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鄂温克语与外来语言文化的关系
鄂温克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用他们善于借鉴和包容外来文化的优秀而传统的思想理念，给他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极大的活力。正因为如此，他们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吸纳一切外来先进文化，从而不断丰富和充实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文明的内涵，由此他们走入了一个多种文化、多种文明相互交融、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民族间的相互接触、互相交往、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都离不开语言交流，当讲不同民族语言的人们密切接触时，就会由于相互影响而引起语音与词汇，甚至在语法结构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变化与变迁。
语言的接触中，最为常见的是词汇的相互借用现象。这种现象首先表现在词汇的相互输入和输出。对于任何一种发展变化中的语言来说，往往通过不同方式和途径从其他语言借用所需词汇，从而满足语言使用者日益增长的交流需求。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政治经济的往来，都离不开人们日常交流的语言。而我们使用的语言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所以必须不断丰富日常语言交流所需的词汇世界。语言的相互接触和影响，必然会导致借词成分的出现，甚至伴随语言间的深度接触，语言的借词成分会越来越多。所谓借词也叫外来词，是指一种语言从另一种语言中吸收借用的词语成分。例如，鄂温克语中的“电视”“电冰箱”“手机”等是从汉语借用的新词术语。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民族间语言文化的接触会经常发生，从而彼此留下不同数量的借词成分。就是强势语言也会从弱势语言中借入所需词汇，进而使自己的语言更适合于在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条件下进行广泛意义的交流。与此相反，伴随强势语言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弱势语言会不断地从强势语言中借入大量词语，以求得弱势语言的生存和发展。不同语言中的借词比例及数量不尽相同，有些语言善于借鉴和包容外来词汇，结果该语言中的借词比例就会多一些，或者说该语言的借词不断增多。例如，日语与韩语就从早期汉语中借入过大量的词语。但也有些语言不容易吸纳外来语，这样借词比例就会相对少一些，而且很容易在强势语言的强烈影响下很快走向消亡。
一般来说，借词中包括狭义概念上的借词与广义概念上的借词。狭义的借词又叫外来词或音译词，广义的借词中应该包括意译词。在这里，我们主要对鄂温克语中出现的狭义概念上的借词，也就是音译借词进行分析和讨论。同时，还要涉及鄂温克族所使用的与人名有关的音译借词等。从而阐释鄂温克语与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现象、接触程度以及所受影响等。在此基础上，科学论述鄂温克族富有的开放性、包容性的优秀传统文化。
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鄂温克族的祖先早期大体分布在贝加尔湖周围以东直至黑龙江中游以北地区。17世纪中叶，居住在黑龙江上游的鄂温克人先后两次迁至大兴安岭及嫩江地区。紧接着居住在贝加尔湖东北勒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河的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迁至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畔。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由于战争、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鄂温克族经过了多次的复杂迁移。或许正因为如此，鄂温克族呈现出人口很少但分布地区与面积又十分广泛的居住格局。
在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鄂温克族与周边其他民族、部族之间发生了长期的密切接触，并像前面所论述的那样有过一些不同的称谓和说法。那些不同的称呼足以说明，鄂温克族从古到今与周边其他民族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交流，甚至建立过十分密切的往来关系。这也是他们从彼此的语言中能够相互借用数量可观的借词词汇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鄂温克族人口较少，分布地域十分广阔，生活区域的民族成分很多，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与往来历史很长，所以在他们的语言里从蒙古语、满语、汉语、俄语、达斡尔语等语言中借入了大量畜牧业、农业、工业生产生活方面的词汇。
