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敢做敢当：要有抛开得失做大事的气魄(4)

司马光与新法的另一主持人吕惠卿也有过一次争辩。这事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年）新法实行不久的时候。那一天，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读到曹参代萧何为相的事，神宗说：“汉代常守萧何之法不变，行吗？”司马光回答说：“岂只汉朝，让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常守禹、汤、文、武之法，即使是时至今日也还可以沿袭存在。汉武帝把汉高祖法制拿来乱改，天下一半人都成为盗贼；汉元帝改变汉宣帝的政治，汉朝大业很快衰败。由此说来，祖宗立法不能变。”旁边的吕惠卿反驳道：“先王的法规，就经常处在变化之中：有一年一变的，如每年正月天气转暖时都要在宫阙公布法规，就是这种；有五年一变的，如天子巡守考察就是这样；有三十年一变的，如刑罚三十年轻三十年重就是证明。司马光的话不对，他的意思在于讥讽朝廷。”司马光针锋相对地说：“在宫阙公布法规，是颁布旧法。诸侯中变易礼乐的人，待天子巡守时就被诛杀，不能自行改变。治理新建国家用轻法，动乱的国家用重法，这是所说的‘三十年轻三十年重’，不是法变。况且治理天下譬如居室，敝坏就修理它，不破得厉害就不必重新建造。公卿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因没有才能而黜免是可以的，但不能让执政干扰他们的职事。现在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来控制他们，为什么？宰相以儒家之道辅佐人主，为什么要具体操作？假如具体操作，则是办具体事宜的小吏的事。”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其他话语来搪塞。司马光继续说道：“平民把钱借出生利息，还能蚕食贫户，何况有权力威势的官府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愿意贷款的则贷给他，不愿意贷的也不勉强。”司马光则说：“愚钝的百姓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还债的害处，不只官府不勉强，富户也不勉强。从前太宗平定河东时，建立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于与官府交易。以后物价贵了，然而和籴法仍没有解除，这于是成了河东世世代代的忧患。臣恐怕日后的青苗法，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司马光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理论来反对吕惠卿因时制宜的变法观点，理由显然不很充足。

尽管后来他多次上章反对新法，宋神宗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但仍想派他做枢密副使，司马光以意见不合为由，宁愿辞去高官，请求外任。

从现在来看，王安石的新法既有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农民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司马光所看到和反对的，大多是不利于生产和农民的一面。例如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青苗法，既有限制豪强大地主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作用，但在发放青苗钱时，确实要收取农民40％至60％甚至成倍的利息。司马光其实并不反对打击与限制富豪的高利贷，而是反对向农民收取如此高的利息。他一再说，向农民发放钱粮，可以用常平仓的办法，不取或少取利息（只收10％的利息）就行了。

其次是免役法。司马光早就主张改差役为雇佣，王安石的免役法与司马光的主张大体相同。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又反对免役法呢？原因是免役法要向原来不服劳役的下户即农民及其他人收取不少数量的免役钱。司马光认为执行这一政策，地主富豪有钱，可以应付。而贫农没有钱，难以应付，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再次，是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这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最后是保甲法，司马光认为这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而去练兵习武。

由上可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从其爱民、宽民和重农思想立场出发，反对新法中的苛民与伤农方面。另外，对于王安石在变法中的具体作法，司马光也有意见。主要是认为王安石不够稳重，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再就是用人不当，用了吕惠卿这样有才少德的“小人”。这些，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谈了自己的看法。

实际上，王安石和司马光围绕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与斗争，并不是要不要改革之争，而是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之争。这场争论，双方见仁见智，互有短长。他们是站在同一立场上，都是想为巩固和发展宋朝的封建地主政权服务。由于在如何才能巩固地主政权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所以导致了这场争论与斗争。

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这段公案，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但无可置疑的是，正是勇于担当的品质、求真求实的出发点，使他们的争论抛开了个人恩怨、得失，也使争论的双方都成了历史的赢家。

