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走出国门 国内经济模式的全面转变(4)

实现百年强国梦

“中国梦”是和平发展梦，也是与世界共同发展梦。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开放型经济。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动力，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选择是地缘发展动力。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百废待兴里毅然“打开国门”迎接发展机遇，30年后经济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成为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向百年强国梦迈出了重要一步。实现“两个一百年”梦想，需要在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奋进，从“打开国门”全面转向“走出国门”。新丝绸之路是全面发展开放型经济，通向新的发展境界的富强之路，是最可宝贵的地缘经济财富和战略资产，将使中国的发展梦、富强梦在物质和精神上不断增值放大，造福中国与世界。

强国首先是个经济发展概念。2014年一开年，世界银行提出的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经济在2011年就与美国旗鼓相当，这引起了美国的再一次担忧，但事实上国与国的经济比较通常使用的方法是名义GDP，它统计一国出售的商品与服务的价值，并将其转换为美元。按照这种通用的标准计算，中国的GDP不到美国的约56%。正如美国国内一些评论者所言，购买力平价不是衡量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最好方法，却是测量中国人消费水平的好方法，中国消费水平提高，更能惠及欧美出口。但不必疑虑是一回事，疑虑又是一回事，对于中国来讲，无论外间有多少声音，还是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需要更大的舞台，需要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来实现。因此，归根结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最大的动因和动力还是来自经济发展的开放规律，来自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需要和对经济全球化的准确判断。这种判断有几个层次。

最一般的层次是国际贸易层次。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的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强烈走势，没有任何理由将这种历史机遇挡在门外。中国当时是沿海周边发展中的价值洼地，劳动力丰富且价格便宜，有可能吸收外来过剩产能、产业以及相应的投资，首先在特区建设和东南沿海地带的“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企业引进中“杀出一条血路”，实现了把外来投资看成是机遇的历史大转变，从此开启了发展之门，走上了一条外向经济成为拉动发展重要因素之路。但是，在2007年后，随着中国贸易顺差变大，认识上开始有所分歧，把一些经济问题归因于出口过多，并由此提出经济转型，经济需求由外向需求转向内向需求。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欧盟国家也先后陷入经济衰退之中，全球经济普遍处于低迷状态，国际消费需求疲软，贸易出口受到直接的冲击，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向经济活动也受到严重牵连。中国虽然依然保持了最大贸易国之一的地位，但增长幅度缩小，甚至在近年来出现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下降趋势。比如2014年7月外需虽然创17个月新高，但上半年为-2.9%，GDP增长负拉动0.2个百分点。2014年全年外贸增长2.3%（以美元计算为3.4%），出现的困难虽然比预想的多，成绩却比预想的好。中国外贸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这无疑来自“一带一路”的早期收获效应。

扩大内需无疑是重要的，2014年国内消费市场总体平稳，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2万亿元，同比增长1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2%，比2013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这是不是意味着进出口和外向型经济真的不那么重要了？答案显然不是这样。因为进出口和外向型经济不仅对增强经济国际竞争力重要，其与扩大内需消费也不是对立的。大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内需的持续增长，并不等于压缩外需和听任外需疲软。

事实上，扩大内需消费与扩大外需是拉动经济的双引擎，两个引擎要比一个好，内需消费提升取决于产品市场结构的不断改善，也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水平的提高与结构的合理性。外需则同样受到产品市场结构与需求能力的影响。例如服务业发展滞后既是内需消费的制约，也拖累了外需的增长。在开放型经济中，两个市场最终是一个市场，关键是有效需求和性价比的比较。一个明显的情况是，中国早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甚至在一些方面出现了积压过剩。这种积压过剩在不同的消费结构里并不一定表现为数量上的绝对过剩。正常情况下，只有流通的不足和流通半径的狭窄，没有绝对化的积压，除非是已经淘汰的落后产品和产能。尤其在全球市场中，市场差别与消费差别很大，在开拓市场中打通内需与外需的对流通道，才能形成完整的市场。简单地去切割内外需比例是多少为好，显然是一种偏颇。内外需并重也有利于产品的创新和质量的提升，市场眼界有多宽，产品的层次有多高，企业的竞争力就有多强，“门槛里的大王”是成不了气候的。外需也是刺激内需的一个积极因素，近年来，中国国内市场消费档次在不断提升，再也不复见市场封闭时期商品几十年“一贯制”，是个很好的例证。因此，在重视扩大内需消费的同时，不把内需与外需对立起来，内外市场“通吃”，是更好的选择。国际金融危机缓解之后，包括欧美在内的发达经济体都把外需拉动作为经济复苏与经济振兴的重要突破口，提出了重振制造业和出口，美国的奥巴马政府在重振制造业的同时，还推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说明出口与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进出口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取决于两个变量，一个是外需旺不旺盛所依赖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这是有不确定性的。另一个变量却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是适销对路。没有适销对路这一条，内需也难以启动。能不能适销对路，不仅取决于国内产业结构和国际外贸产品结构的良性互动，也取决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外经贸体制的改革。变化是永恒的，不变是暂时的，在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相应的外贸结构变化不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贴牌产品和部分核心技术和部件在别人手里的组装产品的“老三样”产品不少；单一货物贸易、劳务贸易和低端贸易“老三样”贸易不少。这种情况正在改变。这是进一步扩大贸易亟须解决的问题。