众所周知，鄂温克族主要与北方诸民族，特别是同东北的少数民族及东北的汉族等长期交错杂居。因此，鄂温克族长期以来受来自不同文化的多方面影响。诸多外来文化的影响使鄂温克族在生活习惯及语言文化领域产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语言方面，鄂温克语主要受到蒙古语和汉语，以及满语、俄语等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他们步入近代以后，与日语、英语等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而且，根据历史年代、生产活动以及居住地区的不同，所受到的外来语言文化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例如，根河市敖鲁古雅地区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的语言，在早年受俄语影响较大，因此在他们的语言中借入一定数量的俄语词语。再如，居住在鄂温克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境内，从事畜牧业生产的鄂温克族则受蒙古语影响较大。另外，生活在黑龙江省嫩江、讷河流域的农区鄂温克族受到汉语影响较大。就像前面所说，由于鄂温克族内部不同族群的历史变迁以及各自生活的区域、自然环境和条件的不同，他们在生产手段、生活方式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大差异。由此，就出现了从事纯粹的畜牧业生产活动的鄂温克族、从事寒温带地区农业生产的鄂温克族以及在山里经营牧养驯鹿产业等的鄂温克族。在这些鄂温克族中，还把林业、狩猎业、采集业、旅游业、手工艺术品加工业、民族服饰加工业、民族餐饮服务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奶食肉类产品加工业等作为附属性产业来经营。
相比较而言，生活在牧区的鄂温克族一般都从事畜牧业生产。例如，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以及陈巴尔虎旗等牧业旗生活的鄂温克人，主要从事牧养牛马羊及骆驼的畜牧业生产活动，从而过着地地道道的畜牧业文化圈的生活。这部分鄂温克族，习惯上被族人或其他民族称为“牧区鄂温克人”。畜牧业生产是牧区鄂温克族的主要生产活动及经济来源。甚至可以说，畜牧业是他们生存的唯一经济基础。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畜牧业及其文化，畜牧业文化已经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再说，牧区鄂温克族长期以来与巴尔虎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厄鲁特蒙古人共同生活，并且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畜牧业生产与文化关系，以及血肉相连的婚姻家庭关系。因此，在牧区从事畜牧业生产的鄂温克族的语言里，借入了相当数量来自蒙古族畜牧业生产生活方面的词语。
美丽富饶的兴安岭是牧养驯鹿的所谓雅库特鄂温克人生活的理想家园。他们在没有完全定居下来之前，一年四季拉家带口地伴随牧养的驯鹿群，追寻着山林中的驯鹿牧场四处迁徙。他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驯鹿，驯鹿业是他们生产活动的基础，也是他们经济来源的重要基础。用他们的话说，没有驯鹿就没有他们的生活，没有驯鹿他们的生活就会失去意义，驯鹿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依靠，是他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内容。或许正是这个缘故，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常被人称为“使用驯鹿的鄂温克人”或“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不过，也有人习惯于叫他们为“林区鄂温克人”。牧养驯鹿的鄂温克人称驯鹿为“鄂伦”，他们牧养驯鹿的岁月已有很长的历史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他们属于在北极圈最早驯化野生鹿的族群，至少已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因此，他们对于驯鹿的生命结构、生理特征、生活习性、经济价值等均了如指掌。据他们说，驯鹿全身是宝，肉可吃，奶可饮，皮能制革，鹿茸、鹿鞭、鹿血更是珍贵的药材，驯鹿是林区鄂温克人不可多得的经济依靠。驯鹿离不开山林，也离不开山林中的鄂温克人，同样林区鄂温克人也离不开山林，离不开精心牧养的驯鹿。这一人、驯鹿、自然界共生相依的特殊关系，据说在他们民族的历程中已延续了数千年。与此同时，林区鄂温克人创造了极其丰富而又独具风格的“驯鹿文化”，从而为鄂温克族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鄂温克族特别热爱自己赖以生存的山林和自然环境。他们对山林中的白桦林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常常就地取材，用桦树皮制作美观又实用的各种生活用品，进而还创造了独具匠心的“桦树皮文化”。林区鄂温克人除了牧养驯鹿以外，还从事狩猎活动。狩猎业作为一个辅助性产业，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关的狩猎文化也成为这部分鄂温克族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在林区鄂温克族，或者说在牧养驯鹿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族的语言里，有关驯鹿业生产生活及文化、桦树皮文化、狩猎业文化及采集业文化方面的词汇相当丰富。另外，这部分鄂温克人在早年同俄罗斯人的接触也较多较深，因而在其语言中借入了相当数量的俄语词汇。后来，由于与汉族移民间的接触变得十分复杂和频繁，甚至建立了不少婚姻家庭关系，结果在林区鄂温克语里也借入了不少汉语词汇。
