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功夫在诗外(1)
郎咸平
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我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绝不是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在本书中，我要告诉那些“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国人和官员，今天的中国经济有多危险、多可怕。我们身处世界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却浑然不知，我们习惯低估我们的对手，又习惯高估我们自己的实力。我今天就是要把我们的危机说清楚，以唤起国人的危机感。否则，我们的经济就要真的翻车了。看看美国，今天之所以强大，靠的就是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已经成为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了。因为只有危机才能凝聚人心，才能增强国家的向心力。
有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危机视而不见，粉饰太平；更可怕的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我们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制造更大的危机。我们常说“成绩是主要的”，这些我们的媒体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我就不说了。我在本书中，将专门谈我们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危机。我经过研究发现，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依靠现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手段，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还应该寻找其他办法。“功夫在诗外”，对此，读者可以详细阅读本书。同时，通过本书我也试图理清一条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路线图”来，供大家评判。
我在此再强调一遍，我的预言从来没有错过。在2010年初出版的《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中，我就告诫大家美国要对我们发动汇率大战、成本大战和贸易大战，多少人觉得我是痴人说梦，多少人说我是杞人忧天。当时，我还告诫大家不要以明天的产能过剩解决今天的产能过剩，否则等我们花光了财政积蓄，经济肯定又要二次探底。
如今呢？汇率大战导致中国出口失去竞争力，高端就业岗位回流到美国，低端就业转移到东南亚。成本大战导致中国进口持续飞增，2011年石油进口消耗的美元激增了45.3%；贸易大战导致中国从光伏到轮胎的每一种快速增长的出口产品都被精确斩首。不仅仅是外贸企业被折腾得一塌糊涂，成本大战也精确狙击了4万亿受益的企业，比如铝业60%的铝土矿都靠进口，钢铁行业80%的铁矿砂都靠进口，这些在4万亿拉动下风生水起的产业，如今无不陷入全行业的巨亏。
更可怕的是，4万亿引发的严重通货膨胀，又直接导致老百姓的财富严重缩水；内需因而欲振乏力，又造成劳动力成本迅速上涨，进一步打击了制造业。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制造业出现一场静悄悄的大裁员，这次裁员的力度和经济下滑的幅度在很多行业甚过2008年金融危机。而带头大裁员的竟然是行业领军企业，裁员的重点又往往是其核心业务的制造环节，比如美的和小天鹅的家电业务、比亚迪的手机和电池代工业务、雅戈尔的服装业务，而不敢裁员的国企只好选择大幅度降薪。直接反映内需冷暖的零售行业更是一片狼藉，从李宁陨落到国美利润衰退，都说明老百姓的购买力在大幅下挫。
一、我们就是没有美国的危机意识
但是即便如此，很多国人还是很有优越感，总是喜欢把别人的威胁当成自己强大的证明。美国战略重心重归亚洲，从军事、贸易、经济等方面全面遏制中国，可是我们很多人对这种威胁视而不见。无论是南海危机、东海危机，还是中东变天，都无法唤醒这些人自大的美梦。反倒是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有危机意识。可以说，美国危机意识之强甚至已经到了“妄想狂”的病态。当初，美国之所以捏造证据，“诬陷”萨达姆，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也要单边主义行动、发动战争，就是因为美国觉得萨达姆是威胁。
其实这才是美国的常态。回望历史，美国不只是对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这样的大国奉行遏制战略，对小国也从不手软。只要美国觉得你对它的地区利益构成了挑战。各位晓不晓得，世界著名的旅游工业城市夏威夷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得来的。美国带领军队直接推翻了当地王室，其导火索就是在夏威夷的美国糖商利益受到了威胁。此外，美国对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智利、秘鲁、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都搞过颠覆，甚至怂恿军人武装推翻民选政府。遗憾的是，我们国人对这些历史似乎从来都不感兴趣。
我说点儿国人比较感兴趣的吧，还记得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吗？也许，很多人会说记得，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根本就忘了。首先，北约这次行动根本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其次，事后所谓“前南国际法庭”对南联盟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指控了60多项罪行，审了五年，也没审出什么结果。美国甚至拒绝批准其保外就医，2006年米洛舍维奇惨死狱中。这种以空袭打垮正规军、扶植反对派颠覆现有政权的手法，随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都曾上演过。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美国的军事行动从来没有消停过。
我们总是指责美国是冷战思维，其实我们完全搞错了，这种危机意识从来都深植于美国精神，它不仅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国际政策，也时刻作用于美国的国内政策。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2009年提到四次“挑战”、四次“威胁”；2010年提到三次“挑战”、一次“威胁”；2011年提到三次“挑战”；2012年提到四次“挑战”、四次“威胁”。而在美国眼中，中国既是挑战，又是威胁。