应当说，中国制造业目前已经逐步度过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分工的阶段，开始在全球价值链中出现上行走向，在一些“高大精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特别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业方面形成新的优势，但在全球价值链中，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处于高端；在一般消费品生产领域，中国保有庞大的内需外需市场需求，但也受到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如何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进一步提升各个生产领域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全面提高经济效益，进而加强外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目前进入关键阶段。中国在全球市场里，创业、创新、创牌三创结合，“一带一路”及时提供了明确的市场路径和广阔的市场天地。

第二个层次是产能和产业转移。产业转移是世界产业发展的一条规律，即便在古丝路的时代，经济的流动节奏缓慢，自发的产业转移也在发生。丝绸业与瓷器业甚至茶业在欧亚大陆出现，是产业转移最早的表现。在现代规模经济发展中，产能过剩和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也是一种必然。中国的“老三样”能够维持近30年的周期，依然还有自身不断升级的竞争力，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但转移又是迟早要发生的，正像当年的中国是价值洼地，丝路沿线同样有新的价值洼地，即使发达经济体，也有产业转移之后的结构上的缺口，形成了“产业洼地”，这就给产业转移和经济互补创造了一次次的机会。产业转移的本质是投资与合作，也是市场趋利的微观经济活动。封闭中的产能过剩会造成经济危机，也会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开放中的转移则是要素于资源的再配置。产能过剩有几种，一种是落后产能过剩，包括技术落后、产品落后和环境污染，必须做“减法”，不管是国内转移还是国际转移，都没有存在的资格。一种是市场需要但受制于要素变化、成本上升、缺少市场竞争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智能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化解的途径。一种则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后两种是产业转移的重点。在中国，人工成本的上升，必然迫使这些过剩产能走出去，到生产要素价值相对低洼的国家和地区寻找新的机会。这种转移是数量转移而非落后产能转移。伴随着产业转移，资本转移和技术转移将同时实现，经济的深层次合作也就随之出现。

然而，仅限于这个层次还是不够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环境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始迈入加速期，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也面临调整，需要在要素配置上高层次、全口径地推动经济合作，优势互补，这就涉及金融合作、能源合作和技术合作，也涉及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发达经济体产业优势各有不同，发展中经济体也有先发展与后发展的互补性。这在客观上形成了经济合作的“生态三角”。就发达经济体来讲，优势在于新的产业技术和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如芯片、高端存储器、民用发动机、数据库及操作系统、汽车核心部件、高端数控机床、集成电路以及医疗设备、生物技术产品和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大宗农产品等，基础设施技术、大型装备制造、一般消费品和投资品相对紧缺。后发展经济体则普遍缺乏互联互通的各种基础设施，特别是对能够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推动物流发展并且具有资金流与产业流结合特点的一揽子贸易投资合作计划尤为需要。先发展的经济体走过了发展的第一程，往往在基础设施贸易模块、一般消费品贸易模块和部分高科技产品技术模块上，形成“高低搭配”的混搭优势，加上在发展中积累的最为稀缺的资本与资金，在优势互补中共同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必然的选择。中国在港口建设、铁路建设、公路桥梁建设、管道建设、电网建设乃至通信设备等各方面都有这样的相对优势，不仅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也需要。为贸易投资和全面经济合作提供了多种选项，这是“一带一路”能够畅通无阻走向全球的物质条件。

从贸易到投资到全面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发展必经的几个阶段，从一般到复杂，从低效应到高效应，外贸创新的空间是很大的。在国际经济的往来中，资源利用方式也有着多种组合。在中国的经济开放中，一开始是与加工业相关但没有直接外贸渠道的“三来一补”，后来进入“中外合资”，出现以企业为主体的贸易投资合作，再到放开外资独资及中资股份化，随着利用内外两种市场资源的企业法人体系的形成和产业形态逐步向高端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进入新的阶段。在未来，由于国际产业分工的要求，多种形式的“三来一补”还会存在，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缺少、劳动人口相对密集的后发展中国家里，这是开放型经济起步的跳板。在自然资源丰富、劳动人口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里，更需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实现产品、产品模块与经济模块的整合交流。稀缺资源和稀缺的资金、资本作为其中的“催化剂”与经济发展的“稀土”，将对推动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济互补是经济合作的基础，合作效果又取决于合作政策和对经济发展的认知差别。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构想中提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区域化的重要思维指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明显的开放性和经济的互补与共融性，整合了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多种合作，达到双赢多赢中的效益最大化。

外向型经济不完全等同开放型经济，但它是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必然台阶。外向型经济是内向型经济的对称，是指与国际市场紧密联系的某国或某地区的开放性经济体系。广义的外向型经济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品贸易，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市场要素的经济交流活动；狭义的外向型经济是指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出口与创汇为主要目标的商业活动。开放型经济则更深刻、更具多元性、更有长期性和战略指向的稳定性。开放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相对立的，在开放型经济中，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开放型经济强调把国内经济和整个国际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国际分工，同时在国际分工中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一般而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接近于开放型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已成为各国的主流选择，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