那么，生活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扎兰屯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等地区的鄂温克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还有，居住在黑龙江省讷河市以及嫩江流域的鄂温克人也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这部分鄂温克人从事农业的历史更早。根据调查，讷河市处于临河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我们还了解到，清末汉族农民大批迁入嫩江地区以后，更大地影响了该地区鄂温克人的农业生产和生活。同时，他们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这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鄂温克族，往往被统称为“农区鄂温克人”。由于农区鄂温克人长年与汉族、达斡尔族杂居，甚至较早就有了与汉族建立婚姻关系的家庭，因此他们受到的汉语影响较大。毫无疑问，农区鄂温克族长期同汉族或达斡尔族农民直接接触与交往，使他们的语言中涌入来源于汉语或达斡尔语的农业用语和农村生活词语。同时，一些农业现代科技用语也大量被借入。除此之外，生活在内蒙古及黑龙江省的鄂温克人当中，特别是生活在这些地区沿江河流域的鄂温克人里，有不少多年来一直从事渔业生产的渔民。从某种意义上讲，渔业生产是这部分鄂温克人的主要经济基础。不过，江河渔业生产的连年下滑，以及渔业产业的不景气，使他们很难仅靠渔业生产来维持生活。他们迫于现实生活的压力，开始在沿江河流域经营农田或畜牧业生产，与此同时他们同相邻的汉族农民间的接触也变得多了起来。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渔业作为较为重要的附属性产业，在江河上从事渔业生产。就是到了冬天，他们也会在冰冻三尺的江河面上凿开一个个活水口，用渔网打捞冰下的鱼虾。不论怎么说，在这部分鄂温克人的日常交流中，与渔业生产工具、渔业生产活动，以及与鱼虾相关的称谓或用语非常丰富，词汇数量也较多。例如，yorie（细鳞鱼）、uwaha（花季鱼）、suuruldu（狗鱼）、daahi（鲶鱼）、maar（鱼群）、haga（鱼刺）、omka（鱼秧子）、porohor（船）、monko（桦皮船）、gulban（快艇）、alam（船底）、talta（船舷）、sal（木筏）、honko（船头）、hotonko（独木船）等等。从事渔业的鄂温克人，有着多种多样的传统而便利的捕鱼用具。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们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捕鱼技术和方法。例如，在江河浅水区用鱼叉叉鱼、在江河汊口下鱼亮子、在江河深水区下回水网等。他们说，这些江河渔业生产技巧或手段都来自于他们生产生活的具体实践。但是，他们也从相邻民族和同样在江河上进行渔业生产的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借用了不少他们的母语里没有的渔业生产方面的一些名词术语，从而丰富了鄂温克族渔业生产生活方面的词汇。其中，绝大多数借词来源于汉语。
综上所述，鄂温克族的传统文化与语言中，虽然有畜牧业、驯鹿业、农业以及狩猎业、渔业、林业生产及其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因素，但同时也包含着来自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诸多成分。换句话说，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多元化特征，主要体现在鄂温克族拥有的畜牧业、驯鹿业、农业以及渔业、林业、狩猎业等多种结构类型的文化因素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外来文化语言的影响和不断渗透等方面。
鄂温克族虽然属于人口较少民族，但是由于该民族分布地域较广，居住环境各有不同及不同程度地接受外来文化等因素，他们的固有语言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特征。鄂温克人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能够自觉、主动、积极地适应各种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能够选择最适合环境的生存方式来安排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同时从不同的语言文化中吸纳不同的精髓，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固有的语言文化。这也是该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语言文化的结构特征，充分表现出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与优越性。这一生存意识和自我发展理念，自然而然地孕育了鄂温克族善于包容和借鉴外来语言文化的开放性民族胸怀与博大的民族精神，从而使他们的语言文化拥有了新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如上所述，鄂温克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北人口较少的原住民，而且和北方诸民族有着相当悠久的交往历史。特别是从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就在明末清初，鄂温克人同邻近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广泛的交流。由于他们生存环境和条件的不同，加上外来文化的不同影响，鄂温克族各部族间的历史变迁、生产关系、文化要素、生活方式等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和发展。