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重返中华之旅(2)

我还搞过文学，《长老会周报》（这份报纸在教会内外都很有影响力）曾发表过我的一些劝人向善的文章，海斯汀《圣经词典》的编辑工作我也参加过。这本字典的中译工作正在进行中，有些地方经过了改编，有的地方辅以了评注。《国际宣教评论》（这是一本教会内部发行的关于传教活动的月刊）也发表过我用英文写的一些文章，金陵大学附近就是我的工作地点，我常常去那里布道、演讲，或者参与一些宗教团体的会面。我认为对于中国牧师来说，特别是不懂英文的（现在要想接受新式教育，不懂英文可不行了）牧师，如果能够读懂希腊语的《新约》，那将受益匪浅。要知道，希腊文《新约》的中文译本有很多歧义和误读（中文和希腊文两种语言几乎有天壤之别）。读希腊文更有亲密感和真实感，麦考利[19]曾说：一个人要想真正了解自己的语言，那就必须再掌握一门外语。而学习希腊语，也能为中国牧师带来些许的虚荣，虽然不懂英文，但是掌握了更加权威和经典的希腊文。因为这个原因，我出版了一本希腊文的《圣经》初级读本以及“希腊义—英文—中文”的词典。这项工作有趣的地方在于，我发现阅读古典文献必须掌握的希腊语词形在《新约》中惨遭摒弃。正当我埋头撰写词典时，埃及和其他地方的考古学有了新的发现。有个地方出土的文物，上面显示《新约》是按照当时地中海地区通用的希腊语写成的，这也从“非作者论”的角度解释了现代圣经语言版本和古代版本的区别，也使《新约》翻译成中文白话更加顺理成章。另一个由考古学带来的好处是，《新约》中的词汇更加丰富和明确，这就为许多段落注入了新的元素。

不久后，我就在神学院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基督教会中人们普遍学历不高，大学生极为匮乏。我试着寻找原因，并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在对这一状况不满意的几年后，神学院终于迎来了一位有大学学历的学生——李汉铎[20]——金陵大学毕业的学生。而过了15年后，他成了金陵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在这之前，这里出现过一个效仿美国学生海湾传教志愿者运动的活动，我是这项活动的狂热分子。来自山东的丁立美神父担任秘书长一职，并在全国各地游说地方学生团队。后来，运动偏离了主题，从号召学生做传教士，变成了号召他们投入到与基督教有关的事业中去。他们违背了初衷，走错了方向，最终败落了。不过，有一段时间运动风潮劲头很足，很多人投入了传教事业，这也让教会领导权的问题提到了日程上。

3.基督教青年会产生的影响

在3年半的杭州生活、11年的南京生活中，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另一组织，那就是基督教青年会。没有宗教、神学和组织戒律的环境让青年会自由发展，这都源于威拉德·利昂、弗莱彻·布若克曼等人精明的领导。在当时，许多有志西学、渴望进步的青年有所需求，而青年会刚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对于我来说，旧式传教方式所能达到的努力和效果都可以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蓬勃发展中看到，培训中国工作者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大学毕业生，甚至是留学生都到基督教青年会应聘。中美两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职位都是平级的，没有孰高孰低，并且政策统一、资金来源共享，并不是“我花钱雇你、你听命于我”的简单关系。将基督教信条应用到政治、社会、学术和经济生活中是基督教青年会所强调的，相关话题会进行公开讨论。运动会、科学报告会和各种社交团体活动也是青年会常常组织的，圣经的课程、宗教集会活动可以和这些活动结合起来。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往往是夏季会议的召开地，我常常应邀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些经历使我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开拓。

与吴德施[21]主教的邂逅是在基督教青年会的一次夏季会议上，我们是很多场合中仅有的两张外国面孔。我们之所以能够很快建立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遭遇”，在我传教士生涯中的朋友里他是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我们的相识是在非正式的场合中，而后来的交往也都处于非正式的场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穿得十分随意。后来，第一次见到他穿着正式的主教长袍时，我大吃一惊。

