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传(传记袖珍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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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初现峥嵘,在深圳创建万科帝国(1)

1.引领股份制改革

1985年,市场大环境不断发生变化,王石主持的销售中心也经受着业务萎缩的考验,公司的内部也出现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放像机的先亏后盈解决了存货积压的问题,资金也迅速回笼了,但是销售中心盈利能力的日益下降和市场逐渐萎缩的残酷现实,却是王石不得不面对的。于是,公司裁员也成为了必然。为了公司的生存,王石不得已减少了公司20%的员工,王石称“这是我创业以来最不愿看到的一幕”。

公司裁员让王石感到无奈,而随后因为公司体制引发的另一种不如意,则让王石作出了自己独立创业的决定。

事情还是起源于1984年夏天,深圳特区决定从日本北海道拓殖银行贷款,投资兴建高达165.3米的特区发展大厦。一年之后,还款期限到了,但是特发总部财务上并没有多少外汇,于是,特发的领导想到了王石,希望他能动用展销中心的800万美元外汇进行支援,并许诺给他一个总公司副总的职位。

考虑到一旦如此操作,自己亲手打造起来的展销中心就面临着名存实亡的危险,于是,王石作出了“只要我一天是法人代表,就一天不同意调拨外汇”的决定。这样,他与特发公司的高层就起了正面的冲突。果然,随后事态的发展令王石感觉越发郁闷和不爽,他接连两个月接到参加深圳党校处级培训的通知,紧接着又有一个新任命:鉴于王石同志参加党校学习,撤销其展销中心经理职务,任命欣大同为展销中心经理。当然,王石不会就这样甘于认输的。“我没有再回党校学习,而是继续主持工作,新任命的老总也没有露头,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王石如是描述这次事件。

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是,800万美元仍属于展销中心,但特发公司对中国银行下发通知:不经特发的同意,下属的展销中心不得动用这800万美元。

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王石同自己的搭档张西甫商议决定,在科学仪器科的基础上创建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在行政上使展销中心归属于新一代公司,这样就能拉远展销中心与特发总部的层级距离,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

1986年10月,深圳新上任的政府班子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鼓励深圳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然而,政府下属的几家大企业,如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贸易进出口公司等没有一家响应。一个偶然的机会,王石看到了《暂行规定》的影印件,这让一直等待机会的他顿时万分激动。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王石认为自己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了,终于他作出了自己创业史上的一个重要决定:向股改办递交公司股份制改造申请书。

“我看到这份文件时很兴奋。当时公司在企业的发展方向、利润留成比例、人力和资金调配等方面和上级主管公司有很大的分歧,公司正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呢?我强烈意识到,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王石后来回忆说。

随后在1987年,王石主持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更名为“深圳现代科仪中心”。这时公司在行政管理上同特发公司隔着两个层次,但王石感觉“防火墙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中心行政上的人事风险比经营风险还要大。对此,王石认为能够防范企业人事风险的最佳选择,就是将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于是,他同中心的决策层商议,决定尝试着将科仪中心改造成一家符合现代企业规范的股份公司。

不久,“深圳现代科仪中心”更名为了“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MEC)”,王石同自己的搭档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股份制改造的进程中。对传统体制的改造必然会遭遇非议或抵触,王石公司内部的部分员工也对股份制体制存在认识上的偏见和不满,但王石深知,体制改变是必须的。随后,管理层召开会议,决定组建股份化筹备小组,招聘专业人才,并在顾问——香港新鸿基证券的帮助下,多次修改文件,最终确定了招股通函。

当时在公司规范化的专题会上,王石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最初靠贸易起家,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搞贸易往往需要搞关系、倒批文、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公司要发展,成就一番事业,就不能再走老路,从现在开始就要规范。中国要进入市场经济,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我们力图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来做,从谋求股份制改造开始,我们就需要把规范化放在核心的地位,要做中国最规范的企业。”

在公司股份改造申请报告中,王石决定将公司1300万净资产按照5∶5的比例划分,国家与企业职工对半。王石解释说:“这样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在法律上,公司持国营执照,风险由国家承担,但从资金投入上看,国家却没有资金注入,说都是国家的也不合适,因为这些资产都是我和员工一点点做起来的。”

但是这样的分配比例在主管部门那里却没能通过,当时负责体制改革的一位深圳副市长提出了“四六制”,一心想要将产权界定清楚的王石也爽快地答应了。不过,随着股份制改造进程的加快,公司同上级主管公司的矛盾也日渐公开化。不久,王石被告知:特发的一位副总带领一拨人到市政府办公厅请愿,强烈要求办公厅撤回批准现代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造的文件,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政府越权干涉企业内部管理、无视基层领导的越级行为。

这样,王石主持的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股份改造的文件被暂停下发,需现代企业公司同上级公司协商后再另行上报审批。无奈之下,王石不得不到特发集团总部作出解释与协商,但是特发集团管理层还是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现代企业公司的申请。王石回忆说:“听完我的解释,没表现出喜怒的袁总开腔:‘你王石一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现在感觉到了吧,你跳十万八千里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如果特发下属的企业都像你王石的企业那样越权,管理岂不是乱了套?’”