所有这些，同样体现在他们日常交流的语言中，使不同地区的鄂温克语在语音系统、词汇结构、语法关系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区别性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是鄂温克语的辉方言、莫方言、敖方言。就像前面所说，鄂温克族多年来与我国东北的鄂伦春、蒙古、达斡尔、满、汉等民族交错杂居，由此在生活布局上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进而鄂温克语与其他语言间产生了长期且多层次、多范围的接触。例如，从事畜牧业的鄂温克人的生活区域还有巴尔虎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人、厄鲁特蒙古人，所以他们都懂这些蒙古语；农区和林区的鄂温克人跟达斡尔人与汉人接触很深，所以在他们的母语中有相当数量的汉语和达斡尔语借词。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莫方言的鄂温克人几乎都懂蒙古语，他们跟蒙古人完全可以用巴尔虎蒙古语、布里亚特蒙古语或厄鲁特蒙古语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辉方言区域内从事畜牧业产业的牧区鄂温克人，同样长年与布里亚特蒙古人和厄鲁特蒙古人以及达斡尔族杂居，所以也都懂这些蒙古语方言及达斡尔语。可是，被划入辉方言，并生活在农区或林区，从事农业生产或林业生产的鄂温克人，除了不同程度地会说母语以外，还熟练掌握达斡尔语和汉语，然而他们几乎不懂蒙古语或一知半解。他们同莫方言的鄂温克人谈话时遇到交流难题，只能请懂蒙古语和汉语或达斡尔语的鄂温克人充当口头翻译，因为莫方言的鄂温克人中很少有人懂达斡尔语或汉语。辉方言和莫方言的鄂温克人跟敖方言的鄂温克人交谈时，所遇到的语言障碍好像更多一些，他们常常是由于无法解除交流中的语言问题而中断谈话。敖方言的语音结构和语义结构要比辉方言和莫方言的复杂，他们除了鄂温克语以外只懂汉语，不懂达斡尔和蒙古等民族语言。所以，辉方言和莫方言的鄂温克人中懂汉语者同敖方言的鄂温克人谈话比较容易，他们用各自熟悉的鄂温克语方言交谈时遇到障碍，就可以借助汉语来解决问题。由于，鄂温克族多年来一直跟达斡尔、鄂伦春、蒙古、汉等民族杂居，因此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像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辉河、锡尼河东、孟根楚鲁等苏木以及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民族苏木的鄂温克人除了熟悉本民族语言外，几乎都懂蒙古语。可是，像扎兰屯市，阿荣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巴彦嵯岗苏木、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以及黑龙江省讷河市、嫩江县等地的鄂温克族里懂本民族语的人，一般都懂达斡尔语和汉语。根河市和鄂伦春自治旗的鄂温克人也都兼懂汉语和鄂伦春语。
从这些语言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鄂温克族能够借鉴与包容外来文化的优秀民族文化特征。用他们的话说，从其他民族语言中吸收大量新词术语来丰富自己的母语，是他们发展和繁荣本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毫无疑问，这其中从蒙古语和汉语借入的词语居多，从鄂伦春语、达斡尔语等中借入的词语也有一些。这些外来民族语词汇的借入，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鄂温克人在现代社会的语言环境中所需的交流，并且丰富了他们的母语在现代名词术语方面的不足或短缺。在外来语或者说其他民族语词汇的借入过程中，鄂温克人没有停留在对于借词按照原来结构使用的层面上，而是把借词作为派生其他相关新词的原始材料，或者说把新借入的名词术语作为派生更多词语的词根或词干，在其后面接缀各种构词成分不断派生出诸多新词来使用。
以上我们提到，生活在畜牧业文化圈的鄂温克人居住区域内，以及周边地区居住的基本上是巴尔虎、厄鲁特、布里亚特等蒙古人，所以他们都熟练掌握蒙古语。因此，蒙古语言文化在牧区鄂温克人的语言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到了近代，居住在牧区的鄂温克族适龄儿童基本上都用蒙古语文接受文化教育，结果在他们的日常用语中借入了大量的蒙古语词汇，甚至他们更习惯于跟蒙古族用蒙古语交流。而且，在牧区的鄂温克人学习或使用的各种文本资料、文件、报刊、书信、请柬都用蒙古文或蒙汉兼用的形式印刷或发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蒙古文的现象较为普遍。他们说，蒙古文资料或书刊大家都能看懂，用汉文写的东西多数老人看不懂，所以牧区鄂温克人一般都使用蒙古文印刷品，这和畜牧业文化圈的鄂温克族从孩童时期就用蒙古语文接受文化知识教育有关。所以，他们几乎都精通蒙古语和蒙古文，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都习惯于使用蒙古文。在牧区学校一年级到三年级期间几乎都用蒙古语文授课，教员们也都属于从小学到师范均接受蒙古语文教育训练的蒙古族或鄂温克族等，所以他们都有很深的蒙古语文功底和教学经验，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蒙古文。他们在课堂上使用的主要语言文字也都是蒙古语言文字。甚至，鄂温克族学生和本民族的老师在课余时间也经常用蒙古语交流，学生和学生之间也有用蒙古语交流的现象。而且，伴随学生年级的升高，使用蒙古语的概率也不断提高。这就是说，高年级的学生比低年级的学生掌握的蒙古语言文字要多，受蒙古语言文字的影响更大，他们使用蒙古语言文字的现象更为普遍。而低年级的学生，在此方面就不如高年级的学生，在他们的交流中还会出现使用母语的现象。进一步说，该地区的鄂温克族高年级学生的母语交流中出现的蒙古语借词比较多，而低年级学生的母语交流中使用的蒙古语借词现象相对要少一些。