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道路(11)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到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占有高于资本中心国家的技术优势，它就不能保证其政治经济的独立性—这是目前拉美国家的选择，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对此有独到的理论解释，他说，“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依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因此，“一切现代国家的伟大政治家，几乎没有一个例外，都认识到工业对于国家财富、文化和力量的重大意义，有加以保护的必要。在这一点上，爱德华三世和伊丽莎白一样，腓特烈大王和约瑟二世一样，华盛顿和拿破仑一样，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理解。他们不必在理论上深入探讨，凭着他们的远见，早已看到整个工业的本质，有了正确的认识”。[95]为此列宁在革命胜利不久就提出其著名的“电气化计划”和用重工业装备俄国的方案，列宁认为这关系到苏维埃政权的生死存亡。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还表明，对于处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拥有高于资本优势的先进的管理制度，它就不能以较低成本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甚至不能保住本国原创性科技研发能力。

制度也是财富，更重要的是其作用远大于财富。目前在科技研发中我们比较多地强调科技投入，提出许多西方国家“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R﹠D）统计数据，以说明“R&D经费投入过低”[96]是我国科技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恰恰忘记了科技产品交易中还存在着的制度成本因素。在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长期形成的产权制度使其交易费用占据了科技产品价格的重要部分。换言之，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其知识产权会有不同的成本和价格；产权私有化程度越高，其科技产品的交易成本就越高。如果仅简单地按所谓R﹠D投入统计分析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因，那我们就不能对苏联和中国在建国头几十年，在资金投入远不如西方的条件下，科学技术却获得了难以想象的大发展的事实做出理性的解释。在这一时期，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建成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工业部门，许多都是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建成的。[97]中国是沿着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使中国现代化工程的制度成本在启动之初就降到最低点。在基本没有私有产权交易的条件下，中国不仅将许许多多像钱学森这样流散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感召回国，而且国家在建设之初就获得了科学技术大规模利用的条件。与中国相反，印度独立之初保留私有权制度，结果造成国家现代化因其成本尤其是其中的产权交易成本过高而步履维艰，其发展速度落后中国二三十年。1998年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通过与印度比较，正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快速发展的原因，他说：“积极的社会变革—包括土地改革、教育和识字普及、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也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98]今天尽管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但我们不仅要看到发展与科技投入的函数关系，更要看到科技投入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函数关系。苏联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大规模地降低建设成本。对这种发展道路，列宁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99]“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100]列宁针对那些用所谓“文化水平”来否定俄国革命必要性的“书呆子”们的论点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赶上别国的人民呢？”[101]

可见，全球科技资源的利用问题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交易过程，而是一个政治及其战略的实施过程。产权制度本质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交易成本问题。高成本的科技产品肯定是没有竞争力的。英美国家的科学技术在保存私有产权制度的前提下获得发展并取得世界科技中心地位，是由于他们早期用暴力从殖民地获得源源不断的原始积累，但对于苏联和中国这样不可能从外部世界获得超额补偿的后发国家来说，没有条件重复英、美国家用经济补偿的方法克服制度矛盾并由此推动经济发展的道路，而只有另辟一条政治改造经济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以西方国家不曾有过的速度建成了由一系列战略产业为支柱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这个体系，中国才具备了吸收和利用全球科技资源的“肌体”和能力；同样的道理，国际间科技领域的较量并不主要在于争夺所需人才和收购科技成果的价位竞争，而在于剥夺和保护国家吸收全球科技资源的能力的斗争。西方霸权国家常用的手段是：在强化本国战略产业力量的同时，用政治、经济和文化理论的任何方式，剥夺或弱化支撑对手国家的经济独立性的战略产业的再生能力。[102]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此洞察深刻，他说：“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而且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萨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103]

随着苏联和中国步入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道路并由此崛起后，西方发达国家又引导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遵守连他们自己也不遵守的绝对自由贸易原则，要求你用几乎是天价的成本进入高门槛的种种“国际经济组织”，按所谓“国际化标准”自我约束。与此同时，他们却不按自由贸易的原则兼并和整合本国战略产业，降低本国交易费用以提高竞争力。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与像中国这样新崛起的国家进行良性竞争，而是要彻底摧毁支撑这些国家独立自主的战略产业。英国曾借拉美殖民地得以大规模集中国际财富，却妨碍了被掠夺者跳跃到积累工业资本阶段。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了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变色魔镜—有利的一面总向着自己。在英国纺织品未立足之际，对出口的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国公民重判以断手或绞刑，但当拉丁美洲门户被暴力打开后，英国则向这些国家倾销其低质纺织品。[104]美国人曾成功地避开了英国人设下的“世界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圈套，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依托其强大的民族工业而崛起。遗憾的是，美国人却在20世纪末用英国人对付美国人的办法造成苏联的解体和俄国的衰落。此后，美国将目标瞄向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国家战略产业。美国人明白，美国的强大不在于美国自身的力量，而在于对手的力量。[105]而剥夺对手国家力量的最简捷的办法就是瓦解它的国家政治能力及支撑这种能力的战略产业。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在“产权重组”的基础上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和大型国家军工企业与政府脱钩并被推向市场，国家船舶、石油、电信企业被一分再分的同时，西方国家同类战略企业却出现了大规模兼并浪潮。1988年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业增值总额中，600家最大工业企业占20%—25%。1978—1990年欧洲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欧洲共同体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18.1%和25.1%上升为19.5%和28.2%。日本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日本GNP和就业比例分别由22.1%和17.4%上升为29.7%和22.4%。美国最大100家制造业企业的销售额和就业占美国GNP和就业的比例分别由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29.1%和43.3%，下降为24%和43.3%。20世纪80年代后期，兼并几乎成为美国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1988年美国企业兼并案例2752起，1991年3268起，1993年企业兼并案与1988年持平。90年代欧洲企业兼并达到高峰，就连以兼并困难著称的日本，也出现大型企业之间的兼并。[106]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战略产业的兼并重组与国际竞争并不完全是市场调节的自发行为，其后都有政府和军方的人为扶持和支持背景。1995年，瑞格柔克和图尔德列出了1993年世界最大的100家企业的成长与政府扶持的特殊关系。其中，至少有20家是或者曾是国有企业，或者是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的部分国有企业。[107]至少有11家企业的海外扩张直接受益于帝国主义殖民，[108]至少有23家直接从事与国家安全和国际政治紧密相连的石油工业，[109]至少有11家靠曾经由国家垄断的通讯产业起家，[110]至少有75家的成长直接受益于历次战争中的政府订货，[111]至少有20家企业，曾经被政府从破产或被兼并的边缘挽救过来。[112]所有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降低技术交易成本、扩张国际市场以及实现国家的战略利益。

20世纪80年代，中美开始联合研制的“美洲虎”坦克。20世纪80年代，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美国凯迪拉克·盖奇·达信公司提出联合研制“美洲虎”坦克计划，双方各提供40%的部件，其余20%的部件由国际承包商负责。80年代末，由于受国际政治气候影响，美国单方面终止协议，“美洲虎Ⅰ”式和“美洲虎Ⅱ”式坦克各生产出一辆样车就夭折了。[113]

90年代初，美国有二十多家大型军工企业。1992年始，美国国防部鼓动军工企业合并。到1997年下半年，美国二十多家军工企业兼并为波音（Boeing）、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和瑞斯恩（Raytheon）三家。其中对中国航空工业的打击最大的是1996年底波音对麦道的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