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贵族之家(8)
九月,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把丈夫带到了彼得堡。她在彼得堡呆了两个冬季(夏季他们迁到皇村消夏),住在一套美丽、明亮、配有精美家具的住宅里,混迹中上层的社交圈里,经常外出和接待宾客,举办极其迷人的音乐和舞蹈晚会。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犹如吸引飞蛾的灯火,吸引着来宾。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颇不喜欢声色犬马的生活。妻子建议他到政府里某一个职位。由于对父亲原有的记忆,也由于他自己的观念,他却无意于仕途,但是为了迎合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的心意,他还是留在了彼得堡。但是他没多长时间便悟出了道理,在他那全彼得堡最宁静舒服的书房里,谁也不妨碍他离群索居,而且他那无微不至的妻子甚至愿意帮助他离群索居,于是从此一切进展顺利,万事如意。他又开始做自己的事,开始进行他认为没有完成的学业,又开始读起书来,甚至学起英语。看到他不停地低头伏案的强健魁伟的身影,看到他半埋在词典或笔记本的书页中的须发稠密、饱满红润的脸颊,实在难以置信。他每天的活动便是上午工作,午饭味口大开(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是个出色的女主人),晚上则加入那个令人神往、香气四溢、灯光耀眼、挤满喜气洋洋的青年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焦点正是那位尽心竭力的女主人,他的妻子。她生了个儿子,他开心极了;可是不幸的是孩子没活多久,到春上就夭折了。到夏季,按照医生的建议,拉夫列茨基带妻子到国外去进行矿泉治疗。经过这个悲惨的事件,她必须出去走走,她的身体也需要温和的气候。他们在德国和瑞士度过一夏一秋,到冬季,则如同所期待的一样,到了巴黎。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在巴黎如初开的玫瑰,香气袭人,也像在彼得堡一样迅速和灵巧地营造自己的小窝。她找到了一处最可爱的住所,位于巴黎一条幽静然而时髦的街道;她为丈夫做了一件以前他从来没有做过的睡袍;雇了漂亮的女仆、出色的厨娘、干练的听差;置办了华丽的马车、精美的钢琴。不到一个星期,她已经走街穿巷,围着披肩、打着阳伞、戴着手套,一点也不比地道的巴黎女郎差。不久她就有了新朋友。开始她家里来的都是俄国人,后来开始出现法国人;这些人都是善于献殷勤并且风度翩翩的单身汉,他们口若悬河,异常健谈,无拘无束地寒暄问候,愉快地眯起眼睛;每个人红红的嘴唇里露出雪亮的白牙——他们多么会笑啊!他们每个人都引见自己的朋友,很快la belle madame de Lavret zki 便开始成为从Chaussee dAntin 到Rue de Lille 家喻户晓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事情发生在1836年)讽刺小品作家和报纸新闻专栏编辑之类人物还没有大量出现,不像现在,如同蝗虫泛滥;可是那时在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的沙龙里出现了某一个叫mr Jules 的角色,此公相貌平平,名声也好不到哪去,就像所有的决斗爱好者和挨过打的人,既傲慢无礼又卑贱猥琐。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对这个mr Jules 非常反感,但是她还是接待他,因为正是他在各种报纸上都写到她,提到她,有时称她为m—me deL…tzki,有时称她为m—me de □,cette grande dame russe sidistinguee,qui demeure rue de P…,向整个上流社会,也就是那几百个和m—me L…tzki 毫不相干的报纸订户宣传并夸耀这位夫人,说这位名副其实的法国女士(une vraie fran caise par lesprit),——在法国人嘴里没有比这再高的赞词了——既可亲可爱,又热情好客,她是多么难得的一位音乐家,她的华尔兹舞跳得多么棒(瓦尔瓦拉的确舞艺精湛,她轻盈、飘忽的衣裙把周围所有人的心都卷入其中)……总的说来,他正在向全世界散布一个关于她的传说,而这一点,无论你如何宣传,总是使人愉快的。
