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城市起源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银川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银川古城，俗称“老城”，城址在今银川市兴庆区南薰路以北、北京路以南、清和街以西、凤凰街以东地片。
银川古城从唐代至今，城市地名虽屡有更易，城市规模也多有变化，但古城城址始终没有变迁。尽管有许多具体问题还有待研究解决，但其建置沿革，基本上是清楚的。唐五代至宋初为怀远县城，在北宋开宝年间改称怀远镇，西夏初期称兴州、兴庆府，中期改为中兴府，元代称西夏中兴府城，明代称宁夏镇城，清代称宁夏府城，民国初称朔方道城，后称宁夏省城。
据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怀远县，……其城仪凤二年为黄河泛损，三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1]这就告诉我们，现在的银川古城在唐代称怀远县城，始建于高宗仪凤三年（678年），因怀远县旧城遭“黄河泛损”而迁建于此，距今1330年。那么，唐高宗仪凤三年以前的怀远县城又在什么地方呢？《元和郡县图志》语焉不详，只是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也即“故城”在“新城”之东，但具体地址没有说明。
我们沿着这条线索往前追溯。《旧唐书·地理志》载：“怀远，隋县。界有隋五原郡，武德元年（618年），改为丰州，领九原县。六年（623年），州县俱省，入怀远县。仪凤中，再筑新城。”[2]
原来怀远县在隋代就有，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时，五原郡改为丰州，领九原县。六年（623年），撤丰州及九原县，其州县之地俱入怀远县。仪凤年间，筑怀远新城。同样的记载，又见于《新唐书》，《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一》怀远县下载：“武德六年废丰州，省九原、永丰二县入焉，隋九原郡也。”[3] 武德六年（623年），唐丰州即隋九原郡地入怀远县。直到唐贞观四年（630年），才恢复了丰州的建置，“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番户。”[4]九原郡地属怀远县达8年之久。
那么，怀远县在隋代以前的建置情况呢？据〔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载：“废怀远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乡，本汉富平县地，周建德三年（574年）迁二万户于此置郡及县，并名怀远。隋开皇三年罢郡，而县额不改，复隶灵州。县有盐池三所。”[5]“怀远”，有怀柔远方之意，“迁二万户于此置郡及县”，即为朝廷怀远之举，故名“怀远”。
这条史料向我们透露了两条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一是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从外地迁来两万户民众，在此建立怀远郡及怀远县；二是曾经于唐仪凤二年（677年）遭“黄河泛损”的废怀远县城在宋代还存在。我们又从《隋书·地理志》得知：“怀远，后周置，仍立怀远郡。开皇三年（583年）郡废。”[6]这不仅证实了《太平寰宇记》的记载，而且知道了从北周建德三年（574年）至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间，怀远郡、怀远县并存了8年，到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保留怀远县，废去了怀远郡的建置。
再往前追溯，《元和郡县图志》又有一段记载：“怀远县，……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7]
这段文字，让我们知道了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建置的怀远郡、怀远县，在后魏时期就已存在。
《元和郡县图志》载：“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后魏”即北魏。据史载386年，鲜卑族拓跋珪称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又称后魏或拓跋魏。398年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年）冬，拓跋焘“率二万轻骑袭赫连昌”，出兵攻进大夏国，占领今宁夏全境。5年后，夏国灭亡。439年，北魏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我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遂灭，立国149年。“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意即在北魏时期，给此地迁来百姓，设立怀远县。北魏政权势力从426年进入今宁夏，到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魏,历108年，怀远县当建置其间，但具体年代稽考无据。
先留下问题，让我们继续从北魏建怀远县往前追溯。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北魏建置的怀远县城，其前身是十六国时期大夏国国王赫连勃勃所建的丽子园，丽子园是在饮汗城的原址上改建而成的。
公元407年，匈奴铁弗部首领赫连勃勃自称大夏天王，国号大夏。413年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418年占领长安（今陕西西安），自称皇帝。431年为北魏政权所灭，立国25年（407~431年）。赫连勃勃殁于425年，在位18年。从其413年建都统万城、辖今宁夏全境，到425年去世，在位12年。在饮汗城的原址上改建“丽子园”当在这12年其间。
那么，饮汗城又建置在什么时代呢？翻遍《史记》《汉书》《后汉书》及《魏书》《周书》等唐以前的史书地理志，均无饮汗城的记载。就现在所见到的史志典籍，记载饮汗城的仅有唐代李吉甫所著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一句。建置年代亦无据可查。
综上所述，在银川市的建城史上，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以前的怀远县故城、北魏时代建置的怀远县城、十六国赫连夏时期所建的丽子园，以及此前的饮汗城，其城址所在，其兴建年代均无可稽考。唐代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留给我们的仅仅是同址异称的地名而已。至于上溯到东汉、西汉乃至秦，更是一团迷雾，不知所以。
二、再读《水经注》
带着上述问题，我们把目光集中到了北魏郦道元著的《水经注》上。此书名为注释《水经》，实则以《水经》为纲，作了20倍于原著的补充和拓展，自成巨著。《水经》载水道137条，而郦道元《水经注》则记载大小水道1389条。其中《水经》记载黄河564字，郦道元注文18760余字。在《水经注》中，郦道元详细记述了当时我国大小水系所经地区的山陵川泽、城邑关津、名胜古迹及其城邑的建置沿革和有关历史事件、人物，甚至神话传说。弥补了官修正史“周而不备”、《地理志》“简而不周”、都赋所述“裁不宣意”的不足，是6世纪前我国最全面而系统的古代地理巨著。
在《水经注》中，有一段记载今银川平原黄河段的文字，涉及到了当时黄河的流向，黄河两岸的山脉、水系渠道、地名及由来、城邑及掌故等，为我们研究今银川古城在汉魏时代的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现依据郦学权威陈桥驿的《水经注校证》，将其中关于银川平原黄河段的文字原文摘录如下，黑体字为《水经》原经，楷体字为郦道元原注。
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
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为青山峡。河水历峡北注，枝分东出。河水又北径富平县故城西。秦置北部都尉，治县城。王莽名郡为威戎，县曰持武。建武中，曹凤字仲理，为北地太守，政化尤异，黄龙应于九里谷高冈亭，角长三尺，大十围，梢至十余丈。天子嘉之，赐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河水又径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径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薛瓒曰：“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河水又北径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皆参所屯，以事农甿。河水又东北径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河水又北与枝津合。水受大河，东北径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无水。《尔雅》曰：“灉反入。言河决复入者也。河之有灉，若汉之有潜也。”河水又东北径浑怀障西。《地理志》：“浑怀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齐平，徙历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矣。南去北地三百里。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8]
在《水经注》记载银川平原黄河段的文字中，《水经》仅有黄河“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9字，郦道元注文有423字，涉及到26个地名。除引证、注释、重复的地名外，记载了汉代至北魏时期今银川平原黄河两岸南自青铜峡（“上河峡”），北抵石嘴山境内的“石崖山”（画石山）的10个古地名。其中地理实体名3处：上河峡（青山峡）、卑移山、石崖山（画石山）；城镇名7处：富平县故城（富平县、富平城）、薄骨律镇城（赫连果城）、典农城（胡城）、上河城（汉城）、典农城（吕城）、廉县故城（西河亭）、浑怀障（历城）。在这7个古城镇中，有2个古城在当时黄河主河道东侧，即富平县故城、浑怀障（历城）；有1个古城“在河渚上”，即河中滩岛，也即“洲”上的薄骨律镇城（赫连果城）；还有4个古城是在当时黄河主河道西侧：典农城（胡城）、上河城（汉城）、典农城（吕城）、廉县故城（西河亭）。我们权且把黄河以西的这4个古城称之为“河西四城”。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的汉代至北魏时期今银川平原黄河以西的4个古城中，我们没有看到《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饮汗城”“丽子园”“怀远县”等3个古地名，也就是说，没有找到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黄河泛损”的怀远县故城及上溯到南北朝时期的“丽子园”及其前身“饮汗城”的记载。