另外，用蒙古语文教学的牧区初等义务教育普及率比较理想，儿童入学率也几乎达到了100%。牧区学校为提高本校鄂温克族学生初等义务教育升学率，让鄂温克族学生在学校多使用蒙古语。结果，在牧区学校读书的鄂温克族学生的蒙古语交流能力普遍很强。根据牧区鄂温克族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以及用蒙古语文接受教育的现状来看，牧区鄂温克族与蒙古族都从事着畜牧业生产，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均属于畜牧业文化范畴。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语言文化方面有着深层次而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因此，鄂温克语与蒙古语之间的相互借用现象较为普遍。相比之下，鄂温克语从蒙古语借用的词汇，要比蒙古语从鄂温克语借用的词汇多得多。而且，鄂温克语中的蒙古语借词数量有不断增多的趋势，这使蒙古语自然成为牧区鄂温克语的主要借词来源。
很有意思的是，鄂温克语的蒙古语借词中，保留着早期蒙古语或中世纪蒙古语语音及词汇特征，这些借词有利于早期蒙古语词汇的研究工作。例如，蒙古语的ima·an（山羊）在现代蒙古语的各大方言中基本发音为yamaa，但在鄂温克语中发音为imagang或·imgang，早期蒙古语的有声软口盖摩擦音g·相关的辅音仍被保留。还有蒙古语的temegen（骆驼）在现代蒙古语各大方言中基本都发音为temee，可是在鄂温克语中说成是temegeng·或temgeng，早期蒙古语的有声软口盖闭锁音g·相关的辅音仍被保留下来了。这说明，蒙古语的imagan、temegen·是在蒙古语与鄂温克语的早期接触中被借入的事实。另外，鄂温克语中也有不少现代蒙古语借词。例如，蒙古语的no·u·a，在现代口语中发音为no·oo，在鄂温克语中发音为nogo，与现代蒙古语口语基本相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no·u·a·一词或许是蒙古语长元音形成之后被借入到鄂温克语的实例。总之，鄂温克语中借入的蒙古语借词，体现着不同时期的蒙古语特征。这一点足以证明，鄂温克族语言文化同蒙古语言文化的接触中，所表现出的开放、包容、吸纳外来语言文化的特有性能。这使鄂温克语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语言社会及其环境，更快更好地调整自身的发展。事实上，就像我们所讲到的那样，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不同程度地从蒙古语借入新词术语。众所周知，鄂温克族与蒙古族的接触，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早在数千年前，贝加尔湖沿岸的鄂温克族与巴尔虎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等建立了十分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那时，从事畜牧业的鄂温克族跟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产生了深层次的接触和交往。特别是，蒙古族丰厚的畜牧业文化对鄂温克族的畜牧业产业产生的影响，使鄂温克语借入了蒙古语畜牧业生产生活方面的不少词汇。也就是说，鄂温克语中的蒙古语借词主要跟畜牧业生产生活有关。当然，鄂温克语中还有一些与蒙古语农业及亲属称谓、政治、经济、文化和动植物相关的借词。再说，鄂温克族在与蒙古族共同生产生活的漫长的岁月里，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感，甚至与蒙古族通婚的现象越来越多。其结果是，鄂温克语的亲属称谓里也出现了一些来自于蒙古语的成分。蒙古族与鄂温克族之间的交流与接触，不仅仅局限于畜牧业生产和生活的范畴，同时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这使鄂温克语词汇里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蒙古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名词术语。在这一点上更加突出地表现出鄂温克族开放而包容外来文化的自觉意识和优秀传统。因为他们懂得，要发展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必须不断地吸纳和借用其他民族在此方面拥有的说法与概念。来自其他民族语，包括蒙古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借词，对于鄂温克语全面发展，对于鄂温克语在更加广泛领域的交流和使用注入了一定的活力。除了上述畜牧业、农业、亲属称谓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借词之外，鄂温克语中还有一些与动植物名称和特定术语相关的蒙古语借词。我们发现，鄂温克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在语音及词汇结构方面存在，保存早期语音结构，音节末辅音r变为g音，音节末辅音b、ch、g被逆同化而变成重叠音，保留早期词尾的鼻音，畜牧业词语居多等特点。
