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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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继往开来 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发展战略(8)

但是,同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年初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季度报告里改变了口风,除了美国一枝独秀的3.6%,比联合国预测高0.8%,比它们自己上次的预测高0.5%,对全球各地区的增长预期下调了0.3%。对中国的预测依然是6.8%,2016年是6.7%;对日本则下调到0.6%;对欧元区也下调了0.1%。2015年年初举行的达沃斯论坛的调子也比较低。论坛讨论的主题是“全球新局势”,总的基调是世界经济强势复苏的希望未能实现,经济动荡有所加剧,还担心由瑞士法郎退出欧元会不会发生“货币战争”,使全球化受到新的冲击。但是,担心并不代表失望,论坛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几个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有一定的弹性:一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商业机遇与破坏性事件并存;二是全球化受到打击但没有崩溃;三是世界要在合作与分裂之间作出选择。这些观点有些一针见血。

在对欧央行同步推出欧版QE即美式量化宽松,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已“走出危机阴影”,同时也对经济的分化表示了担忧。欧央行推出欧版QE是因为欧元区发生了“通缩”,通胀率为-0.2%,低于2%的目标,也低于1%的通行的“通缩”指标。量化宽松是一种维持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主要通过大量购买债券尤其是国债的方式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增加放贷,汇率下跌,促进出口。年初,QE风再起,为了应对低油价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瑞士、印度、秘鲁、埃及、土耳其、丹麦和加拿大先后加入“全球降息潮”,瑞士还实行了与欧元脱钩。由此又加深了对发生货币战的担心。颇有些深怕旧病未除,又添新疾之感。欧版QE对中国的影响是利弊参半,能够缓冲美国退出QE的紧缩性影响,但也会引起外汇市场震荡,影响跨境资金流动。中国外汇充足,有能力应对。

对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世界各国的确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阴云密布,全球经济将掀起风暴。进入2015年,欧盟经济发生5年来首次通货紧缩,不得不在2016年前注入11400亿欧元的流动性,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国债。欧元区通货紧缩数据引起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担忧。日本在2013年4月实行超级量宽,当年10月再次追加,受低油价影响,日本核心通胀率可能再次进入负值区,因此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实施量宽金融政策。美国与欧、日的经济政策正好相反。美元升值,将会使资金转向美国国债,但欧、日量宽版诱发降息潮,也会影响到美国,因此金融风险因素也会再次集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IMF在2015年2月再次调低全球增长预测,从2014年的3.3%、2015年的3.5%、2016年的3.7%,都下调了0.3%。在汇率方面,美元升值6%,欧元、日元各贬2%与8%。IMF预测2015年、2016年欧元区为1.2%、1.4%,日本为0.6%、0.8%,中国为6.8%、6.3%,印度6.3%、6.5%,俄罗斯则为-3%和-1%。

欧元区的经济存在问题,美国经济走势也有某种不确定性。美国三次量宽续量宽大量印钞,导致流动性充裕,大部分流向了新兴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一旦资产价格回落,各个经济体都会由此受到冲击,同时也造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债务泡沫。此外则是油价继续下冲,“页岩泡沫”也会有破裂的可能。开采页岩油气的资金主要来自高回报的“垃圾”债券,页岩油气资本负债不断增加,油气供应过剩,价格再度下跌,也会危及页岩繁荣。

但也有相对乐观的声音。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吉姆·奥尼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在21世纪最初10年,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为3.7%,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则为3.3%。在过去的4年里,平均增长率为3.4%。这远远低于许多人的预想,但事实上近年来令人大失所望的只有欧元区。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前景比较乐观。它们的平均增长率应该能相对轻松地赶超过去10年(包括金融危机顶峰时期)的水平。此外,原油价格急剧下跌相当于对消费者大幅减税,有鉴于此,“我对IMF决定下调全世界许多地区的增长预测感到困惑”。

世界银行目前的看法也是比较乐观的,预测美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比上年快0.4个百分点,达到3%。其依据是美国的失业率下降,制造业也开始恢复元气。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一些媒体也开始宣称“美国经济迎来新的春天”。但是,华盛顿的许多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走势并不愿意太过乐观,在他们看来,美国的不平等在加剧,中产阶级的收入还在停滞和下滑。事实上,美国也面临着低通胀或通缩压力问题,这也是美联储对何时加息拿捏再三的原因。2015年开年,美国制造业就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调低年化增长率估值。

对于欧元区的经济走势,欧盟委员会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2015年年初对欧元区的增长预期由1.1%上调到1.3%。对通缩风险,则认为通缩的原因主要来自低油价,2015年还会继续,但2016年会重新出现1.3%的价格升幅。在投资方面,2015年也会由2014年的2.2%升至3%,其中爱尔兰最快,为9.7%,希腊为8.4%,英国为6.9%。2016年希腊则会增至15%。目前欧盟与欧元区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缩与降低失业率。

应当说,各种预测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着眼点不同,而且都是线性的。事实上,经济增长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改革力度的大小。2015年年初,经合组织发布了题为《走向增长》的各国经济结构改革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主要体现为利率改革向保护储蓄者倾斜、简化外资进入的行政审批手续以及私人资本获得更大市场准入空间。报告强调说,2014年的20国集团(G20)布里斯班峰会提出,全球经济要在2018年产出提升两个百分点,但前提是结构改革,改革有望使人均GDP再提升10%,相当于人均收入增长3000美元。但20国集团实行改革的国家寥寥无几,这才是问题所在。