为什么呢？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郦道元过世后才建置的怀远县，所以《水经注》没有记载；二是怀远县建置在前，《水经注》编纂在后，郦道元失记怀远县。
如前所述，北魏政权势力在426年进入今宁夏，534年分裂为东、西两魏，历108年。“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当在其间。又郦道元生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于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去世，7年后，北魏灭亡。建置怀远县当在北魏政权进入今宁夏（426年）至郦道元去世（527年）的101年间。在郦道元去世至北魏亡国前，国中大乱，朝廷走马灯似的更换了孝庄帝、长广王、节闵帝、安定王、孝武帝等5个帝王，建郡置县之事遂无暇顾及。因此，北魏建置怀远县，是郦道元生前的事。故第一种可能性，即“怀远县建置在郦道元去世后，所以《水经注》没有记载”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种可能性是怀远县建置在前，《水经注》编纂在后，郦道元失记怀远县。
郦道元《水经注》成书于北魏神龟、正光年间（518~520年）[9]。成书8年后，郦道元去世。怀远县建置当在《水经注》编纂之前。有学者根据《水经注》卷三的一段文字，推测郦道元有可能到过今宁夏银川平原，且考察过银川平原黄河段。
郦道元《水经注》卷三载：不究薄骨律城名来历，于是“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之谬，遂仍今称”等。其中“访诸耆旧”句，系郦道元以第一人称的口气所述之言。据此，判定郦道元来过并考察过银川平原黄河段。
又据《魏书·列传》卷八十九载：“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戎名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10]
这条史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薄骨律镇城改为灵州的时间是在北魏肃宗孝明帝在位期间。《魏书·地形志》卷一○六上载：“灵州，太延二年（436年）置薄骨律镇，孝昌中改”可为佐证。“孝昌”正是肃宗孝明帝年号。二是肃宗决定将薄骨律诸镇“并改为州”，准于将戎方所称郡县名改为古城邑名时，诏令郦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会同都督李崇负责撤镇改州、机构裁减、人员去留及储兵积粟、以为边备等重大事宜。据上述史料记载推断，郦道元为薄骨律诸镇“并改为州”之事，可能来过今宁夏银川平原并考察过银川平原黄河段。时间当在“孝昌中”。
然而，又据《北史·列传》卷第二十七载：明帝“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与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会诸镇叛，不果而还。”[11]这则史料说明，肃宗孝明帝决定将薄骨律诸镇“并改为州”时，曾诏令郦道元会同徐州大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的，但正值“诸镇叛”，故“不果而还”，是郦道元没有“驰驿”今宁夏银川平原。又《魏书·地形志》卷一○六上载：“灵州，太延二年（436年）置薄骨律镇，孝昌中改”。“孝昌”是肃宗孝明帝年号，仅纪年三年。据《北史·列传》卷第四十三载，决定随同郦道元筹办撤镇改州的李崇，在“孝昌元年薨于位”，在任职期内因重病而死。又据《北史·列传》卷第十五载，孝昌初，郦道元以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追讨梁军。孝昌三年（527年），郦道元被雍州刺史萧宝夤所害，死于阴盘驿亭。李崇薨于孝昌元年，郦道元逝于孝昌三年，而“孝昌”年号，仅纪年三年。故在“孝昌中”改置薄骨律镇为灵州之事，可能并非郦道元与李崇所为。
至于有人据郦道元《水经注》中载有“访诸耆旧”句，认为是郦道元“访诸耆旧”，进而断定郦道元到过今宁夏银川平原，大有望文生义之嫌。“访诸耆旧”中的“耆旧”为谁？是薄骨律城的年长而有声望的人吗？不能肯定，是他地“耆旧”，亦未可知。故不能妄言。
据上，建置怀远县是郦道元在世期间的事情。但他没有到过并考察过今宁夏银川平原的黄河。因此对宁夏地区的记述相对简略。失记怀远县，不载“丽子园”“饮汗城”，合理的解释是宁夏孤悬塞外，地处偏远，郦氏无闻，为中原不逮。这也是郦道元没有到过今宁夏银川平原考察的证明。诚如郦道元在《水经注》原序中所说：“自献径见之心，备陈舆图之说，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三、“河西四城”考
在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的“河西四城”中，我们没有看到“饮汗城”“丽子园”“怀远县”等三个古地名。但是否有可能，怀远故城及其前身“饮汗城”“丽子园”就包括在四个古城中？换言之，在郦道元记载的“河西四城”中，有没有后来被称之为“饮汗城”“丽子园”及怀远县城的古城呢？如果有，它是哪一座？
现在，让我们按照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沿黄河流向从南到北叙述的顺序，对典农城（胡城）、上河城（汉城）、典农城（吕城）、廉县城等河西四个古城进行逐个讨论。
在“河西四城”中，有两个古城的邑名是相同的：一个是“世谓之胡城”的典农城，一个是“俗名之为吕城”的典农城。为了能够把两个典农城区别清楚，一些学者按照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沿黄河流向从南到北叙述的顺序，将“世谓之胡城”的典农城称作“南典农城”，将“俗名之为吕城”的典农城称为“北典农城”，在书面文字中表述为〔南〕典农城、〔北〕典农城。[12]
（一）〔南〕典农城（胡城）
《水经注·卷三·河水》云：“河水又径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
汉代有“农城”之设，未见有“典农城”。典，主管、执掌。如典军、典试、典狱等。典农，即执掌农事。典农城，即掌管农事的农都尉之驻城。
胡城是〔南〕典农城的别称，为“河西四城”南端第一城。理清典农城，即“胡城”沿革，确定“胡城”城址，对河水又依次北径其他三城意义重大。但这又是一件颇费周折的事情。为了理清脉络，我们将所能够见到的相关史料一一列出，并加以注疏、考证，以便根据史料梳理出“胡城”的沿革。
除了《水经注》，记载“胡城”的史籍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
“灵州……灵武县：上（县），东南之州十八里。本属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城。”[13]
《元和郡县图志》之“胡地城”，即《水经注》之胡城。这条史料告诉我们，《水经注》记载的胡城，原来是西汉建置的灵武县城。为汉北地郡十九县之一。又据《读史方舆纪要》载，“灵武城……汉置县，属北地郡，后汉省”，这座西汉兴建的城邑，在东汉时废弃。到了北魏破赫连昌后，收赫连残部及匈奴胡户到已废弃了的汉代灵武城居住，故将其称为“胡地城”或“胡城”。
北魏破赫连昌，据有赫连勃勃之夏国大部，即今宁夏全境，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时间在北魏太武帝始光三年（426年）冬（见《魏书·帝纪第四》卷四上）。
在宁夏历史上，还出现过一座灵武县城，也与“胡地城”有关系。《元和郡县图志》又载：“天和中，与此州东北治建安县，隋开皇十八年改为大润县。仁寿元年改为灵武县，移入胡地城安置。”[14]
“天和中”，指北周武帝天和年间（566~572年）。“与此州东北治建安县”，“与”应为“于”。“此州”，宜指唐灵州。“与此州东北治建安县”，即“于灵州东北置建安县。”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建安县为大润县。仁寿元年（601年），又将大润县改置为灵武县，后“移入胡地城安置。”
这条史料，我们在《隋书·地理志》中得到了印证。《隋书·地理志上》卷二十九载：“灵武郡……灵武，后周置，曰建安，后又置历城郡。开皇三年废，十八年改建安为广闰，仁寿元年改名焉。”[15]
《隋书·地理志》中记载的“广闰”县，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作“大润县”。“广”“大”义同，“闰”通“润”，“大润县”应为“广润县”。
在《隋书·地理志》中，北周武帝天和年间（566~572年）置建安县之前后，还曾经建置有历城、历城县、历城郡。关于历城、历城县、历城郡的建置，《水经注》《通典》《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也有记载。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河水又东北径浑怀障西。《地理志》：‘浑怀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齐平，徙历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矣。”〔唐〕杜佑《通典》载：“灵武，汉旧县，亦汉富平县。后魏薄骨律镇将分河流为河渠溉田，人大获其利。后周置历城县，后魏平三齐后，徙历下人于此，遂有历城之名，后周以为郡。武德五年置县。”[16]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废灵武县，西北十八里四乡，本汉富平县，汉置浑怀都尉理所。《水经注》云：‘河水又东北径浑怀障西是也。后魏太和初平三齐后，徙历下人处于此，遂有历城之名。’后周因置历城郡于此，唐武德五年（622年）移旧灵武县于此。”[17]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灵武城，在镇南。汉置县，属北地郡。后汉省。灵帝建宁初，段颍大破叛羌于灵武谷，即故县境也。后魏亦置灵武县于此，属灵州。后周改置建安县，又置历城郡治焉。《括地志》：后魏太和初，平三齐，尝徙历下人居此。周因置郡，曰历城。隋开皇三年，郡废。十八年，改县为广闰县。仁寿初，避太子讳，复曰灵武县，属灵州。唐因之。”[18]
