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道路(4)

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有人天真地幻想，说西方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吧？其实世界上有些事情说没就没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中国。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的苏联人，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还算好的，苏联解体后还留下个俄罗斯。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没有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有很多大帝国，最后都变成很小的国家，西班牙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可现在呢？它和葡萄牙都成了蕞尔小国。那谁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将是什么样？如搞得不好，中国未来可能也会成为非常小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心目中是我们印制的地图上的样子，但谁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在李登辉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李登辉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台湾为中心，包括中原地区，顶多到河南这一片，也就是汪精卫时期的那个版图。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国大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时的中国。当时日本把中国整个肢解了，也占着台湾。现在李登辉正跟日本右翼谈，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李登辉埋怨日本人现在没有20纪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观”[26]，叫现在的日本人学那时的日本人。“大局观”是什么？就是肢解中国。这一点与日本人中岛岭雄、司马辽太郎及石原慎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们都写书认为中国必须分成若干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27]十几年时间，整个中国北方全都变了，强大的苏联变成了虚弱的俄罗斯。现在回头看目前这张世界政治地图，美国不放心的最后就剩下中国。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安全环境。

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只能是冷和平，热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说冷战不好，其实冷战时期发生的战争较少，相反冷战后的国际冲突愈演愈烈。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国家之间就是这样。

三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与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风险，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风险：一种是在自然经济下发生的生存风险，一种是在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发展风险。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末期都要发生动乱、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后，再重新建设。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有人说这推动了历史进步。但马克思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的进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因此，生存不应是历史的本质，它更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我们研究中国朝代的更替，会发现它有其特殊规律。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自己是自己的“市场”，即自给自足。这样就很难形成商品性的生产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新产业和新投资。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它就没有办法利用剩余的生产力。当生产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其产品不能转化为利润及相应的投资。这样当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土地购买力量。因为在完全的自然农业经济下，只有农耕土地而非新经济产业是货币的最保险的银行。[28]这与发展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间断衔接的新产业生长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发展决定生存，不发展就会死亡。自然经济的优势是生存能力，劳动在很简单的条件下严重依赖自然生产资料，即所谓靠山吃山，因而劳动也最容易形成。一块地，一件简单的劳动工具就会种出粮食并有少许贮存。自然经济有一种很强的生存优势，但发展能力非常脆弱。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其剩余价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没有新的水池与之衔接，这些不断增升的水必然外溢并把这个水池基础泡烂和冲垮，摧垮以后再重新建设。因发展而灭亡是自然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也是只见古代中国王朝更替而不见其间发生质变飞跃的原因。

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利益需求及国家安全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市场经济必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加入WTO，参与了全球化，而现时中不参与世界市场，不参与世界资源分配的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样就带来安环境的新变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障国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国际资本侵蚀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并获发展。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不再与土地和人口相联系了，而与利润、利益相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29]，这是因为利润没有国界。利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来自世界的。国家利润总量往往标志着它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国家利润越多，其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于保障国家地租和赋税的稳定和扩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则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持续稳定和扩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总量规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发展的；后者是由生产和技术决定的，是无限的和发展的。发展，这个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滚动的概念，必然要波及并拉动全世界。

四拿破仑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这里会有同志问：西方同样也经历了自然经济阶段，为什么西方就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中国和西方相比，西方经过了一个几百年的大动乱即史书上说的“黑暗时期”，如果要说起来，这也要感谢我们的秦王嬴政和汉武帝刘彻先生。在古罗马征战地中海的时候，商鞅变法为秦国积累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商鞅变法把井田制推翻，将军功与土地分配挂钩，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军立功的热情。他给小农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农民子弟又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国的战斗力特别强。汉朝中期，中国北方匈奴南下。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把他们赶走了。游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后退的条件下，他们便往西寻找生存空间，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带动了整个中亚东欧的民族大动迁，由此引发的历史结果是在公元5世纪末罗马帝国被冲垮。此后，欧洲就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此时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西方被民族迁移冲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中国却整体上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不仅如此，中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农民大起义而不倒，这又得益于西方的百年大混乱。欧洲此间宗教冲突、民族屠杀，各国间的王位争夺战争，他们顾不上我们。所以我们还经得起内部折腾，倒下去还能起来。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后，事情就不一样了。到清朝末期，整个欧洲稳定下来，这样他们就来到东方，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20世纪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资本出现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现象。资本使社会剩余产品有了新的投资场所。整个社会不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资本，什么有利润就生产什么，一切都随利润兴起或衰落。