女明星玛尔那时已经告别舞台,而女明星拉舍尔尚未出现;尽管如此,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仍然是戏院的常客。她为意大利的音乐而疯狂,对老迈不堪的奥德里置之一笑,在法兰西喜剧院礼貌地打呵欠,为多尔瓦尔夫人在某一部超浪漫主义的情节剧里的演出伤心落泪;主要的是李斯特到她家里为她演奏过两次,那么亲切可爱,那么朴实无华——令人倾倒!冬天就在如此心旷神怡的感受中度过,到将过去的时候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甚至被引见到了宫廷里。就费奥多尔·伊凡内奇来说倒也不无聊,虽然有时压在肩头空虚使生活变得很沉重。他阅读报纸,听Sorbonne 和College de France 的课,注视议院的辩论,着手翻译有关水利的著名学术论文。“我不是在消磨时间,”他想,“这一切都是有益处;但是明年冬季以前一定要回俄国,要干一番事业了。”很难说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事业是什么,也只有天知道他在冬季以前是否能回到俄罗斯;现在他正和妻子一同去巴登—巴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
16
有一次,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不在的时候,拉夫列茨基走进她的书房,看到地上有一张仔细折叠的小纸片。他下意识地捡起来,无意间打了开来,看了下面一段用法文写的文字:
“我亲爱的小天使贝西!(我怎么也不敢称呼你Barbe 或瓦尔瓦拉——Varvara。)我白在林荫大道拐角处等了你一场;明天一点半到我寓所来吧。你那位善良的胖子(ton gros bonhomme de mari)通常现在都是在读他的书;我们再唱你们的诗人普斯金(de votre po te pouskine)的那首歌,还是你教我的:《老丈夫,可怕的丈夫!》一千次地吻你的小手和小脚。我等你。”
艾尔奈斯特
拉夫列茨基没有马上反应过来,自己读的那段文字要表达的是什么;他看了第二遍,顿时感到天和地都在打转,脚底下的地板像轮船摇晃时的甲板一样动了起来。刹那间他呼喊起来,长叹一声,失声哭了起来。
他失去了理智。他竟这般盲目地信任自己的妻子;从来也没有想像过欺骗和背叛的可能性。这个艾尔奈斯特,他妻子的情人,是个头发浅色,长得很秀气的男孩子,大约二十三岁,长一个翘鼻子,留一撮细细的唇须,恐怕是她所有的熟人里最不起眼的一个。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拉夫列茨基仍然呆在原地,把那张命运攸关的纸条紧紧攥着,头脑空白地望着地板。透过某一阵黑暗的旋风,他的眼前影影绰绰地闪动着一张张没有血色的脸;他的心痛苦地揪在了一起;他仿佛觉得自己在不断地往下跌、跌、跌……跌落无底的深渊。丝绸衣服摆动的熟悉、轻盈的声音使他从麻木呆滞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头戴檐帽,身披披肩,急匆匆地散完步回来了。拉夫列茨基浑身一颤,转身跑掉了。他感到此时此刻他会把她撕个粉碎,会和农民一样把她打个半死,会亲手把她掐死。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大吃一惊,想把他叫住;他只是喃喃自语:“贝西”,便冲出屋去。
拉夫列茨基叫来马车,吩咐载他到城外去。这一天剩余的时间、直到清晨前的整个夜晚他都在踯躅徘徊,不住地走动着,拍打着手掌:他有时激动得发狂,有时觉得自己可笑,甚至觉得似乎很快乐。清晨他实在太冷了,便走进郊外一家寒酸的小旅馆,要了个房间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阵阵困意向他袭来。他的两腿勉强撑着身体,浑身软弱无力,他却感觉不到——但是困倦最终占了上风:他坐着、望着却什么也不清楚;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会四肢麻木,嘴里苦涩,心里沉重得像压着块石头,孤身一人来到这空旷的陌生的房间;他不清楚是什么促使她,瓦里娅,委身于这个法国人,她明知自己对丈夫不忠,怎么能够装作若无其事,居然对他亲昵、信任如故!“我一点儿也搞不清楚!”他那两片干燥的嘴唇轻轻自语道,“现在有谁来向我保证在彼得堡……”他没有提完问题,又打了个哈欠,全身一阵哆嗦,瑟缩起来。乐观的回忆和悲观的回忆一起向他袭来;他突然想到前几天她当着他和艾尔奈斯特的面坐在钢琴前唱了《老丈夫,可怕的丈夫!》这首歌。他想起了她脸部的表情、奇异的眼光和面部的红晕,——于是他从椅子里站起身,他想去对他们说:“你们跟我开玩笑是白费心机;我的曾祖父曾把农民穿住肋骨吊起来,而我的外祖父自己就是个农民”,恨不得把他们弄死。忽而他又感到他遇到的事都是做梦,或者连梦也不是,不过是某件荒唐事;只消竦身一抖,回头看去……他于是回首既往,然而忧伤有如鹞鹰用爪子抓紧捕猎到的小鸟一样,越来越深地扎进他的心里。除此以外,几个月以后拉夫列茨基可望成为父亲……既往未来,全部生活都被毒化了。他终于回到了巴黎,住在旅馆里,把艾尔奈斯特的字条寄回给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并附上了一封短简:
“附上的纸条它说明了一切。顺便我要告诉您,我实在太不了解你了:您,一贯小心谨慎的一个人,竟会把如此重要的信件弄丢了。(这句句子使可怜的拉夫列茨基斟酌和品味了好几个小时。)我不能再见到您;我想您也不应当期望和我见面。我每年供给您一万五千法郎;再多了我也没那个能耐。请把您的地址寄给乡下的账房。您要做什么,您要住哪儿都由你自己决定。祝您幸福。不必回信。”
拉夫列茨基虽然在信里写道不要回信……其实他仍在期待,他在盼望着她的回信,她对这件莫名其妙、难以置信的事情的解释。当天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就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封用法语写的长信,这封信简直快可以杀了他。他最后的疑虑也消散了,他为自己居然还存有疑虑而感到耻辱。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没有替自己辩解:她只希望能与他见上一面,恳求他不要对她作出不可更改的判决。信里的措辞冷淡而勉强,尽管有些地方留有斑斑泪痕。拉夫列茨基苦笑一声,吩咐送信人传话,说一切就这样吧。三天以后他已离开巴黎:不过他没回俄国,却到了意大利。实际上去哪儿他无关紧要,只要不回家就行。他给管家寄去一份有关妻子年金的命令,同时吩咐他不用等移交,马上从科罗宾将军手中把庄园的全部事务接管,而且还安排好将军阁下撤离庄园的事宜。他脑子里生动地设想着被逐的将军的一脸窘态,装模作样的臭架子;虽说他心里很痛苦,可是感到某种幸灾乐祸的快慰。想到这里他在信中请求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回拉夫里基来,并给她寄去了委托书。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并未回复拉夫里基,亲自在报上登了启事,声明委托书无效,此举成为多余。拉夫列茨基隐居在意大利的一座小城,还常常关注妻子的行踪。他从报上得知妻子已离开巴黎,按计划到了巴登——巴登。她的名字不久即出现在儒尔先生撰写的小文章里。这篇文章以戏谑的口吻,流露出某种友好的同情。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读这篇文章时心里非常反感。后来他又了解到自己有了个女儿;差不多两个月以后他接到管家的通知,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拿去了年金的第一个三分之一。然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糕;终于所有杂志上舆论一片哗然,报道了一件尴尬的事件,在这件事中他的妻子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一切都完了: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成了一个“闻人”。
拉夫列茨基不再注视她的行踪,可是心里还是不能恢复平静。有时对妻子的思念占了上风,他甚至愿意什么都不顾,也许还愿意……恳求她,只要能重新听见她亲切的声音,感觉到她的手心的温度。然而时间可以带走一切。他不是天生的受苦者;他健康的本性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他开始悟出很多道理。曾使他震惊的打击本身,在他看来远不是意料之外的事。他看清了自己的妻子——对亲近的人你只有在和他分手之时才能看清他。他又能学习和工作了,虽然早已没有以前那种全身心投入的劲头:由人生的体验和所受的教育所造成的怀疑主义在他的心灵扎根。他开始变得对什么都漠不关心。过了大约四年,他感觉到自己已能够返回祖国,去和家人相见。他既不在彼得堡,也不在莫斯科逗留,他来到了O城。我们刚才和他在那里分手,现在请好心的读者和我们一起重新回到原点。
17
在我们写到的那天的翌日清晨,十点左右,拉夫列茨基跨上了卡里金家门廊的台阶。丽莎戴着帽子和手套出来,与他碰了个正着。
“您要到哪里去?”他问她。“去做午祷。今天是礼拜天。”“您也做午祷吗?”丽莎没说话,诧异地望着他。
“请原谅,”拉夫列茨基说,“我……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我是来向您告辞的,再有一小时我就去乡下了。”
“离这儿远吗?”丽莎问。
“大约二十五俄里。”
连诺奇卡在侍女的陪伴下走到门口。“别把我们给忘了”,丽莎说着走下了台阶。“您也要记得我啊!还有,”他说,“您既然去教堂,顺便也替我祈祷祈祷。”丽莎停住脚步向他回过头来。
“好,”她正面望着他的脸说,“我祈祷的时候也算上你那一份。连诺奇卡,咱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