据上所载，在北魏太和初平三齐后，徙山东历下人众居于汉代浑怀都尉理所，即秦代蒙恬所筑浑怀障所在地。因此这个地方就有了历城之名。北周又置历城县，后又兴建为建安县，又置历城郡于此。
在我国历史上，有三个“太和”年号。第一个是三国魏明帝曹叡在位时期的“太和”年号（227~232年）；第二个是东晋废帝司马奕在位时期的“太和”年号（366~369年）。第三个是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期的“太和”年号（477~499年）。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期的“太和”年号，共纪22年，“太和初”，当在公元478年前后。
“三齐”为今山东古地区名。秦亡，项羽以齐国故地封立齐王族田都为齐王，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今山东平度市东南）；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泰安市东南），史称“三齐”。相当于今山东省大部地区。不久，田荣击走田都，杀田市、诛田安，并有“三齐”之地。
北魏献文帝时，经过和南朝宋几年的战争，到皇兴三年（469年），先后取得了冀州（今山东济南市）、青州（今山东青州市）等地，迁移二城居民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西北设置平齐郡。这件事，在《魏书》显祖记、崔道固传、慕容白曜传中都有记载。这就是“三齐平”的由来。“三齐平”是发生在北魏献文帝皇兴三年（469年）的事，但《水经注》却记载为“太和初，三齐平”，把“三齐平”的时间推迟到九年以后的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期的“太和初”（478年前后）。而杨守敬纂《水经注疏》则认为：“太和初，必亦有徙民之事，而史略之。郦氏溯厥由来，固有三齐平之说，特置于太和初之下，致成语病耳。”按《水经注》作者郦道元在太和中已担任官职，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比较可靠，所以“太和初，三齐平”这句话，虽然应该写作“三齐平，太和初”，但是当时迁山东历下移民到这里是可以凭信的。[19]
历下，古邑名。春秋、战国时齐地，在今山东省济南市西郊，因南对历山，城在山下得名。西汉置历城县。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迁古齐国历下民众到汉代北地郡黄河东北浑怀障地区居住，成为北魏时期移居今银川平原黄河东北最早的居民。遂使这个地方有了历城、历城县、历城郡的地名。给我们透露了当时徙山东移民到今银川平原屯田殖谷、开发宁夏的历史信息。
北魏太和初年（477~499年）徙山东历下民众居此而有历城之名的古城邑，在北周武帝天和年间（566~572年）治为建安县，周天和三年（568年）废县，置历城郡于此。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建安县为广润县。仁寿元年（601年），又将广润县改置为灵武县。
那么，这座以广润县改置的灵武县，其城址在什么地方呢？〔唐〕《元和郡县图志》说在“此州东北”，亦即在唐灵州东北。又说：“废灵武城，在（怀远）县东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所筑，古谓之浑怀障，即浑怀所理道，故谓之灵武。……东南至州（灵州）十八里。”[20]
据此，北周广润县改置的灵武城址，就在唐怀远县城隔河100里的蒙恬所筑的浑怀障。将唐代里程换算为公制，唐代一尺为今30厘米，推算唐制一里等于现制1.1里。[21]在1∶ 350，000比例的宁夏石嘴山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3.5公里，等于7里，等于唐代的6.36里（7÷ 1.1=6.36）。故唐代100里在地图上标示为15.72厘米（100÷ 6.36=15.72）。用卡尺在地图上从银川古城（唐怀远县城）向东北方向测15.72厘米，显示汉浑怀障、北魏历城县、北周广润县、隋灵武县址在今宁夏银川平原黄河东北石嘴山平罗县陶乐镇西南“杨柜村”附近。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广润县在“仁寿元年改为灵武县，移入胡地城安置。”将广润县改置灵武县，和“移入胡地城安置”两件大事的时间都记为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而《通典》《太平寰宇记》却载为“武德五年（622年）置县”“唐武德五年（622年）移旧灵武县于此”，时间差了21年。按常理，不可能在改置灵武县的同时就将县治连同居民都“移入胡地城安置”，应相对延续一段时间。先将广润县改置为灵武县，过些时日，再将县治和居民一起“移入胡地城安置”。除非有特殊原因，才会在广润县改置灵武县的同时，将县治与居民异地安置。但特殊原因是什么？史书并无记载。而《通典》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则定有所据。隋仁寿元年（601年）改广润县为灵武县，21年后，在唐武德五年（622年）将灵武县治与居民“移入胡地城安置”。从此，《水经注》中记载的“胡城”、《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胡地城”恢复了汉代建置的灵武县城的名称。
隋仁寿元年（601年）改广润县为灵武县，唐武德五年（622年）将灵武县治与居民“移入胡地城安置”，并在“胡地城”恢复了汉代建置的灵武县城的名称，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若真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说，改广润县为灵武县，与县治民户徙居胡地城发生在同一年，那么，隋灵武县便成了无稽之谈。因为广润县改置灵武县的同时，县治与居民已经徙居胡地城了，借改置取得的灵武县名称，连同县治、居民同一年离开了广润县，在广润县原址上改置的灵武县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历史上还真有隋灵武县的话，那这个灵武县也绝对不会在原广润县址，而应该在“胡地城”。因为从一开始，“胡地城”就接纳了被恢复了的灵武县名称、县治及其居民。因此，《元和郡县图志》载广润县在“仁寿元年改为灵武县，移入胡地城安置”有误。这也正是《隋书·地理志》载“灵武，……十八年改建安为广闰，仁寿元年改名焉”，而不接着说“移入胡地城安置”的原因所在。疑《元和郡县图志》载“移入胡地城安置”前脱一“后”字，全句当为“仁寿元年改为灵武县，后移入胡地城安置”。
至于“广润”改“灵武”的缘由，按《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法，是为了“避太子讳，复曰灵武县”。即为了在广润县的地名上避开隋炀帝杨广的名讳，又将这个地方称之为灵武县。《读史方舆纪要》的“复曰灵武县”五字，给我们透露了一则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复曰”，即“恢复其称呼”。既然“复曰灵武县”，那就意味着此前就有“灵武县”之称。据《读史方舆纪要》载：“灵武城，在镇南。汉置县，属北地郡，”所以这个“灵武县”，也就是北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居的“胡地城”，就是在汉代建置的“灵武城”。
至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西汉至唐代灵武县城的城址演变及〔南〕典农城（胡城）的建置沿革情况了。
西汉时期，在今银川平原黄河以西，曾建有一座灵武县城，《水经注》载称〔南〕典农城，东汉时废弃。到了北魏始光三年（426年），太武帝拓跋焘破赫连勃勃之子赫连昌，收归胡户徙入这座废灵武城，故又称其为“胡地城”，世谓之“胡城”。50多年后，魏孝文帝在太和初年（477~480年）徙山东历下人众，迁居到河东蒙恬所筑的塞外浑怀障，因名之为“历城”。北周武帝天和年间（566~571年），置建安县，周天和三年（568年）废县，置历城郡于此。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历城郡。十八年（598年）改置为广润县，仁寿元年（601年），改名为灵武县。唐高宗武德五年（622年）将河东隋灵武县治及居民一并移入河西胡地城（即“胡城”）安置。于是，在原城址上又恢复了西汉建置的灵武县名。
因此，在宁夏历史上，就有了三个灵武废县：一是汉县，属北地郡，址在河西，即《水经注》所载的〔南〕典农城。东汉废，北魏收胡户徙居，“因号胡地城”，又谓之“胡城”；二是隋县，地在河东北浑怀障故址，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杨柜村”一带，北魏迁居山东历下民众，因名为“历城”。北周置建安县，又置历城郡于此，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改置为广润县，仁寿元年（601年），改名为灵武县；三是唐县，即原北魏破赫连昌、收其户所居之胡城，唐高宗武德五年（622年）将河东隋灵武县治及居民一并移入“胡城”，恢复了汉灵武县的建置。址在今银川古城南。
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唐代灵武镇城址的具体方位。考定了唐灵武镇城址所在，北魏胡地城（胡城）、西汉灵武县故城，也即〔南〕典农城的城址也就搞清楚了。我们仍然用史料说话：
《后汉书·段熲传》卷六十五李贤注：“灵武，县名，有谷，在今灵州怀远县西北。”[22]
〔唐〕《元和郡县图志》卷之四载：“灵州……灵武县：上（县），东南之州十八里。……汉渠，在县南五十里。”[23]
〔宋〕《武经总要》载：“灵武镇，河外镇也，南渡河至灵州五十里，东保静镇四十里，西贺兰山六十里，北怀远镇七十里，咸平中陷，今为伪顺州。”[24]
〔明〕《宣德宁夏志》载：“灵武城，尚存，亦屯军居之。”[25]
〔明〕《嘉靖宁夏新志》载：“灵武镇，今城南六十里，汉故灵武县，唐镇名。南渡黄河至古灵州五十里。”[26]
〔清〕《读史方舆纪要》载：“灵武城，在镇南。汉置县，属北地郡。后汉省。灵帝建宁初，段颍大破叛羌于灵武谷，即故县境也。”[27]
〔清〕《银川小志》载：“灵武镇，唐镇，宋灵州，夏顺州，在府南六十里。”[28 ]
〔清〕《嘉庆灵州志迹》载：“灵武镇，亦唐镇，宋灵州，夏顺州，在府南六十里。”[29]
《大清一统志》载：“灵武故城有三：一为汉县，在今宁夏府宁朔县西北。”[30]
〔民国〕《朔方道志·舆地志下》卷三载：“灵武废县有三：一为汉县，在郡西北，《地理志》属北地郡，后汉省。”[31]