在刚到南京的那几年，我认识了兰多夫·希尔兹，他当时在协和医学院（后来迁到济南去了，更名为“齐鲁医学院”）教书。他成为了我一生中的第三位好友，不过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同一座房子里居住，就连彼此的妻子也情同姐妹。我儿子的生日和他女儿的生日只相差一天，两个孩子时常在一起学习或玩耍。多年以后，中国医学教育领域中杰出的领袖和学者这个行列里多了兰多夫的名字。

4.内部矛盾

保守还是自由，古板还是现代，是作为一名神学院教授的我常常需要思考的问题，过去的教育和接触的人群大多属于前者（保守、古板），可过去的批判研究和我的直觉意识上已形成了后者（自由、现代）的思维。弗吉尼亚的学生时代、赴华传教前为出国传教而奔波游说的时代，并没有使得两种思维方式造成尖锐的冲突，这一切都是因为对于信仰的崇拜、前辈传教士的言传身教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友爱将冲突化解了。我一直试图将人类的常识和学术研究从宗教信念中分离。外部环境、传统观念、个人性情、阅读研究习惯都会影响人类的常识和学术研究，可人们低估了这样的影响。在我看来，一些非此即彼的争议冲突都可以在常识领域之内消失，感情因素的参与也使得人类意识中的宗教信条加重。

对新教福音派教义的全盘接受是金陵神学院建立的基础，一些人之所以质疑它，是因为他们认为“完善”或者“保守”的神学教义更为诚恳。所谓的“南方长老会苏北布道会”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状况。江苏省的两个布道会分居长江南北，江北的那个正是前面所提到的。华中布道会的成员宗教信念统一、内部争端最少，而我正隶属于此。会内从始至终都未曾出现过不可协调的观念矛盾和冲突事件，而争端对于苏北那个布道会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有个奇怪的现象，从人品性格上来说，苏北布道会中的成员与我们没有什么差别，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地点过于糟糕吧。贫穷落后、政令难及、交通不便，这些都是那里的特点，也许正是在这种恶劣的客观条件下他们才变得刻薄、顽固。在布道会内部事务上他们各持己见，与此颇为相似的是他们顽固不化的风格。在那个环境里长大的赛珍珠[22]在结婚前几乎不知道其他布道会的情况。她笔下的“战斗天使”也就是她的父亲，最初供职于我们的布道会，而后被调往苏北。他对各个布道会的看法或许可以从这些经历中获得解释。

我们学院教员的“正统性”动不动就被苏北布道会的成员质疑，他们经常非议的对象就是我本人。就算是在神学上行事正派、无可指摘的人，他们也不会放过。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指责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麻烦，这归功于我们神学院内部成员之间非常团结、彼此信赖。等以后我辞职去了北京，教会内部的倾轧与这件事并没有关系，我隐约意识到，如果这些在华布道会为了所谓的“正宗”，继续这样窝里斗下去的话，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活靶子被人攻击，这场无畏的神学论争也会将金陵神学院牵扯进来，哪怕这些令人烦心的事并没有人愿意掺和。