资本一旦出现，世界就分成了两部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中心与外围。一方发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发展。这样，本来是统一的东西在这里成了对立的，比如生产力一方必然要压低消费一方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才可使利润最大化。但是本国消费压低到极点了，就会造成社会动乱。马克思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表达过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他说：“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30]在19世纪40年代，引起整个欧洲动乱的就是这个原因。最初的资本中心国家英国要把国内保护好，就得将市场危机转嫁出去。危机转嫁的早期对象就是欧洲大陆，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法国。法国及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转嫁危机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说英国是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起点的话，那么法国就是多极化的起点。

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做了一个交换，当时签了一个“伊甸条约”。[31]但到1789年法国就进入国家动乱。当时那里的情况跟我们今天进入WTO的情况一样。高势能的资本冲击使法国也出现国家风险，整个政权发生动摇。大部分农民失业。当时法国人不理解，曾经非常辉煌的法国怎么就被英国赶超了呢？开始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还从法国出发下海征服英国并自立为英王。现在英国人怎么就一下子发起来了？法国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开始法国人简单地认为，人家有钱。法国人想，我拿我的农产品跟你工业产品交换，有了钱以后我再买你的东西，买得多了我不就与你一样“富裕”了吗？其实不是这样。关键在于英国产品成本低，原材料产品的附加值高，法国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换，法国农业不堪重负，农民迅速解体。[32]

法国农民解体后蜂拥进城，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就闹革命。这样便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仑连同《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法国社会矛盾的。到19世纪50年代，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法国还为就业问题所困扰。当时组成劳动工厂，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失业的人数太多，已超出国家承受的极限。找不到工作，人就会有怨言，说政府腐败，要换政权，要搞革命。于是社会就开始动乱。有意思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凡是社会动乱的时候，理论思潮就特别发达。这叫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平衡发展规律。[33]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正在向近代化转型，此间欧洲出现了一大批文学艺术巨匠。俄国农民大苦难时期，出现了托尔斯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出现了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权宣言》。当时人们都觉得，只要解放了人，整个问题就解决了。社会舆论全部参加这场运动，开始是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到最后就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反腐败很厉害，是用断头台的方式来“反腐倡廉”的。人们痛恨商人和高利贷者，罗伯斯庇尔还把大商人丹东杀了。法国当时是喊人权喊得最厉害的时候，同时也是杀人最多的时候，断头台就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产物。这是悖论。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是最热爱自由的，但最残酷的事情就在那时发生。狄更斯《双城记》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人把所有怨恨一股脑儿全推到“腐败”和“奸商”身上，其实这里有情绪化的成分。当时法国的问题是生产和劳动发生结构性矛盾了，是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对整个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基础的冲击的后果。农业产品没有竞争力，这对以小农业为主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就是一场就业灾难。没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会闹事。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以史为鉴，可知得失。进入WTO后，中国的农业受到的冲击将是不可想象的。外国粮食进口，中国农民种的粮食、水果、蔬菜之类，若无国家特别扶持，仅成本一项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中国八九亿农民，种地不挣钱，进城又没工作，大量劳动力一旦失去就业机会，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当时只有拿破仑意识到了问题的要害。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34]拿破仑采取的方法是从外围打击英国，推动资本多极化。这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南方地位的法国和处于北方地位的英国第一次发生的“南北冲突”。拿破仑知道对资本中心的冲击应该是从它的外围开始，英国是靠外围国家来供养。拿破仑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断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联系，没有印度就没有英国。[35]拿破仑被授权组成一支远征军，直接到中东地区，[36]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国纳尔逊率领的海军打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