在以上历史文献中，《后汉书·段熲传》卷六十五李贤注：“灵武，县名，有谷，在今灵州怀远县西北。”《大清一统志》、《朔方道志》皆从此说。但其他史料均载为汉灵武废城在唐怀远城（今银川古城）之南。孰对孰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据考证，李贤注文有误，《大清一统志》《朔方道志》从李贤说亦误，系以讹传讹。证据有三：
《水经注》对“河西四城”自南而北的排序是有讲究的：“河水又径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径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河水又北径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河水又东北径廉县故城东。”据此，世谓之胡城的〔南〕典农城，是黄河出青铜峡向北流经的第一城邑，在“河西四城”中，它居于最南端。〔南〕典农城（胡城）以北，依次有上河城（汉城）、〔北〕典农城（吕城）、廉县。既然已经考证位于“河西四城”最南端的〔南〕典农城（胡城）为汉灵武县故址，那么，汉灵武县故城就不会在其他城邑之北或西北。此其一。
《后汉书·段熲传》卷六十五李贤注：“灵武，县名，有谷。”其谷名为“灵武谷”。《资治通鉴·汉纪四十八》载：建宁元年，“段熲将轻兵追羌，……连破之，又战于灵武谷。”《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载：“灵武城，在镇南。汉置县，属北地郡。后汉省。灵帝建宁初，段颍大破叛羌于灵武谷，即故县境也。”西汉始置的灵武县因县境内有“灵武谷”而得名。《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载《西夏地形图》上，在“西夏祖坟”（今称“西夏陵”）西南侧标有“灵武山”。“灵武谷”在明清时代至民国称为“灵武口”，在明《嘉靖宁夏新志》卷二《俘捷》篇中有“灵武口之捷”。民国《朔方道志·建置下·关梁》载：“宁朔县，……南路边口十：曰哈剌木，曰林泉，曰双山南，曰磨石，曰独树儿，曰赤木，曰峡口，曰双山，曰灵武，曰金塔。”[32]上述10个贺兰山口，多在今银川平原南部青铜峡市境内。故以贺兰山“灵武谷”而得名的汉灵武故城，不会到以北地区。此其二。
又《元和郡县图志》载：“贺兰山……迤逦向北经灵武县，又西北经保静西，又北经怀远县西”[33]，自南而北排序为灵武县、保静县、怀远县，是灵武县在怀远县南。故李贤注灵武“在今怀远县西北”大错。此其三。
据上，灵武县在怀远县南。《元和郡县图志》载灵武县“东南之州十八里。”“州”指唐灵州，灵武县从东南方向到灵州距离十八里。《武经总要》载灵武镇“东保静镇四十里”，“西贺兰山六十里，北怀远镇七十里”。“保静镇”即《水经注》之上河城（汉城），址在今永宁县望洪镇西和村一带（说见下文）。“怀远镇”即北魏置怀远县城，唐置怀远镇。《嘉靖宁夏新志》载灵武镇在“城南六十里”。“城”指宁夏镇城，即今银川老城，清《银川小志》《嘉庆灵州志迹》皆从《嘉靖宁夏新志》说，载灵武镇城“在府南六十里”。“府”指清代宁夏府城，亦即今银川老城。
上引自唐至民国10条史料，对河西灵武县故址的方位及至河东唐灵州的距离，在记载中又有差别。
〔唐〕《元和郡县图志》载，灵武县“东南之州十八里。”
〔宋〕《武经总要》载，灵武镇“南渡河至灵州五十里。”
〔明〕《嘉靖宁夏新志》载，灵武镇“南渡黄河至古灵州五十里。”与《武经总要》同。
仔细考量一下，两者之间在距离的表述上是有差异的。一个是灵武县“东南之（至）州”，一个是灵武镇“南渡河至灵州”。《元和郡县图志》载灵武县“东南之州十八里”，是指灵武县从东南方向到灵州的距离。而《武经总要》和《嘉靖宁夏新志》载灵武镇“南渡河至灵州五十里。”是指灵武镇从南渡河，自河岸到灵州的距离。另外，两者之间在方向表述上也有不同，一个是灵武县城从“东南”方向可达灵州，一个是在灵武镇境内的黄河北岸“南渡河”，可抵灵州。
又宋《武经总要》载灵武镇“北怀远镇七十里”，而明《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小志》等方志文献载为“灵武镇，今城（府）南六十里”，比《武经总要》记载得差了10里路程。《武经总要》记载灵武镇到怀远镇的距离是从南向北计算的，而《嘉靖宁夏新志》《银川小志》《嘉庆灵州志迹》记载灵武镇到宁夏府城的距离是从北往南计算的。
综合史书上的记载，有五个数据可以作为考定唐灵武镇、上追北魏“胡城”、西汉〔南〕典农城的依据。即以唐灵州为准的“东南之州十八里”，以怀远镇为准的“灵武镇，今城南六十里”，以保静镇为准的“东保静镇四十里”，以黄河西岸为准的“南渡河至灵州五十里”，以贺兰山为准的“西贺兰山六十里”。它们的聚汇点或重合点应该是唐灵武镇故址。但认真分析上述五个数据，以怀远镇为准的“灵武镇，今城南六十里”是可以采信的，因为银川老城自唐仪凤三年（678年）建城后，城址一直没有变迁过；以贺兰山为准的“西贺兰山六十里”也是可以采信的，因为贺兰山是不可移动的；至于以唐灵州为准，唐灵州城址多有争议；以保静镇为准，保静镇故址尚需考证；以黄河西岸为准，黄河有改道的可能。因此，以唐灵州、保静镇、黄河西岸为基准，都有可能勘定失误。那么，就让我们综合上述史料，采用最简单易行的地理坐标法，找一找唐灵武镇故址到底在什么地方。
以〔唐〕《元和郡县图志》载灵武县“东南之州十八里”为据，勘定灵武故城县址当在青铜峡叶盛镇中沟附近。若按唐《元和郡县图志》校勘记引〔清〕张驹贤以岱南阁本所作的考证“官本作八十八”为据，灵武故城县址到银川市西夏区园林场南农垦局试验站。[34]
如果我们认定〔清〕张驹贤以岱南阁本所作的考证“官本作八十八里”，而不是“十八里”。那么，还有一种计算方法，那就是将灵武县从东南方向过黄河到灵州“八十八里”，减去《武经总要》载灵武镇“南渡河到灵州的五十里”，那么，灵武镇到河岸的距离就是三十八里。则勘定汉故灵武城在今青铜峡邵岗镇南连湖农场五队附近。[35]
又据《元和郡县图志》载“汉渠，在县（汉灵武故城）南五十里”推定，唐制五十里在地图上显示为九厘米，用卡尺从今汉延渠与惠农渠的渠首往北量九厘米，抵今青铜峡市邵岗镇邵北村。
再以〔宋〕《武经总要》记载的“灵武镇，……南渡河至灵州五十里”为据，勘定灵武故城在永宁县杨和镇南旺全村。[36]
再按〔宋〕《武经总要》记载灵武县“东保静镇四十里，西贺兰山六十里”勘定，灵武县往东40里到保静镇，往西60里到贺兰山。这就是说，从保静镇到贺兰山为宋制100里。折合现计里程89.3里（100÷ 1.12）、44.6公里，在地图上应显示为18.2厘米（100÷ 5.5=18.2）。实际上，在河西，今银川古城以南至青铜峡的任何地片上，贺兰山前1250米等高线至黄河西岸的距离，平均只有宋制54.8里，根本没100里（折合现51.5里、25.75公里）的距离，越往南走，贺兰山至黄河西岸的直线距离越短。
假设保静镇在今永宁县杨和镇以南的黄河西岸一线的某一个地方，有四个地点是可以满足灵武县故城在“东保静镇四十里”的条件，这四个地点是永宁增岗、李俊、青铜峡邵岗、瞿靖。它们东距黄河西岸一线的任何一个地点都符合灵武故城在“东保静镇四十里”的条件。但是，它们西距贺兰山1250米等高线的距离，仅分别为38.28里、31.90里、28.31里、31.90里，没有一处可达“贺兰山六十里”的。再假设，灵武故城就在今永宁县杨和镇以南黄河西岸一线的某一个地方，有很多地点是可以满足“西贺兰山六十里”条件的，但不管在哪一个点上，“东保静镇四十里”则一定要过黄河，到达今灵武市东北1200米等高线的三级阶地上。而《水经注》上记载的上河城，即保静镇是在河西，绝不会在今河东灵武市境内。
因此，〔宋〕《武经总要》关于灵武县“东保静镇四十里，西贺兰山六十里”的记载肯定有误。
再按〔宋〕《武经总要》记载灵武县“北怀远镇七十里”丈量，今银川古城直线往南七十里（即现制78.4里、39.2公里），址在今永宁县仁存镇偏东的东方村。如果此地为灵武故城，经按比例尺在地图上测量，南至吴忠古城四十一里，与“南渡河至灵州五十里”不合，西到贺兰山前五十四里，与“西贺兰山六十里”也不合。
再以〔明〕《嘉靖宁夏新志》载“灵武镇，今城南六十里”为据，勘定汉故灵武城遗址，地图显示在今永宁县望洪镇偏南的东方村北。[37]
综合〔唐〕《元和郡县图志》、〔宋〕《武经总要》、〔明〕《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汉故灵武城与灵州故城、怀远县城、保静镇城及汉渠、贺兰山的距离，推定出的汉故灵武城的地望分别是：
灵武故城“东南之州十八里”，在今青铜峡叶盛镇中沟附近。
灵武故城“东南之州八十八里”，在今银川市西夏区园林场南农垦局试验站。
“汉渠，在县南五十里”，灵武故城即在今青铜峡市邵岗镇邵北村。
灵武故城，西南至黄河三十三里，在今青铜峡邵岗镇南连湖农场五队。
灵武故城“南渡黄河至古灵州五十里”，在今永宁县杨和镇南旺全村。
灵武故城“北怀远镇七十里”，在今永宁县仁存镇偏东的东方村。
灵武故城在“府（怀远县城）南六十里”，即在今永宁县望洪镇偏南的东方村北。
以上推定的汉灵武故城城址所在共有七处，其中，综合〔唐〕《元和郡县图志》、〔宋〕《武经总要》，故灵武县在今青铜峡市邵岗镇邵北村至连湖农场五队之间。其余则大有抵牾，不能统一。
至此，西汉灵武县、南典农城、北魏胡地城（胡城）、隋代复置灵武县、唐代灵武镇城址可以大体确定在今青铜峡市邵岗镇邵北村至连湖农场五队之间。
（二）上河城（汉城）
《水经注·河水》卷三：“（河水）又北径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薛瓒曰：‘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
据《汉书·叙传》师古注曰：“上河，地名。”[38]又据《水经注·河水》卷二载：“河水又东北径眗卷县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别出为河沟，东至富平，北入河’。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也。”[39]故“上河城”是以地名“上河”命名的城邑。
上河作为地名，其地域范围包括汉代安定郡眗卷县（今宁夏中卫市中宁县）以东、以北过青铜峡至北地郡富平县塞外浑怀障（今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县陶乐镇西南）一段的黄河。
这样，以今青铜峡为界，就有了两段“上河”：一段为青铜峡以南、以西河段，可称之为“眗卷上河”，一段为青铜峡以北河段，可称之为“富平上河”。在《后汉书·孝安帝纪》中记载有“富平上河”发生的一段故事：元初四年（117年）“任尚及骑都尉马贤与先零羌战于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众降，陇右平。”[40]
据《汉书·地理志》载，在汉北地郡所辖的19个县中，属今宁夏平原的有灵武、富平、灵州、眗衍、廉等五县。关于富平县的地域范围，《汉书·地理志》也说得很清楚：“北地郡，秦置。……富平，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莽曰‘特武’”[41]。“神泉障”在今青铜峡，“浑怀障”在今陶乐。一南一北，均居于黄河以东地区，当时均为富平县辖地。在河西，也有一大片富平县辖地。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载：“世谓之胡城”的“灵武县，上（县），东南之州十八里。本属富平县之地。”此“本属富平县之地”没有在富平县前加“汉”字，推定应为秦富平县属地，汉初置灵武县时，此地为灵武县辖地。
