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奉旨讯问曾静口供二十四条(2)
曾静供：张熙、廖易，病狂丧心，猥以此等语，推尊弥天重犯，何异弥天重犯盲睛瞎眼，以千古人宗推尊吕留良。虽说话轻重稍有不同，其实皆是一样无知，一样狂妄。揆之于法，不唯万剐莫辞，即问之于心，亦且愧死无地。但当时此话下语未清，大意谓人之知识有浅有深，有大有小，浅不能骤使之深，小不能强扩之大。随所见到，以为大小浅深，如蛙居井底，所见者只井底之地，初不知井之外更有地，遂妄以为天下之地尽在于此，岂知天地间有几多大地宽广，山岳湖海，无穷无尽在。然不到过，亲见过，如何信得过？山鄙无知，何以异是。弥天重犯从前为谣言所惑，亦因生平五十岁人，从未见过满洲，从未见过京师、省城，又未亲目亲耳，晓得皇上道德政教如此经天纬地，所以谣言易惑，直到旧年，捉拿到长沙，见过大人，由是心中遂疑吕留良的说话有不当。复自长沙以抵京城，耳所闻，目所见，与胸中所传闻者，不啻昼夜之相反。及至到京，又身亲皇恩如此之极，心醉圣德如此之至，乃恍然大悟从前之狂悖，该死该剐莫逃，而深信皇上之道隆德盛，直驾千古，而莫敢媲。当时弥天重犯此条，本意说知有大小浅深，必要人见到方信得过，故末后所以敬卿、景叔异日见到，则必不肯说此狂悖之语。至若谓乘运起来，亦是谓如太公之遇文王，伊尹之受汤聘，此即张熙、廖易病狂丧心之意，而言之总之，皆到此处。皇上圣明天纵，天地包容，万万叩首，惟冀哀之怜之矜恤，其无知而已，更有何说分解得。
六、“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的道理讲得通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如何以人类中君臣之义，移向人与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仇，孔子何故恕之？而反许以仁。盖以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为域中第一义。所以圣人许管仲之功。”
又云“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等语。君臣为五伦之首，断无有身缺一伦，而可以为人之理。曾静当日以人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不知从前以何人为君，且到今还是甘心俯首以君臣之义，移于夷狄分用乎？抑是始终以与夷狄无君臣之分乎？据实供来。
曾静供：凡这悖逆狂妄之说，皆是雍正五年冬与雍正六年春写载的。实因见得吕留良论孔子称管仲之仁处，有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之说。以致推论到此。其实，弥天重犯平昔并无此说。岂知华夷之分，圣人原不在地上论，若以地论，则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西夷之人也。都不通了。将谓大舜与文王不是人可乎？且更不是圣人可乎？况由舜、文以下，不知更有几多行为师表，道高百世，如周子、张子、陈良者，俱生于四裔之地，犹历历可数指者乎？弥天重犯当年中吕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发论至此。到今日亲被皇上德化之盛，且晓得本朝之得统，全是仁义，天与人归，浑乎天理。且我皇上道隆德盛，亘古所未见，即僻处在东海北海之隅，凡声名所到，犹尊之亲之，而无心不服。矧弥天重犯生居中土，身受抚绥之恩，而现为赤子者乎。故弥天重犯今日之甘心俯首，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者，一为本朝得统之正，从古所少；二为皇上道德之大，生民未有其心悦诚服，乃是当身之至情，天地之大义。弥天重犯即是草木无知，到此亦当欣然向荣了，况有血气者，敢不尊亲乎？
七、清朝得天下到底是盗窃天位的强盗呢，还是驱逐流寇的主人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语。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你等为家人者，既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取家财，而于强盗花费家财之后，转向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指令赔偿可乎？且由曾静之说推之，元之主人为明朝赶出，元人当索取家财于有明；而宋之主人，又为元朝赶出，宋人亦当索取家财于有元。等而类之，自唐以上，至于晋、汉，皆然矣。从古有曾静逆天背理之论否？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想此段议论，是何如说？
曾静供：大义看错，遂总错到底。盖人身之主宰在心，心之所系在知，知上一错，凡发言行事，逆天背理，遂致不可穷诘。此等处总因错认本朝为夷狄，而不知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也。且并不知明末之丧乱。生民受李自成残杀之毒，逾于水火。而本朝兴义师以除寇乱，功同天地，到今方知得本朝不唯不同于汉、唐之以智力取天下，而直过商、周之以仁兴，而不免于征诛者。且历圣相承，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盛会。弥天重犯如何诬天诬父，至于此极。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日即实实取明，代明而有天下，亦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天理之当然。况有明当年与本朝原为与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之来抚中国，又不是以智谋力制中国，而使之服，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今弥天重犯误听人言，而反指以为盗窃，将明之取元，元之取宋，宋之取周等，而上之若唐若汉，以及周之代商，商之革夏，无一而不是盗窃，无一不当索回家财矣。其背理逆天之论，自家今日也解说不出。岂止于一处窒碍而已哉。今日细思此段议论，实实无知。其无知也，总因不知本朝龙兴之故，历圣功德之隆，徒为人言蛊惑，遂致狂悖如此，嗟悔无及，更有何说？