9.没有一身硬气难以使出制胜的软招

领导者的敢作敢为不是一味地死缠烂打、莽撞行事，而是说要有一种天塌下来也敢抗的硬气，这种硬气在领导者不得不以智、以巧取胜的时候也必不可少。

有这样一则寓言。一天，一只乌龟被一只狐狸捉住了。乌龟紧紧地把头和四肢缩在又牢又硬的壳里，使狐狸无法杀死乌龟。狐狸得不到乌龟的肉吃，心里十分着急，恶狠狠地对乌龟说道：“我要把你扔到火里去烧。”乌龟回答说：“谢谢，我正好感到身上发冷，你能帮我烤烤火真是太好了。”狐狸立即把叼在嘴里的乌龟扔回地上，然后说：“我要把你扔到水里去？”乌龟“惊恐”地乞求道：“狐狸大哥，饶命吧！你把我扔到水里，我会淹死的！”狐狸一下子得意起来，叼起乌龟就跑到池塘边，把乌龟扔到了水里。于是，乌龟得意地伸出了头和脚，悠闲地游到了池塘深处。

李世民当然不是乌龟，但他有乌龟那样临危不惧的硬气和很善于运用乌龟的计谋及智慧。

当时突厥凭借其强大的骑兵，时常出没于唐朝土地。唐高祖李渊考虑到国内未宁，不便抗争，常修书送礼与之和亲，偏突厥反复无常，贪得无厌，依旧出没无常。李渊无奈，甚至想烧毁京城长安，逃避突厥侵扰。但在实施这一无奈之计前，他还是想让李世民、李元吉等去迎战一阵看看。

唐武德七年（624年），突厥大举入寇，前锋已逼近豳州（今陕西彬县）。李世民、李元吉前往迎截。唐军将近豳州，有使来报，突厥兵连营百余里，声势极为浩大。李元吉已有害怕之意，李世民则冷静地令侦骑进一步探明敌情。侦骑回报说：“突厥的颉利、突利两可汗，倾国而来，兵士不下数十万。”李世民从容说道：“两首领同来，破敌之法便容易找到了。”唐军继续前进直抵豳州，依城驻扎。此时关中阴雨连绵，粮运不济，兵士又远途跋涉，疲惫不堪。就是长安城中，也深为出征军队担心。李世民却不动声色，措置自如。

第二日，颉利可汗率铁骑一万有余，冲至城西，在五陇坂列阵，昂首待战。李世民对弟弟说：“突厥兵气势强盛，我们决不可表露出怯弱的样子。你若怕打，他便马上就会进攻；你若不怕打，他便要退兵了。所以我必须出营，作出必战的样子，弟弟是否同行？”

李元吉十分害怕，说：“敌军如此强盛，切不可轻出与之抗争……”李世民却说：“颉利和突利两可汗，虽有叔侄亲情，实际上互相猜疑。颉利的可汗之位，本应是侄子突利的。颉利怕突利闹事，才令他去镇守东方，并也给了个可汗的虚名。现在两人连兵而来，我正可以从中挑起他们之间更大的猜疑。别人怕，我却毫不害怕。”

李世民说毕，即带领百余名骑兵，直奔颉利阵前，大声说：“我朝与可汗和亲，为什么负了前约，深入我地？我便是秦王李世民，可汗有能力出战，快快出战，你众我寡，我却一点也不怕，我手下只有百骑，却足以与你万人拼杀！”颉利听如此言语，只当李世民在用诱敌之计，唐军已作好必胜的准备，便只是笑笑，不答一语。

见此情景，突利可汗怀疑李世民有诈，更疑颉利可汗另有用心。李世民见突利可汗自结一队，与颉利部隔一水沟而立，便故意派一骑将过去对突利大声嚷嚷：“你前日与我同盟，有约在前，说好有急相救，今天怎么就引兵来攻？”

突利以为是颉利与唐朝订有密约，图谋杀害自己，而那骑兵误把自己当作颉利可汗，所以当众把秘密说破了。如此看来，李世民只带百骑而来，实际上可能就是来帮颉利对付自己一人的。突利狐疑满腹，当然也寂然不应一语。

而在颉利可汗看来，突利不作辩解，显然是承认了前日确实与唐朝订过密盟。因此，自己的对手不仅仅是在明处的李世民百余骑，还有更隐秘的大队骑兵———突利军队。显然，唐朝为打败自己，早就安排好了一切。

李世民见两可汗都已不敢贸然进兵了，便故意扬鞭策马，要冲击过去。颉利可汗慌忙派人过来，要求议和。这时正好大雨滂沱而下，于是各各收兵回营。

李世民又对将士说：“突厥的实力全在弓箭上，现在积雨连绵，箭胶俱解。突厥兵失去弓箭，如飞鸟折了翅膀，更不敢进军了。我们应该乘机再去请战，突厥兵必然要远避逃遁了。”于是令军士饱餐一顿，冒雨而进。同时派能辩之士去找突利可汗，申明利害关系，突利欣然同意与唐朝和好。颉利不明底细，见唐军出人意料地逼来，急忙召突利来商量。突利说：“从各方面看，唐军已决心与我们决一死战。秦王带兵有方，从未打过败仗，我们不能在这种天气胜过他，与他讲和乃是上策。”