《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四载：“世谓之汉城”的“保静县，上。西南至州六十里。本汉富平县地。”
《太平寰宇记》载：“废怀远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乡，本汉富平县地”。
据上，汉代在黄河以东，南自今青铜峡境内的“神泉障”，北到今陶乐境内的“浑怀障”属富平县辖地。在黄河以西，“世谓之胡城”的灵武县以北，保静县、怀远县故城亦属富平县辖地。《水经注·河水》卷二载：“按《地理志》，北地有廉县。阚骃言：‘在富平北。’”故河西自富平县怀远故城以北，便是汉廉县境。
那么，“上河城”在什么地方呢？
郦道元引薛瓒注曰：“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
薛瓒，晋代人，曾著有《汉书集注》，颜师古作《汉书注》，本于薛瓒注文。《汉书·冯奉世传》师古注曰“上河在西河富平，于此为农都尉。”[42]
“西河”之称，有两解:一是在战国、西汉、东汉时期建置的“西河郡”郡名。二是以黄河为标志的地区名。
战国魏曾置“西河郡”。魏文侯时，吴起曾为西河郡太守，辖境在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公元前330年，其地入秦，郡废。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复置“西河郡”，治所在平定，址在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境内。辖境相当于今鄂尔多斯市伊克昭盟东部、山西吕梁山、芦芽山以西、石楼以北及陕西宜川黄河沿岸地区。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43]
又古称“西河”者，指西部地区南北流向的黄河。有两段：
其一，战国时代，“西河”指今山西、陕西两省交界的黄河段。由北向南，经过今山西河曲、保德、蒲州、风陵渡及陕西神木、佳县、吴堡、韩城等黄河段。《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44]“惟”，训为“是”，即“黑水、西河之间是雍州”。又《汉书·地理志》师古注曰：“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45]此“西河”显系今山陕两省界的黄河段。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魏“武侯浮西河而下。”[46]又《史记·苏秦列传》“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晋国之祸。”[47]即此。
其二，秦汉时期，“西河”又指今宁夏、内蒙古五原间自南而北的一段黄河。自今宁夏中宁、青铜峡、吴忠、灵武、银川、平罗、石嘴山，至内蒙古乌海、磴口、杭锦后旗、临河、五原段黄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张守节正义曰：“即云中郡之西河，今胜州东河也。”[48]即此。
作为地名，历史上的“富平县”有三处：一是西汉置富平县，治所在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废；二是东汉置富平县，在今甘肃庆阳西南，为北地郡治所，东汉末废；三是北朝西魏文帝大统五年（539年）在秦地置富平县，址在今陕西中部频阳县地。薛瓒、颜师古注文在富平县前加“西河”二字，称“西河富平县”，意在与东汉置富平县相区别。“上河在西河富平县”，指明了“上河（城）”所处的地域。
薛瓒注曰“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颜师古注曰“上河在西河富平，于此为农都尉”均有两种断句，古今学者对薛瓒和颜师古注文的理解和断句是不一样的。两种断句，直接关系到上河城的地望和方位，不能不搞清楚。
薛瓒注文的两种断句：一为“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一为“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颜师古注文也有两种断句：一为“上河在西河富平，于此为农都尉”，一为“上河在西河，富平于此为农都尉”。宋代学者徐天麟撰《西汉会要》时，在同安定、陇西、酒泉、敦煌、北地、上郡等郡并列的西河郡下，将颜师古的注文断为“师古曰：‘上河，地名。’又曰：‘上河在西河，富平于此为农都尉。’”[49]不仅断句有误，还把注文中的“西河”与安定、陇西、酒泉、敦煌、北地、上郡等郡并列的西河郡之“西河”混为一谈，把“西河”理解成了“西河郡”。裘锡圭先生则依错误断文认为“上河农都尉，其治所在北地郡富平。”[50]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说：“余考《通典》，河经灵武郡西南，便北流千余里，汉人谓之西河。瓒因上河是河名，因以西河、富平实之，非谓西河郡也。”[51]甚确。
今人傅东华先生在校点《汉书》时，即将颜师古的注文断句为“上河在西河富平，于此为农都尉。”谭属春、陈爱平将郦道元引薛瓒的注文断句为“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52]西河指的是黄河所处的方位，是指今宁夏平原段黄河。
根据今人傅东华、谭属春、陈爱平的断句，在郦道元引薛瓒注文“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中，“此”指“世谓之汉城”的“上河城”。“即此也”，翻译成现代汉语，当为“就指的是这个上河城”。下文又接着说：“上河城”是冯参任上河典农都尉的所在地。
把这段文字完整地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黄河）又往北流经“上河城”东，“上河城”又称做“汉城”。薛瓒说：“上河在西河富平县，‘上河’就指的是这个‘上河城’。它是冯参任上河典农都尉时的治所。”农都尉以“上河”命名，上河农都尉的治所在“上河城”，其城址在“西河富平县”境内。
《水经注·河水》卷三：（河水）“又北径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故汉城是上河城的另一个称谓，《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四载：“保静县，上。西南至州六十里。本汉富平县地，后魏立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俗谓之汉城。”[53]
汉城又有“薄骨律仓城”“刁公城”的称呼。
《太平寰宇记》卷之三十六载：“废弘静县。……按《隋图经集》云：‘弘静县本汉城，居河外三里，乃旧薄骨律仓城也。’”[54]
《魏书·刁雍传》卷三十八载：“九年，雍表曰：‘臣镇所绾河西，爰在表边，常惧不虞。平地积谷，实难守护。兵人散居，无所依恃。脱有妖奸，必至狼狈。虽欲自固，无以得全。今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立城之所，必在水陆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半。’诏许之。至十年（449年）三月，城讫。诏曰：‘卿深思远虑，忧勤尽思，知城已周讫，边境无不虞之忧，千载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为刁公城，以旌尔功也’。”[55]
“汉城”在以后置为“弘静”，其建置沿革有以下几则记载：
《隋书·地理志》卷二十九载：“弘静，开皇十一年（591年）置。有贺兰山。”[56]
《旧唐书·地理志》载：“灵州大都督府隋灵武郡。武德元年，改为灵州总管府，领廻乐、弘静、怀远、灵武、鸣沙五县。”[57]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关内道四载：“保静县，上。西南至州六十里。本汉富平县地，后魏立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俗谓之汉城。隋改置弘静县，神龙元年（705年）改为安静，至德元年（756年）改为保静。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58]
〔唐〕杜佑《通典》载：“温池亦富平县地。旧曰弘静，分置今县。后魏薄骨律镇仓城在此。”“安静旧曰弘静。有贺兰山、楼树山、空青山。”[59]
〔宋〕《太平寰宇记》卷之三十六载：“废弘静县。……按《隋图经集》云：‘弘静县本汉城，居河外三里，乃旧薄骨律仓城也。后魏立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隋立为县，至德元年改为保静县。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60]
〔明〕《宣德宁夏志》载：“保静城，即唐之保静镇，夏为静州。今颓垣尚存，屯军居之。”[61]
〔清〕《读史方舆纪要》载：“安静城，……亦汉富平县地。隋开皇十一年，置弘静县，属灵州。唐初因之。神龙初，改为安静县。至德初，又改为保静县。”[62]
根据上述史料记载，西汉富平县地的上河城，在赫连勃勃建薄骨律城时建为仓城，时称“薄骨律仓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年（449年），刁雍在旧薄骨律仓城基础上建成“刁公城”，之后立弘静镇，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俗谓之“汉城”，居河外三里。隋开皇十一年（591年）改置为弘静县。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改为安静县，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更名保静县，后改置保静镇，西夏时为静州。在明代颓垣尚存，屯军居之。
关于汉城及以后延续下来的北魏弘静镇、隋弘静县、唐安静县、保静镇的城址所在，有以下三条记载：
《隋图经集》云：“弘静县本汉城，居河外三里”。
〔唐〕《元和郡县图志》载：保静县“西南至州六十里。……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
〔宋〕《太平寰宇记》载：保静县，“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与《元和郡县图志》载相同。