八、到底是中华之外，四面皆是夷狄”呢，还是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呢？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盗窃天位，染污华夏，如强盗劫去家财，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占踞我家。今家人在外者，探得消息，可以追逐得他”等语。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你等为家人者，既不能追逐李自成，索取家财，而于强盗花费家财之后，转向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指令赔偿可乎？且由曾静之说推之，元之主人为明朝赶出，元人当索取家财于有明；而宋之主人，又为元朝赶出，宋人亦当索取家财于有元。等而类之，自唐以上，至于晋、汉，皆然矣。从古有曾静逆天背理之论否？试问曾静，教他自己细想此段议论，是何如说？
曾静供：大义看错，遂总错到底。盖人身之主宰在心，心之所系在知，知上一错，凡发言行事，逆天背理，遂致不可穷诘。此等处总因错认本朝为夷狄，而不知圣人之生，原无分于东西也。且并不知明末之丧乱。生民受李自成残杀之毒，逾于水火。而本朝兴义师以除寇乱，功同天地，到今方知得本朝不唯不同于汉、唐之以智力取天下，而直过商、周之以仁兴，而不免于征诛者。且历圣相承，自有生民以来所未有之盛会。弥天重犯如何诬天诬父，至于此极。由今日看来，本朝当日即实实取明，代明而有天下，亦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天理之当然。况有明当年与本朝原为与国，而天下又早已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本朝之来抚中国，又不是以智谋力制中国，而使之服，乃是仁义感动中国，筐篚争迎，而心悦诚服。今弥天重犯误听人言，而反指以为盗窃，将明之取元，元之取宋，宋之取周等，而上之若唐若汉，以及周之代商，商之革夏，无一而不是盗窃，无一不当索回家财矣。其背理逆天之论，自家今日也解说不出。岂止于一处窒碍而已哉。今日细思此段议论，实实无知。其无知也，总因不知本朝龙兴之故，历圣功德之隆，徒为人言蛊惑，遂致狂悖如此，嗟悔无及，更有何说？
九、大清王朝八十多年没有国君吗？臣民也禽兽不如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君臣之义，一日不可无。天下岂有无君之国哉？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禽兽亦有君臣，蜂犹如依从。如今八十余年没有君，不得不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人出来做主”等语。传云：“君，天也，天可逃乎？”曾静既知君臣之义不可一日无，本朝君天下八十余年，曾静之祖、父，皆是大清之子民，曾静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即其逆乱之谋，蓄无君之念，不过四十余年。其四十余年以前，伊祖伊父之心中，有君乎，无君乎？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加其祖、父以无君之罪矣。孟子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者。言不知有君有父也。曾静现在食毛践土，而云没有君，且加祖、父之罪，此实孟子所谓无父无君之禽兽。又曾静云：禽兽亦有君长，而云：“八十余年没有君”，是又禽兽不如矣。且孟子之所谓无君者，谓不知有君，而曾静以为没有君，不更诬圣贤之言乎？曾静又云：“不怕利害辛苦，要从遍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之人主来”，伊如何寻遍域中，可曾寻得个人来？曾静到今日还是要另寻个聪明睿智之人乎？抑将此寻遍域中之心歇息乎？或其心以夷狄禽兽、元凶巨恶感戴为君乎？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无君之说，实非弥天重犯的本意，因吕留良《钱墓松歌》上有云：“其中虽有数十年，天荒地塌非人间。”彼时闻得此说，如坠深谷，语虽为元朝而发，而引例未尝不通于本朝。始而疑，因思弥天重犯世受国恩，祖、父皆列名胶庠，而当身亦现在食毛践土五十年，如何驾阁漏空八十余年没有得君，并不算人间得？反复思索，解此缘故不得。既而言，以为吕留良是大地人宗，他的学问海内通行，毕竟他的说话有所见。弥天重犯僻处山谷，有何知识，如何晓得这种义理，加以谣言叠叠满耳，遂妄以为人在天地间，君臣为五伦之首，今既不见得有君，如何安然自立得住。乃孟浪定志，不辞辛苦，不计利害，思想遍历域中，寻出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的人来做主。所以狂悖，激而有是举。非是当时心下另藏有别样不好意见，而甘为此谋反叛逆，以自取死地。其实此举原是妄为当身大义起见，原是错听人言，不知本朝得统之正，不知皇上道德之隆起见，但所见一错，则无所不错。既身犯大逆之罪，而为禽兽，又诬祖、父以无君之罪，并诬及圣贤立言之旨。种种悖谬，皆因山鄙无知见错来，岂知本朝圣德神功，垂于两间，与天地同大，而皇上道德隆盛，更为亘古所未有。弥天重犯从前妄意所云：寻个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以为当身之主者。当时虽极十分过望，亦梦想不得到这样田地，梦想不到今世有此圣明的君，而今日恭逢盛会，得近圣天子之清光，正与当年孟浪，遍历域中，不辞辛苦，不怕利害，诚恳寻君之始念相合而庆幸。且更出于望外，到此实实欢喜倒地，不惟为一身一家幸，实为天下苍生之大幸，大快事焉。得不极其尊亲爱戴之诚。至若当身从前见错，万死之罪，惟有痛哭自咎自悔而已，更有何说。
十、科举制度仅仅是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的方法吗？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科举词章之习，比阳明之害更大更广。阳明之教，虽足以害道，尚依傍道理来；科举之习，公然讲名讲利，卑污苟贱，而不知耻，直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等语。朝廷用人，所以设立科举者，以科举之人，所习皆四书五经，诵法圣贤之道，讲求圣贤之义理故也。人能读书明理，其造诣底蕴，皆见之于举业文章。是以朝廷设立科举，以期多得读书明理之人，为国家之用。今曾静以科举之为害，直到得把道理一笔勾消，人类尽灭，这是何说？且若不设科举，更有何法可以发明圣人之道理乎？至人之贤愚不一，科举内卑污苟贱之人，原世间所有。惟在朝廷辨别此等卑贱之人，而不用耳。非可废科举之制，而后禁人之卑污苟贱也。况无耻之人，即使不设科举，而别开用人之途，如或乡举里选，或征辟聘荐，或改诗赋策论，则讲名讲利者，又必于别途行其卑污苟贱之事矣。曾静又有何术，可以禁人之讲名讲利，着据伊所见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