可是,王石不甘于就这样失败,向来争强好胜的他此刻也被激发出了野性。股份化筹备小组采取了应急方案,王石与张西甫二人直接约见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年轻人,要沉住气。改革肯定有阻力,要不怎么叫改革?……你们的股改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操之过急。”随后王石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煎熬,他后来回忆道:“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了股改能进行下去,我们也开始疏通北京的关系,最后市委副书记亲自做上级公司老总的工作,老总才勉强同意。”终于,另一位市委副书记给了王石明确的表示:支持基层企业股份制改革的积极性。

此时,王石和他的搭档们终于突破了层层阻碍,成功地实现了股份制改革。

后来王石回忆道:“(当时)兴奋的大脑里飘荡着一面旗帜,一面创新企业的旗帜,领跑在创新改革的大路上,飘啊飘……”

2.万科横空出世

通过不断争取、不懈努力,善于把握时机的王石在创业路上走得又快又稳,他带着自己的野性和永远饱满的创业激情,执着地前进着。在现代化企业经营浪潮中,比别人快一小步,就会在整体上迈出一大步。股份制改革中的王石同其背后的管理层,立志要通过此次改革,打造一个产权分明、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企业。

终于,公司名称的改变又被提上日程,这似乎一度成为公司颇具争议的问题。后经几番思考与研讨,管理层决定从“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的英文缩写“MEC”中延展出“万科”的名字,最终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式改名后,王石潜意识里总是闪现出创业的兴奋,下定决心要把企业做好、做大的他,决定着手为公司设计一套整体的VI识别系统。

1988年11月21日,这一天让王石特别难忘。就在这天,深圳市政府批准股份化改造方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批准了发行万科股票,由此公司定名为“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原现代企业公司以净资产1324万元折合成1324万股入股,国家与职工各占60%和40%,公开招募集资2800万元,其中1000万元为特别人民币股,由境外投资者购买。深圳特区发展公司由上级主管公司变为持股30%的第一大股东。至此,王石股份制改造的愿望终于达成。

紧接着,王石开始在宣传方面计划部署。参照香港资金市场公开募集资金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企业必须将募集资金文件在公开刊物上刊载。当时,如果不在公共刊物上刊登招股说明,就意味着其性质为私募集资。于是,王石将深圳的头号报纸《深圳特区报》作为万科的主要宣传阵地。

当时,万科得到了市委领导的支持,为了配合股份制改造的发展,其招募书争取到了在《深圳特区报》上免费刊载的机会。“那段时间,我带着万科的孙路、冯佳经常和编辑们聚在一起,通宵讨论宣传策略,度过了激动人心的日日夜夜!”王石回忆说。

1988年12月,万科在王石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步入了正轨。

12月6日,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一次股东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了公司章程等一系列重要决议;

12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批复了“发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公司股票申请书”,同意公司申请的各项股票发行事宜;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会与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签订了《股票事务协议书》和《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包销合同》;

12月24日,万科召开第二次股东大会,会上全体发起股东一致决定推选王石为万科法人代表;

12月25日,万科与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签订股票代销合同;

12月27日,万科的招股通函首次在《深圳特区报》第二版刊载;

12月28日,万科股票公开发行。

尽管这样的势头发展堪称良好,但是在那个年代,大部分的中国民众对于“股票”这个用钱换取的新鲜事物仍然很难轻易接受,即便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万科的股票依然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王石曾描述:“1988年12月同一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即使万科是通过公开招募的形式,特区党报也为之摇旗呐喊,企业、市民仍不买账。”

针对这种被动局面,团队中的“秀才”孙路精心部署了一个“龙年计划”实施方案,王石担任总指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华为公司也给了万科难得的支持,王石后来讲:“当时的华为也处在艰难的创业初期,但任总对新生事物的敏感和态度已显现出其不同常人的判断。”

第二年的3月28日上午,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会堂召开第一届股东例会,会场高朋满座。会议进行中,一位股东站起来向王石发问:“请问王石先生,您自己买了多少股票呢?”王石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张认股权证:“我个人存款一共25000块钱,其中20000块买了万科股票。”话音一落,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随后的500万职工股中,王石却放弃了自己应得的个人股份,后来他解释道:“首先是社会取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社会也向来有种仇富心理,个人突然有了钱,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极其不利的地位,尤其像我这样天马行空、爱出风头的人,如果很有钱,弄不好会惹来杀身之祸。在名利之间只能选择一项,或默不做声地赚钱,或两袖清风创造一番事业,我选择了后者。其次是讨厌暴发户形象。少年时代阅读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反感暴发户,当自己可能成为这一类人时,自然采取回避。再次就是家族没有掌管财富的DNA。我祖籍安徽,但从来没去过,在股改过程中,我还专门翻阅了家乡堂弟寄来的族谱,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都是农民,没有一代成为地主的。我放弃个人股份的想法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太太没有反对,她本来就没有指望我发大财,还半开玩笑地问我:‘什么时候能住别墅?’我回:‘别墅会有的,只是住太早会不得安宁。’”

王石的行为起到了带头的作用,后来,管理层也放弃了职工股的个人股份,并且作出了提议:用职工股成立一个基金,万科的新老员工都可以享用并从职工代表中选出管理委员会的成员。资金主要用于职员的福利,尤其是1988年以前进入万科的职员福利,另外就是用于回馈社会,投资公益。

龙年计划实施之后,在《深圳特区报》等多方的积极支持下,万科股票终于在深圳变得紧俏起来,当时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副总经理后来回忆说:“许多白天在证券部没买到股票的人,晚上就聚集在荔枝公园北面的园岭小区特区证券部周围,他们的买卖行为逐渐形成了一个股票黑市——月光下一边是狂热的倒卖股票行为,一边是政府宣传车用高音喇叭扩喊:‘小心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

最终,万科股票不到一个月就被抢购一空,而新募集的第一笔资金则被用于支付首次拍卖土地的地价,这让万科从一个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格的企业,进入到这个一度被垄断的市场。

股份制改革的成功,让王石主持的万科拥有了民营企业超稳定的人事结构。此外,以王石为代表的管理层因没有大量持有公司股票,又使得万科企业的经营权和产权实现了彻底的分离,也为以后王石长期掌控万科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在万科完成股份制改造十年之后,《万科周刊》在回顾这段历程时,作出了如此评价:“股份制改革是一个打开鸟笼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