用确定汉灵武城址的方法，确定唐之保静镇的具体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唐保静镇（汉上河城）“西南至州六十里。”地图显示在今宁夏永宁县望洪镇西和村附近。[63]据口碑资料，现西和村原名“西河村”。
又“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在地图上应为17.06厘米。但从永宁县望洪镇西和村向西直线量去，至贺兰山脚下“新井”（1280米等高线）仅有9.5厘米。而17.06厘米从地图上的贺兰山脚下“新井”（1280米等高线）往东延伸的终端则越过黄河到达今灵武市秦渠东红柳湾以东约10里的范家庄子台地上。[64]
显然，《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载“贺兰山，在（保静）县西九十三里”有误。九、五形似，在传抄、传刻的过程中极易至错。故“九十三里”应为“五十三里”之误。若此推测不确，按比例，五十三里在地图上即为9.72厘米。用卡尺从贺兰山东麓1280米等高线前缘往东量,恰至今永宁县望洪镇西和村，与《元和郡县图志》载唐保静镇（汉上河城）“西南至州六十里”大体相合。[65]
又《隋图经集》云：隋弘静县（汉上河城、唐保静镇）“居河外三里”。在地图上显示，今永宁县望洪镇西和村东距黄河西岸0.7厘米，折4.6里，多1.6里。这与黄河河道东移有关。
据此，西汉富平县地的上河城、赫连勃勃时代的“薄骨律仓城”、北魏时建置的“刁公城”（俗谓之汉城）、弘静镇、隋弘静县城、唐安静县城、保静镇城址可以大体确定在今银川市永宁县望洪镇西和村一带。
《水经注》引薛瓒曰：上河城系“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其“上河典农都尉”应为“上河农都尉”。西汉职官设“农都尉”，没有“典农都尉”。《汉书·百官功卿表》载：“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设。”[66]《汉书·叙传》师古注曰：“农都尉者，典农事。”[67]典，主管、执掌之意。如典军、典试、典狱等。“典农事”，即掌管农事。
“典农都尉”为东汉时官职。《后汉书·梁统传》载：“拜（梁）腾酒泉典农都尉，悉遣还河西。”[68]又《后汉书·百官五》载：“边郡置农都尉，主屯田殖谷。”[69]
关于汉代在“边郡置农都尉”的问题，见于《汉书》记载的仅有张掖农都尉和上河农都尉。有些学者据居延汉简称，西汉曾在全国边郡设置过十一个农都尉。[70]其实，其所依据的《居延汉简》之214·33A简文，在断句上争议很大。在这片汉简上，有63个字，其中有两个字残脱（以“□”表示），全文为：“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调昧死言守受簿丞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守部丞武□以东至河西郡十一农都尉官二调物钱谷漕转粜为民困乏启（？）调有余给不□”
这段文字，正确的断句应为：“守大司农光禄大夫臣调昧死言：守受簿丞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守部丞武□以东至河西郡十一、农都尉官二，调物钱谷漕转粜，为民困乏启（？）调有余给不□”[71]。
但劳榦先生在《居延汉简考证》中，却将简中“守部丞武□以东至河西郡十一农都尉官二”断为“守部丞武□以东至河西郡，十一农都尉官二。”[72]刘光华先生又将“农都尉官二”之“二”字释做“上”或看做重文号。并引用居延新简中E.P.F22:825A一简中的“□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太守，张掖、酒泉农都尉”之文，认为除了张掖农都尉和上河农都尉外，还有酒泉农都尉。[73]又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引用青海出土赵宽碑文：“充国弟，（字）子声，为侍中，子君游，为云中太守，子（□，字）游都，朔农都尉”，将文中“朔农都尉”释为“朔方郡农都尉”，认为“朔农都尉”是“朔方郡农都尉”之省文。[74]
若此，见于《汉书》及居延汉简上的西汉边郡农都尉仅有张掖农都尉、上河农都尉、酒泉农都尉、朔方农都尉。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个农都尉，有三个冠以郡国名，而上河农都尉则冠以由北地郡富平县管辖的较小的地名“上河”。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区别？是否以郡国命名的有权管理全郡国的农事，而以较小的地名命名的上河农都尉，只能管本地区的农事？我们认为，《汉书·百官功卿表》载“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设”将农都尉和属国都尉并提，可见西汉对边郡地区屯田事业的重视；不设与张掖郡、酒泉郡、朔方郡等齐名的北地农都尉，而在北地郡富平县所属的上河城设置与郡国同级的上河农都尉，足见西汉王廷对今银川平原黄河流域之河西地区屯田事业的高度重视。又《汉书·地理志》载：“班况、冯参皆尝为上河农都尉”。[75]这两任“上河农都尉”，在汉代都是显赫朝野的大人物。班况祖上班壹在汉惠帝、汉高后时，“以多财而为边地之雄豪”，累世为官。班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其女班婕妤为汉成帝嫔妃，“致仕就第，赀累千金。”[76]冯参为汉昭帝时光禄大夫、左将军冯奉世幼子，其姐冯媛为汉元帝昭仪、中山孝王之母。曾任谏大夫，领护左冯翊都水、黄门给事中等职。“阳朔中，中山王来朝，参擢为上河农都尉。”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以中山王舅封宜乡侯。[77]班况、冯参，一位是“国丈”，一位“国舅”，先后任上河农都尉，主持今银川平原河西地区的屯田殖谷事业，更见朝廷对这一地区移民实边、开渠屯田事业的重视程度。
（三）〔北〕典农城（吕城）
《水经注·河水》卷三：“河水又北径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皆参所屯，以事农甿。”
吕城为北典农城的俗名。关于“吕城”的由来，有学者称，吕城与黄河岸边“吕渡”有关，《西夏纪事本末》卷首载《西夏地形图》上，在黄河东岸标有“吕渡”，故吕城因“吕渡”得名。其实，吕城之设，与“吕渡”无涉，系移用中原邑名，与汉代移民今银川平原屯田殖谷有关。
〔汉〕王符《潜夫论》载：“宛西三十里有吕城。”[78]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淯水篇》载：“梅溪又径宛西吕城东”。[79]
〔唐〕李泰《括地志》载：“古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三十里，吕尚先祖封。”[80 ]
吕尚，姜姓，故名姜尚，俗称姜子牙，商朝末年人。相传姜子牙的先祖被封在吕地（今河南南阳），所以又称吕尚。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吕尚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徐广《史记音义》曰：“吕在宛县。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吕忿为吕城侯，疑即此也。”又曰：“吕在南阳宛县西。”[81]
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宛城，今南阳府治附郭南阳县是也。”[82]
据上，吕城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
在汉代，今银川平原黄河之西有“吕城”，犹如北魏太和初年（477~480年）迁徙山东“历下”移民到浑怀障居住，遂使浑怀障有历城、历城县、历城郡之名，亦如1958年迁北京移民到今贺兰县通义乡安家落户，通义乡遂有“京星”农场之名。《水经注》记载今银川平原在汉魏时代有“吕城”“历城”之名，给我们透露了当时迁徙河南、山东的移民到今银川平原屯垦开渠、戍田殖谷、开发宁夏的历史信息。
据《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83]秦汉时期，称今陕西华阴东南潼关、河南灵宝东北函谷关以东地区为“关东”，与今陕西毗邻的河南及与河南毗邻的山东均称为“关东”地区，今河南灵宝县有“关东镇”，即以地处潼关之东得名。又《史记·平准书》：“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如淳曰：新秦中，“长安已北，朔方已南。”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84]《汉书·武帝纪》所载“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与《史记·平准书》记载“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同为一事，“关东贫民”或河南、山东贫民所徙之地为“朔方以南新秦中”，包括汉代北地郡所辖的今宁夏银川平原。故西汉时期在今银川平原黄河之西有“吕城”，实与汉武帝元狩四年徙河南贫民屯居今银川平原有关。“吕城”“历城”的地名，印证了《史记》《汉书》所记载的汉魏时代在今银川平原及周边地区大规模移民实边、引河溉田的历史事实。
据《水经注》记载，上述三城，“皆参所屯，以事农甿。”
在河西所建的〔南〕典农城（胡城）、上河城（汉城）、〔北〕典农城（吕城），都是冯参管理屯田殖谷事业之城，并用以安置屯田殖谷的老百姓。在古代，从外地迁徙而来的老百姓称之为“农甿”，也即“农氓”。“以事农甿”，即利用这些城邑安置迁来屯田殖谷的老百姓。
（四）廉县（西河亭）
《水经注·河水》卷三载：“河水又东北径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
廉县是银川平原黄河以西最早建置的县城之一。
《汉书·地理志》载：“北地郡，秦置。莽曰‘威成’。县十九：……廉，卑移山在西北，莽曰‘西河亭’。”[85]
《后汉书·郡国志》载：“北地郡，秦置。……六城：富平，泥阳，有五柞亭，弋居，有铁，廉，参亦，古属安定，灵州。”[86]
在郦道元《水经注》中，有两段记载廉县的文字。
《水经注·河水》卷二载：“按《地理志》，北地有廉县。阚骃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汉，新秦之土，率为狄场，故城旧壁，尽从胡目。”[87]
《水经注·河水》卷三载：“河水又东北径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
综上，我们可以判定，廉县是西汉北地郡所辖十九县之一，东汉北地郡所辖六城之一，王莽时称“西河亭”。其故城“在富平北”，亦即在汉〔南〕典农城、上河城、〔北〕典农城等富平县辖地之北。在廉县西北，有卑移山（贺兰山）。其城址范围可大致确定在今银川市贺兰县辖境以北地区。
