且迅速成为了跨学科的应用语言学的核心内容。从广义的角度说，应用语言学跟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神经生物学密切交叉，从多元的角度揭示了人类习得第二语言的自然过程和规律，而不再像它的近亲传统语言学那样，专注于语言结构本身或是大脑语言机制的研究。

既然第二语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而且学习者最终达到的水平不一样，那么什么样的因素在影响外语的发展速度和最终水平就是研究的核心所在。这些因素包括学习者的年龄、性别、学习动机、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教育背景、语言学习环境、教学方法及教材使用方法、母语和认知发展水平、学习的时间长度和强度，等等。在大量可变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研究和解释学习者的成功或不成功，进而得到一些人类语言习得规律性的结论，就是第二语言习得，或是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

在狭义的角度上，应用语言学等同于“外语教育学”，更专注于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的研究。在引入第二语言习得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后，因人而异的学习者中心论在第二语言教学中得到了进一步明确，伴随着诸如“偏误”、“中介语”这些第二语言发展独有概念的引入，课堂上的语言操练是否能够改善学习进程、反复纠正学生错误是否能帮助他们更快地解决系统偏误，以及语言考试怎样反应学习者实际中介语的水平等课题，都得到了更深入的研究，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方法论，受到了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理论的全面影响。

既然学科自身的研究已经揭示了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比较复杂，而且每个学习者最终到达的水平差异明显，第二语言教学界也就慢慢地明确了一个共识，就是没有必要再去追求某一个“最完美”、“最正确”的教学方法了。外语学习是一个跨学科的立体过程，不能寄希望于某一个方法就能解决一切，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左右，“综合选择学习策略”这样的教学法思路被正式提出来了，就是明确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学习策略，还要根据内因外因的变化来及时调整选择。在过去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面对了人是在社会中学习语言这个现实，综合考虑了各项影响习得的因素，追求提高语言习得的效率，而不是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开人类大脑语言机制之谜，获得“最佳”方法。

自乔姆斯基时代出现以后，美国在人文领域占据了世界的统治地位，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我们的研究和应用方向上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深深的美国烙印。

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二战”后的美国再也没有大规模学习外语的需求了，相反，不停接纳新移民的局面，使得各级学校中针对新移民在美国环境中学习英语的需求一直很旺盛。这样，外语教学法中除了情景交际法在欧洲还在结合着后起的构建主义心理学发展和演变以外，其他所有的故事，就都是英语在母语国家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