于是颉利可汗再次请求和亲。突利可汗则干脆与李世民结成了“兄弟”。突厥大军定盟而去，并派大臣朝见了高祖。

唐军如果畏惧退却，突厥兵必然乘势追杀。李世民偏装出已准备好决一死战的样子，突厥兵反而不敢进攻了。这不正是那乌龟逗狐狸的计谋吗？当然，李世民比那乌龟高明：在运用此计时，还充分采用了分化瓦解的办法。

我们常用“智勇双全”来形容一个人，实际上智与勇这二者是很难分离的，无智之勇只能误打误撞，无勇之智有时也难以施展拳脚，能够决定成败的领导者，无不是智勇双全的典型。

10.强大的领导者从来都不怕向人示弱

色厉内荏这个成语表明，越是心虚的人越要强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唬人。反过来说，越是强大的领导者越不怕向人示弱———只要这种示弱才能换来使大事功德圆满的结果。

中国古代以示弱而成事最著名的实例，要数廉颇与蔺相如的将相和。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赵王封蔺相如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心中很不服气，觉得自己身为大将，攻城破敌立过大功，蔺相如只不过是耍耍嘴皮子，反而地位比自己高，居他之下，我廉颇不甘心。于是，廉颇扬言要找机会羞辱蔺相如一番。这些话不久便让蔺相如知道了。为了避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突，蔺相如尽量不出门，后来索性称病，连朝也不上了。廉颇碰不到蔺相如，气自然也出不了。有一天，廉颇远远地看见蔺相如的车马，急忙命令随从驱车前去堵截。蔺相如此时也发觉，便赶忙回车躲避。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蔺相如的随从和佣人们觉得很丢面子，便一起向相如上卿进言。蔺相如语重心长地对舍人们说：“我躲避廉将军，是为了国家大局，倘若我们不和，强秦就会乘虚而入。我怎能置国家大局而不顾去计较一己之愤呢？”不久，这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廉颇备觉羞愧。于是，廉颇主动到蔺相如府中，负荆请罪。从此以后，二人和好，成为生死之交。

以弱成事策略的运用，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和为贵”。以和为贵，以柔克刚，是处理内部争斗、民族纷争、朋友过结乃至家庭矛盾等问题的有效方略。

明朝孝宗年间，孔镛出任田州知府。到任才三天，便发生峒族人进犯州城。此时州内军队调往他处执行任务去了，城中兵力防卫空虚，于是，众人提议关起城门来守城。孔镛认为，田州城是个孤立的城池，且内部又空虚，关门守城难以维持长久。如果因势利导，用朝廷的恩威晓谕造反的峒族人，也许会解围。众人感到孔知府的意见是书生脱离实际的迂腐之谈，难以成功。孔镛坚持自己的意见，众人又觉得没有人敢出面当说客。孔镛说：“这是我管理的城池，我应当前去。”众人纷纷劝阻他，说太危险。但孔镛命令立即准备好坐骑，打开城门，放他出城。众人请求他带几个卫士，也被他拒绝了。孔镛来到峒族人中间，要见峒族人的首领。接着对大家说：“我本知你们是农民，由于饥寒所迫，才聚集在这里苟且求个免于一死。前任官员不体谅你们，动不动就用军队来镇压，想把你们剿尽杀绝。我现在奉朝廷的命令来做你们的父母官，我把你们看成是晚辈，怎么忍心杀害你们呢？你们如果真能听从我的话，我将宽恕你们的罪过，你们可以送我回州府，我把粮食、布匹发给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出来抢掠了，如果你们不听从我的话，可以杀我，但是接着就会有官军向你们兴师问罪，一切后果就由你们承担了。”大家听了孔镛的话，半信半疑，说：“要是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体恤我们，在您任太守期间，我们绝不再骚扰州府。”孔镛说：“我一语已定，你们不必多疑。”于是，众人拜谢，第二天，峒族人护送孔镛回城。入城后，孔镛命人取出粮食、布帛，分发给峒族人，大家道谢而归。此后，峒族人不再做乱国扰民之事。

由此看来，对担当二字的诠释并不局限于重拳出击，能以虚怀若谷的胸怀主动示弱正是一般人难以做到、而是有担当的领导者借以成事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