据考古调查，在宁夏银川平原黄河以西至贺兰山山前洪积扇地区，目前汉代遗址可见者有三处：一是分布于今银川市西夏区平吉堡的汉墓遗址，二是集中在今贺兰县暖泉农场北缘的一百多座汉墓群，三是地处今平罗县境南端的下庙乡暖泉村二队的汉代城址。这处在银川平原黄河以西发现的唯一一处汉城遗址，位于贺兰山中段东南山麓洪积扇与洪冲积平原交汇地带，西北距今贺兰县城31公里、距银川古城39公里。地望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记载的“卑移山（贺兰山）在西北”正相符合。据此推断，这就是汉代廉县故城遗址。
这座西南距暖泉汉墓群约1.5公里的廉县故城遗址，东西宽约100米，南北长约200米。夯土筑城墙虽多有坍圮，但墙体遗址依然清晰可见，城址西北部的墙体仍高3米左右。地面至今散布有汉代绳纹陶器残片及砖瓦断块，还曾采集到铁钉、汉五铢钱等文物。
关于汉代廉县故城的始建年代，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应为西汉中期。
据史载，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两千余里，过居延，大败匈奴，置武威、酒泉郡。次年，“减北地郡以西卒戍半”，说明其时匈奴威胁已大大减少，边防比较稳固。接着，将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狩五年，又“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连续两年的大规模移民，使宁夏平原农业人口迅速增加。之后，“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88]开始形成黄河上游最古老的河套大灌区。
20世纪60年以来，宁夏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贺兰山沿山一带的贺兰县暖泉村、金山农场、平罗县简泉农场发现了多处面积很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地表发现了燧石打制的石叶、石片、石核等石制品，采集到一批石斧、石锄、石锛、石凿和石箭头等石器，以及大量细泥红陶、夹砂陶残片和石珠等文物。尤其在暖泉村南约3公里的贺兰山洪积扇坡地东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这处史前民居遗址，均为一个个单间结构的小居室，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这些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可证在距今五六千年前，这一带就有人类居住。就自然环境而言，这里处于贺兰山东麓洪积扇与洪冲积平原的交接地带，从暖泉、简泉等地名可知，这里的地下水位较高，水质较好，常以泉水形式出露地表，除了解决生活用水外，也为发展早期小规模的灌溉农业提供了条件。可以设想，银川地区在没有大规模开发引黄灌区之前，这里是第一批移民建立居民点的理想场所。从贺兰山东麓现存汉墓的分布情况看，在银川平原黄河以西地区，从汉代开始的第一批屯田戍边的移民，大致分布在今银川市西夏区平吉堡、贺兰县暖泉、平罗县崇岗一带。而管理这些移民的县城之一，就是坐落在今暖泉附近的廉县城。由此可以推定，廉县城大致筑于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前后，即汉武帝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期间，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了。
关于廉县城的废弃及其原因，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据《水经注·河水》卷二载：“廉县，……自昔匈奴侵汉，新秦之土，率为狄场，故城旧壁，尽从胡目。”
汉初，中原多战事，无暇顾及北部边地。匈奴部族由是“入北地，居河南”。今银川为匈奴所居。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复取河南地，恢复秦代故土，包括今银川地区。东汉初，由于战乱频仍，朝廷无力北顾，放弃北地等边缘八郡，迁丁民于内地，于是匈奴“转入塞内”。《水经注》所载“自昔匈奴侵汉，新秦之土，率为狄场，故城旧壁，尽从胡目”即当其时。
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48年，南匈奴降汉，入居云中（今陕西靖边北)，为东汉守边，戍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宝襄、雁门、代郡北部的安全。时银川地区为汉族和匈奴杂居地。受北匈奴控制的羌族由是入居北地郡。公元107~159年，羌人爆发了3次大起义，东汉政权失去对北地、安定等沿边郡县的控制，今银川全境逐渐成为羌、匈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灵州县、灵武县、廉县城也随之废弃，“故城旧壁，尽从胡目”。兴盛了300多年的廉县城从此衰败颓圮，至北魏时只剩下一座“故城”了。
四、北典农城和怀远故城
综上分析，在“河西四城”中，〔南〕典农城（胡城），上追汉代灵武县，下逮后魏历城郡，隋代广润县，仁寿初复曰灵武县，唐灵武镇，宋属灵州，夏设顺州。址在今青铜峡市邵岗镇邵北村至连湖农场五队周围，建置沿革是清楚的。上河城（汉城），赫连勃勃时称“薄骨律仓城”，北魏刁雍建为“刁公城”，后置弘静镇，隋置弘静县，唐为安静县、保静县，后置保静镇，夏为静州，至明代颓垣犹在，址在今永宁县望洪镇西和村附近，建置沿革也是清楚的。至于廉县故城，方位明确，遗址尚存，也不成问题。
唯独“俗名之为吕城”的〔北〕典农城，自北魏后，史书无沿革，典籍无续载，忽然从历史的视线中消失了。而在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中，河西地区又出现了一个“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的怀远县城。〔北〕典农城的邑名自北魏后消失了，怀远县在北魏时出现了。〔北〕典农城与怀远县城是共处河西而地望不同的两个古城吗？
讨论清楚这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史料匮乏且记载过于简略的情况下，如果能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搜求到哪怕是几个字的有用资料，都会如获至宝。我们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在史书中只有4条最直接的资料，尽管引用过好几次，但还是需要认真揣摩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找出一点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线索：
〔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河水》卷三云：“河水又径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径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又北径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又东北径廉县故城东。”[89]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载：“怀远县，上，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其城仪凤二年为黄河泛损，三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90]
《旧唐书·地理志》载：“怀远，隋县。……仪凤中，再筑新城。”[91]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载：“废怀远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乡，本汉富平县地，周建德三年（574年）迁二万户于此置郡及县，并名怀远。隋开皇三年罢郡，而县额不改，复隶灵州。县有盐池三所。”[92]
综合上引史料，以下几个问题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北〕典农城（吕城）和怀远县城（饮汗城、丽子园）都建立在黄河以西。
第二，〔北〕典农城（吕城）和怀远县故城都在上河城（汉城）北、廉县故城东南，均处于上河城（汉城）和廉县故城中间。
第三，怀远县故城于仪凤二年为黄河泛损，仪凤三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故城址在今银川老城以东，在宋代废城尚存。而同处于河西上河城（汉城）和廉县故城中间的〔北〕典农城（吕城），在以后的历史文献中，既没有遭“黄河泛损”或平毁、废弃的记载，也没有留下遗址的记载。
在以上三个可以确认问题的基础上，又有以下问题需要作深入探讨：
第一，既然〔北〕典农城（吕城）和怀远县城（饮汗城、丽子园）同坐落在黄河以西，均处于上河城（汉城）和廉县故城中间。为什么〔北〕典农城自北魏后消失后，怀远县又在北魏时出现了？如果它们是两个古城，那应该是“河西五城”才对，而为什么《水经注》会失载为“河西四城”呢？唯一能够解释通的是，在假定的“河西五城”中，实际上有两个城邑原本就是一个城。这里最有可能的就是〔北〕典农城和怀远县故城。两城邑同在河西，同处于上河城与廉县故城之间，在建置上有承继关系，时间上可相互衔接，既不跨时交叉，也不断代缺环。若非一城，断不会有如此巧合。因此，所谓的“〔北〕典农城”“吕城”“饮汗城”“丽子园”“怀远县城”等，只不过是一个城邑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称谓而已。
又大凡历史故城，尤其秦汉以后之建置，无论时代早晚，均可为后人所知。史书缺载者有之，遗址平毁无痕者有之，但绝不能二者兼具。一如“〔北〕典农城”，自北魏后，史书无只字记载，倏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不合情理，更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的怀远县故城的出现，为我们解开了〔北〕典农城消失之谜，原来西汉建置的〔北〕典农城，就是怀远县故城的前身。非此，不能解释〔北〕典农城自北魏后史书了无记载的悖理现象。
第二，〔北〕典农城和怀远县故城原本是同在黄河以西，共处上河城、廉县城之间的一个城邑，其称谓有五，按出现时代排序，当为西汉〔北〕典农城、吕城、饮汗城、十六国丽子园、北魏怀远县城。一城有五个名称，其时间跨度约近700年。在中国历史上，一个超过千年建置的古城，其名称多则十几个，少则六七个，少有一两个地名一以贯之的古城邑。一如银川古城，历史上曾用过的名称就有16个。其中，怀远县之名经北魏、北周、隋、唐，到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迁都怀远镇，改兴州以居为止，历时约580多年，是银川历史上所用时间最长的地名。因此怀远故城在其长期建置时期有多个地名称谓不足为奇。