不管怎么讲,2015年确乎是关键的一年,而首当其冲的问题应当是全球货币问题。毋庸说,人民币是全球目前表现最好的货币之一,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虽然参考一揽子货币,但与美元松散挂钩,美元升值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并不十分巨大,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美元对世界上交易最多的7种货币升值18%,对人民币升值为0.6%至3.2%。人民币贬值有利出口,但也可能刺激资本外流,更重要的是,一国货币的相对坚挺可以在其他货币陷入混乱时起到安全港作用。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维持了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并由此提升了人民币的可靠性,这对正在国际化的人民币来说,意义同样是重大的。因此,中国既有人民币贬值的理由,也有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理由。目前,人民币汇率波动比很多货币小很多,在低通胀和实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之下,中国央行在降准和适当降低基准利率,努力保持实际利率的基本稳定,将会有更灵活的反应,但中性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会发生根本变化。尽管石油价格疲软,通胀压力下行,亚洲许多国家竞相放松货币政策,但不意味着中国会加入所谓“货币战”。

真正出现货币战的倒会是美国。美联储加息决策有两个参考指标,一是失业率保持在5.2%至5.5%,这个指标已经接近,另一个是物价水平。油价下跌虽然是美国经济复苏“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油价持续低迷也会拖累物价水平,2014年12月,美国物价下降0.4%,通胀率也从2.1%跌至1%以下。通胀率走势成为美联储加息决策的关键点。在争相放宽货币政策的背景下,美联储加息将使美元过快升值,最终结果并不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因此美联储同样面临两难。“2015年初,美元指数创下新高,对欧元升值7%,这虽然对美国经济刺激明显,但会加剧全球货币动荡。美元强势其实也是双刃剑,影响到美国出口的制造业回流。2014年美国贸易逆差高达5050亿美元,增加了6%,很有可能继续以所谓操纵汇率为武器,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发难,使已经开始出现的‘货币战继续升温’。汇率问题甚至会成为大选中的重要话题。”

摩根史丹利曾预言,2015年将是各国央行与“低通胀”斗争的一年,这可能是一个事实。“低通胀”抑制经济活动,但成因复杂,也有利有弊,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相比而言,中国的政策选项较多,有较大回旋余地,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加快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的潜力是不会低于7%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中国2015年“两会”前发布了《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回顾与2015年展望》公报,认为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但2015年将好于2014年,主要是外需有所回暖,这与联合国预测的全球贸易加快1.1个百分点和增长4.5%是基本一致的。但公报也指出,美联储升息也会使新兴经济体面临两难选择。

对中国来讲,2015年面临着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对通胀率走向的判断。2015年1月,中国CPI为0.8%,而上一年年底是1.5%。但就2014年全年来讲,中国CPI为2%,2015年定为3%,不能说是发生通缩。2014年中国经济亮点还是很多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46.9%提高到48.2%,能耗强度下降4.8%,研究经费占GDP比重超过2%。财政政策有所加力,金融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货币政策松紧适度,2014年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34.8万亿元,只增长了3.2%,广义货币M2增长12.5%,2015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或略高,根本谈不到金融出现系统性问题。中国的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达117.4万亿元人民币,比年初增加10.2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近4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了10.1%。这显然也是中国经济的底气所在。还有一种说法是所谓负债严重,但渣打银行在其统计的17个国家中,中国的总负债水平占GDP的比率排名居中,远低于日本与美国。中国也有影子银行造成的问题,但其规模为正规银行的28%,而美国是200%。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财长表示或将再推债务置换措施,意味着中国地方债务压力将进一步减少。

二是中国开始出现了外资企业转移出去的问题,如西铁城、微软计划关闭在广州、东莞、北京的工厂,松下、大金、夏普和TDK等企业准备迁回本土。但中国企业走出去,同时也意味着外企也会出现相应产业布局调整,出出进进不是奇怪的事情。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总计1195.6亿美元,增长1.3%,其中622亿美元投向服务业,同比增长7.8%,占到55.4%。对制造业投资为399亿美元,占33.4%。目前,中国仍生产全世界80%的空调、90%的个人电脑、75%的太阳能电池板、80%的手机和63%的鞋类,加快处理过剩产能的同时,加大创新和创业力度十分重要。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3月发布了2013年中国创新指数,以2005年为100,2013年为152.8。同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91.8万元/人,比上年增长11.5%。目前中国大众创新活动方兴未艾,潜力巨大,2015年年初,《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世界73家初创公司,“10亿美元俱乐部”成员中,入围的中国企业有8家,占到11%,中国小米以460亿美元排名第一。在新常态中,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总体仍将维持7%的增速。与此同时,新常态给出了更为巨大的发展空间:消费比重增长有较大空间,创新驱动发展有较大空间,城镇化发展有巨大空间,清洁能源绿色产业发展有巨大空间,这同样是中国迎战未来全球经济调整的底气所在。

三是众所关心中国房地产业走向问题,但中国房地产业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危机重重,美国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4年8月就提出报告,认为中国房地产的波动与日本或迪拜不可相提并论,按揭负债率比较低,投资投机情况也被抑制,有利于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到2023年将再有约两亿人迁往城镇,从长远看中国房地产业还是有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