让人担忧的是，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比如“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以及“跨越式发展”（其实就是“大跃进”式思维）。就好像妄想症、迫害症与美国如影随形一般，这四种错误思维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二、“非左即右”让改革发生严重偏差
“非左即右”导致中国经济的总体改革思路发生严重偏差。右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遭到“左”的反弹，而左右相争使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看不见的手”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退休之后养不起老。
我们对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非常痴迷。痴迷到什么程度呢？就连我们的菜市场都是市场化的。市场化的结果是什么呢？以上海为例，上海奉贤区五四农场生产的卷心菜卖到一级批发市场是三毛，当天卖到二级批发市场是七毛，也是在当天卖给消费者就成了一块二。从一级批发到二级批发再到零售，距离总共才一公里，价钱却从三毛钱涨到一块二。中间的九毛钱是什么？经过调研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都是政府的税费，包括进场费、摊位费、工商税务费用、城管卫生费用等多如牛毛。
我们再看看我们的香港特区，香港有93个菜市场，谁是老板？香港政府。香港过去是英国殖民地，现在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但菜市场怎么会是香港政府持有的呢？我告诉各位，正是因为香港政府非常理解什么叫做市场经济。政府收购了93个菜市场之后，在这里卖菜的人只要交水电费和极少的摊位费就可以了，其他税费全免。所以，香港老百姓的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10年前香港老百姓要到内地的深圳罗湖“打酱油”。现在反过来，深圳老百姓到香港去“打酱油”，为什么？因为香港物价便宜，尽管很多东西都是从内地运过去的。
我花了20年时间研究马克思，直到最近才写成薄薄的一本《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最后得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他真正追求的是和谐社会，其他都不过是手段而已。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出的另外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是，人类历史是一部透过法治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阶级斗争史，法治与民主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是为了反腐败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父的亚当·斯密简直就是马克思的前身。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更感到痛心的是劳动者薪资的衰退。他甚至像列宁一样大力抨击英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民，同时他自己的人民也被剥削。从亚当·斯密的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达到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目的。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透过阶级斗争打击腐败，实现民主与法治，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而亚当·斯密希望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杜绝腐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那么，我想请问各位，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如果各位跟我们的想法一致的话，那各位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所以，我要给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一定要务实，千万不要把手段当做目的，为“左”而“左”，为右而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三、“非公即私”，僵化了经济，割裂了社会
“非左即右”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形成“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进而导致我们习惯把所有问题都当成经济问题来解决。更糟糕的是，我们意识不到当今很多问题，比如国企改革、房地产调控等其实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非公即私”的思维不仅割裂了“国企和民企”、“政府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天然联系，也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对立。我告诉各位，任何一种产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其实都能做好，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定位和管理。任何一种事业，政府和社会都能办好，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公平有效地分配资源。
看看今天的英国，在经济领域里是资本主义，英国的电网、民航、石油、电信等等在撒切尔夫人时代都民营化了，而英国的金融、银行、保险等等一直都是私营的。但是，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是社会主义——医疗是免费的，教育主要是对外国人收费，房子有廉租房，有租房津贴，有按揭减税。
我们呢？我们很多应该公有的却比英国还市场化。我们坚持“非公即私”，因此很多行业都不许私有机构进入。可遗憾的是，我们所谓公有的却被特殊的方式“市场化”。医疗机构表面上是公有为主，但是这些机构却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推行以药养医。教育机构表面上也是公有为主，但是很多公有学校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以各种名义收取填坑班、择校费这些极具“创新”的费用。那我请问，既然教育、医疗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民营学校、民营医院提供平等的财政补贴？为什么不能给私立机构的教师、医师以平等的职称待遇？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打破公私偏见？
我们大学的改革之所以怎么改都失败，其根源就是这种“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