实际上，保守派人士已经盯上了我，就在我准备离开南京的那段时间。直到多年后我才得知此事，这算是我神学研究生涯中唯一一笔被“质疑”的记录。这件事情的起因是我应邀在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的重要成员会议上做一系列的演讲，上帝、耶稣、圣灵、圣经等等这些最基本的基督教信条是演讲的主要内容。一些能力卓越的青年宗教领袖是演讲的主要听众，我用很现代的语言向他们解释一些基督教中最基本的概念。演讲完全是即兴发挥，我并没有事先准备演讲稿，而演讲的内容被对方安排的人速记了下来。事后，她们向我询问，我演讲的内容是否可以印刷出来，不公开出版仅做内部参考。当时我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下来，因为那时我的脑袋里装满了前往北京的调任令。事后想想，当时如果我拒绝了她们的要求，其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两个美国派来的人在那年稍晚的时候到来，他们在几处避暑胜地大张旗鼓地召开在华传教士的宗教会议，要知道这些仅仅是表面功夫，为清算在华传教士中的“现代派”而搜集证据才是他们来华的真正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两位醉心于“正统”之争的人拿到了我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上的演讲内容。不久之后，《普林斯顿神学评论》上发表了格里菲斯·托马斯博士以“中国的现代主义”为主题的文章，这篇文章格外引人注目，我的演讲内容被大量引用其中，并辅以一些书刊评论和其他相关内容。为了创办燕京大学，我回到美国筹款，随后我便收到了一封我们教会里一位上了些年纪的秘书长的信，他告诉我因为那篇文章，他们收到了很多投诉和质疑，他们希望我能够采取措施来消除影响。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已经在办理手续，我打算转调到一个中国长老会去，他们和我联系密切，那时候我只是名义上还归属以里士满为中心的东汉诺威长老会管辖。尽管如此，我依旧恳请旧东家允许我出席春季会议。身在底特律的我为了消除影响专门安排了参会计划。

其实，对于我来说，无论长老会做出怎样的裁决都是无所谓的。而我身后的燕京大学也支持我。美国北部和全中国遍布着燕大的支持者，在他们中间我具有良好的口碑，就算我的“宗教观点的不正统性”被弗吉尼亚长老会投票定论，燕大的支持者也不会因此对我产生一丁点儿的偏见。尽管如此，可有些问题我还是很担心的，虽然我被那些保守的南方人所了解——我在他们中间长大，从小学到同僚，可就算这样我也没有搞明白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对宗教信念的严格恪守，还是对宗教进行学术上的阐释？我接受他们的“审判”，当我走到他们的面前时，依旧在心里不断揣摩着他们的心思。

我被询问审判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需要对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演讲（那些醉心于“正宗之争”的人已经把其内容添油加醋地呈报给长老会了）事件成立个特别委员会，以此展开对我的调查，又或者还有其他方式，对此我不会有任何意见，但是我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够在所有人面前陈述，对演讲中出现的四个基本信条[23]做出解释。他们同意了我的要求，于是，我用他们熟悉的措辞对整件事的始末进行了解释。一个长老会成立的委员会对我进行了咨询，在匿名的投票中，我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没有操守、违反教规，并且在背后打小报告，这是北方人对我提出的谴责。一个高个教友站起来为我鸣不平。他说，应该对北方人采取的不光彩手段进行不赞成投票，但是这一议案并没有通过。

对这一调查结果，那两位当初告发我的人（他们一位来自费城，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很不满意。他们煽动南方长老会中的好事之徒，他们希望此案能够提送到弗吉尼亚州宗教大会，甚至在全国宗教大会中重审。事实上，依照规定，如果进行重审，州宗教大会只能询问我所属的地方长老会，而并不能直接对我进行。最终的结果是，大会拒绝了重审此案的提议，理由是他们对地方长老会的决策充分信任。至此，此事告一段落。在下一次回国并重返里士满时，我恳求长老会将该档案从中国调回美国，这样当下次有人对我提出类似的指控时，里士满的长老会就有权进行合法处理了。匿名投票通过了我的提议，因此，东方汉诺威长老会又多了我这样一个正直的成员。

在1926年9月26日的一个文件中，南方长老会是这样评价我的：“司徒雷登博士对神学如此谨慎的态度在长老会中是绝无仅有的，长老会坚信他对信仰的诚恳度。那些对于司徒雷登博士的指控，长老会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在这场公开化的冲突中，司徒雷登博士并没有让自己卷入，并且他全权委托长老会处理此事；他本人则在遥远的中国为伟大的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这一切都体现了他崇高的基督教品格。”

这段“定论”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就算每个宗教工作者都持有不同的神学信条，只要互相信赖和尊重，并努力为了那个共同的目标——在一切人类关系中揭示耶稣基督精神，那么所有的人都可以和平共处，并可以携手推进我们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