鄂温克族与汉族间的接触和交流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明末清初就有东北的一些汉族农民，为了生存和开荒种粮，拉家带口迁移到鄂温克族生活的辽阔草原和山林，开始了他们极其分散而个体化的农业生产活动。从那时起，鄂温克族就开始受到汉族及其农耕文化的影响。但是，那时的影响是局部的和极其有限的，只有一小部分鄂温克族受到影响。然而，从20世纪初期以后，伴随从内陆地区移居到鄂温克族生活区域的汉族人口的急剧增多，给鄂温克族语言文化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他们与汉族农民杂居的同时，从汉族那里学习农业生产技术，从此往后鄂温克族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不断增多，而且他们与汉族通婚的现象也不断出现，这使农业区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形式和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再说，在农业区生活的鄂温克族孩子都到用汉语文授课的学校，通过汉语文学习掌握文化知识。他们几乎从幼儿时期，就接受汉语言文化的教育。结果，在他们中间，只会汉语而不会说母语的鄂温克孩童不断增多。从某种意义上讲，汉语已成为他们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工具。由于林区或沿江流域的鄂温克人，更早更大范围地接受了来自汉族农业文化以及现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语言中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汉语借词。这些借词主要是农业生产及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名词术语。毫无疑问，他们能够积极而主动地接触汉族农业文化与文明，也跟他们能够包容和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和文明的生活态度密切相关。在前面已提到，生活在沿江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鄂温克人，绝大多数是跟迁移到他们生活区域的汉族农民学习而掌握的农耕生产技术。正因为如此，生活在农区的鄂温克人的口语里，自然而然地借入了相当数量的与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名词术语，以及农副产品的名称等。特别是蔬菜、水果等农作物的名称，大多来源于汉语。在这部分鄂温克族的口语里，也有相当丰富的来自汉语的与现代社会有关的借词。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往往用自己母语的语音特征来发音或使用这些借词，结果不认真听别人真的听不出这些是来自汉语的语言成分。甚至，错认为是他们自己的词汇。经过认真调研和听取，才使人弄明白他们语言之中使用的是汉语科技文化方面的名词术语。例如，汉语的“荞面”“飞机”在鄂温克语里就被发音成shoomiel、peyteng等。在鄂温克语中，除了与农业生产以及现代科技文化相关的汉语借词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跟政治、经济密切相关的汉语词语。事实上，在鄂温克语的借词系统里，来自汉语的成分越来越多，而且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几乎涵盖所有生产生活领域。有的现代词语，虽然在鄂温克语里已有了相关说法，但人们为交流的方便干脆就直接使用汉语。对于他们来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谁人也无法阻挡。他们说，不只是从孩童时期就接受用汉语文教学的文化教育，就是上了大学、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也离不开汉语汉文，他们的所有公文、材料、报刊、书本、信函，以及电视、电脑、广播语言文字都使用汉语汉文。也就是说，汉语汉文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交流交际语言文字。甚至，在牧区的鄂温克语中，汉语借词也不断增多，有的汉语借词很快取代原有的蒙古语借词而被广泛使用。
依据有关鄂温克语资料，在早期的鄂温克语中也有一些借自俄语的词语，而且一些俄语借词一直被使用到今天。例如，有kino（电影）、haranda（铅笔）、haltoshik（土豆）、kaatar（干部）等。特别是，在敖鲁古雅的雅库特鄂温克语和莫日格勒通古斯鄂温克语里，俄语借词使用得比较多。相比之下，在索伦鄂温克语里使用的俄语借词要少一些。另外，我们还发现，在所谓的俄语借词中，还有一些通过俄语借入的源于其他欧洲语言的借语。然而，这些借词往往和当时的社会发展变化现象密切相关，所以有着相当强的生命力，许多词语被使用到今天。例如，有paas（公交车）、toottor（医生）、matriel（资料）等。
总而言之，在鄂温克语的发展过程中，该民族富有的宽容、开放、超脱的精神，以及能够自觉、积极、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与文明的优秀品质等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在鄂温克语里不断吸纳和接受来自外来民族的词语，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使他们的语言更加适合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为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这些年从汉语借入的词语数量迅速增多，几乎占所有借词的90%以上。这些汉语借词的涌入，很大程度上为鄂温克语的发展带来一定好处，进而借词也自然成为鄂温克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系统分析鄂温克语的借词，我们也可以了解鄂温克族同近邻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史和发展史的基本脉络。我们认为，借词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相互接触和交流的产物，也是不同语言文化相互交融的具体表现。但是，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的接触，以及相互间的借用都有各自的说法和内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