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找出〔北〕典农城（吕城）、饮汗城（丽子园）、怀远县城等三个古城之间的关系。否则，北典农城和怀远县城是为一城的论断就很难成立。
事实上，《水经注》载河水“又北径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已经讲清楚了〔北〕典农城与吕城是为一城；《元和郡县图志》载“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也讲清楚了饮汗城、丽子园、怀远县城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两组五个古城名中，〔北〕典农城（吕城）与饮汗城（丽子园、怀远县城）之间在城邑名称上有什么关系呢？
就其地名含义而言，我们已大致了解的有〔北〕典农城、吕城、怀远县城，最不好理解的是丽子园和饮汗城。
“丽子园”，有两解。其一，古称美女曰“子”，“丽子”或为赫连勃勃宠妃之爱称，“丽子园”者，犹言其地秀丽，如美姬“丽子”也。[93]其二，有学者将“丽子园”释为“吕字园”，吕、丽一声之转，可以通假；字、子音同，可以转借。因此“丽子园”就是“吕字园”，就是“吕城”。[94]
释“丽子园”犹言其地秀丽，如美姬“丽子”者，不能解决“丽子园”与〔北〕典农城（吕城）”的关系问题。赫连勃勃所建“丽子园”与“吕字园”“吕城”是有音训关系的，将两城训为一城，这在音韵学上是能够成立的，但没有历史文献依据。运用训诂学“因声求义”的方法求证古地名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有文献记载作旁证的。
现在我们直接切入“饮汗城”这个地名，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饮汗城”之“饮汗”，系匈奴语言的音译汉字记录。据考证，“饮汗”的拉丁文拼为“Irgai”。[95]“Ir”由“I”和“r”两个元音组成，“I”为舌尖音，舌尖顶上腭迅速离开时发音为“I”，汉字记音为“勒”；“r”为翘舌音，翘舌发音为“r”，汉字记音为“日”。若“I”和“r”连起来发音，近似于汉字“来”或“雷”的发音，故可转音为“吕”。“汗”（gai）由声母“g”和韵母“ai”组成，可拼音为“盖”或“干”，“汗”，汉语古音读为“干”，汉代置“余汗县”，即今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又“干”（gai）有“城”之义，“干”“城”为同义词，均喻为捍卫者。可组成“干城”一词，《诗·周南·兔置》：“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孔颖达疏：“言以武夫自固，为捍蔽如盾，为防守如城然。”综上，匈奴人称之为“饮汗”（Irgai）的城邑，是为“吕城”。
700多年后，尽管“本名饮汗城”的怀远故城于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为黄河湮废，第二年于今银川老城所在更筑新城，但匈奴人对“饮汗城”的称呼却一直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代代相袭，被固执地沿用下来。西夏、元代以降，蒙古等少数民族，仍然习惯地将怀远新城延续下来的西夏中兴府（即今银川古城）称为依儿格、依儿格衣、依儿盖，即“饮汗”（Irgai），或由“饮汗”音变后的依儿哈亦（Ircai）[96]、亦儿哈牙（Ircaya）、额里合牙、额里哈牙（Egrigaia)、额里孩（Irghai）[97]。
这在《蒙古秘史》《多桑蒙古史》《马可·波罗行纪》《蒙古帝国史》等史籍中多有记载，并非虚妄之说。如《蒙古秘史》卷十二载：成吉思汗决定攻打西夏，遣特使前往西夏国都中兴府，质问西夏新主李睍（不儿罕）：“在成吉思汗征讨撒尔塔兀勒时，曾通知西夏出兵效力，可你不仅未出一兵一卒，还出言讥讽成吉思汗，这是什么道理？”西夏大将阿沙敢不说：“讥讽的话是我说的。今天你们蒙古人以为惯战想要与我一战，那就到阿剌筛（贺兰山）一地来吧！那里有我身居帐房的、惯以驼驮的人们。要战，就在那里厮杀！如果需要金银财宝，则到额里合牙、额里折兀二城来！”[98]
“额里合牙”是为西夏国都中兴府城，即今银川古城。“额里折兀”即凉州。又《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元初，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西夏旧境中兴府城所见时说，曾记载“额里哈牙……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以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99]“额里哈牙”即指中兴府城。
又经田野调查，在与宁夏毗邻的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广大牧区，稍上年龄的蒙古牧民，直到现在仍然用蒙语“依儿盖”称呼今银川城，这是不容置疑的。
“饮汗”二字，是用汉字记录匈奴语言的音译。用汉字记录少数民族语言，惯用的方法是用汉语的同音字，对应少数民族语言的发音，因此往往会有少数民族词汇中一个音节用多个同音字记音的现象，这样就出现了同一个少数民族词汇，用多种汉字表音的结果。如源于鲜卑语的贺兰山，就有“阿剌筛”“阿拉善”“阿拉山”多种译法，是鲜卑语的“贺兰”加汉语的“山”构成的词汇。至于“贺兰”，译法就更为多样，除以上所引的“阿剌”“阿拉”外，还有“赫赖”“黑赖”“黑狼”“豁了”等。又如赫连勃勃曾为重修的海宝塔，原来应称为“赫连勃勃塔”，后简称为“赫勃塔”，又称为“赫宝塔”，“黑宝塔”，到清代才规范为、或约定俗成为“海宝塔”。[100]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类似这样的实例屡见不鲜。
同样的道理，在汉代用汉字记录的匈奴词汇，用同音字表音的“饮汗”二字，后来在很多文献中又记录为“依儿格”“依儿格衣”“依儿盖”“依儿哈亦（Ircai）”“亦儿哈牙（Ircaya）”“额里合牙”“额里哈牙”（Egrigaia)，实在是沟通中国古代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言之间的一种惯用的方法。
“饮汗”二字同“依儿格”“依儿格衣”“依儿盖”之间的音译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饮”相对“依儿”，“汗”相对“格”“格衣”“盖”。“依儿”之“儿”，蒙语发音为舌尖接触上腭的舌腭音，汉字亦可记为近似“日”的发音。快读即为“饮”。“饮”如记录为“饮儿（日）”，便与“依儿（日）”发音一样。“汗”，拉丁文拼法为“gai”转译汉语读音为“盖”“干”，汉代置“余汗县”，即今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即其证。“汗（干）”与“格”“格衣”“盖”声母相同，均为g，发音部位均属舌根音；韵母分别为an、e、e、ai。在韵母an（安）、e（额）、ai（欸）中，单元音e和复元音an、ai的发音方法相近。至于“格衣”和“汗（干）”“格”“盖”的关系，也是非常明确的。“格衣”快读，即可到“汗（干）”，也可至“格”“盖”。换言之，“汗（干）”“格”“盖”的元音读为长音收口时，往往会带出短促的“衣”音来，此时用汉字记录其发音，自然会将“格”记为“格衣”，这是符合音变规律的，也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依儿格、依儿格衣、依儿盖，均属“饮汗（干）”的音同或音近的汉字记录结果。至于依儿哈亦（Ircai）、亦儿哈牙（Ircaya）、额里合牙、额里哈牙（Egrigaia)等音译词汇，“额里”是“格衣”“依儿”（“亦儿”）的音变，“额”雅格切，“格”曷各切，同属药韵，字可通假。“依儿”“亦儿”是“饮”+“儿（日）”的发音记录。“哈亦”“哈牙”“合牙”是“汗（干）”读为长音收口的汉字记录。而“衣（亦）”记录为“牙”的语音，倒是应了宁夏方言中的一句俗话：“看你咿咿呀呀的，连话都说不清楚！”“咿呀学语”或“牙牙学语”也就成了形容黄口小儿初学说话、咬音不准的一个成语。看来，“衣（亦）”和“牙”因发音方法太过相近，原本是容易搞混的，记录为不同的汉字，自在情理之中。
总之，依儿格、依儿格衣、依儿盖、依儿哈亦（Ircai）、亦儿哈牙（Ircaya）、额里合牙、额里哈牙，都是对“饮汗（干）”（Irgai）不同记录的汉字表述形式，是“饮汗（干）”在音译过程中的不同写法。其实，在上述音译词汇中，去掉儿（日）音、去掉长音收口音，“依儿格”“依儿格衣”“依儿盖”“依儿哈亦”“亦儿哈牙”，即成为“依格”“依盖”“依哈”“亦哈”，与“饮汗”的读音“饮干”是不是更为接近？
简要之，匈奴人称为“饮汗”的城邑，其拉丁文拼法为Ir gai，其中，“Ir”汉语译音为“吕”；“gai”转译汉语读音为“干”，译写为“汗”，而“干”即“城”，故“饮汗”（Irgai）即为“吕城”。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北方少数民族将“饮汗”城发展到北魏的怀远城，西夏至元代的中兴府城称为“依儿格”“依儿格衣”“依儿盖”“依儿哈亦”“亦儿哈牙”“额里合牙”“额里哈牙”等，直到现在，蒙古人仍然称今银川城为“依儿盖”。因此，北典农城（吕城）与饮汗城、丽子园、怀远故城实为一城，是没有问题的。
五、北典农城的城址考证
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汉时代的北典农城就是北魏建置的怀远县城，亦即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遭黄河泛损的怀远故城。那么，怀远故城，即汉北典农城的城址在什么地方呢？与此相关的史料记载只有两段文字。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载：“怀远县，上，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本名饮汗城，赫连勃勃以此为丽子园。后魏给百姓，立为怀远县。其城仪凤二年为黄河泛损，三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101]
〔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载：“废怀远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乡，本汉富平县地，周建德三年（574年）迁二万户于此置郡及县，并名怀远。”[102 ]
《元和郡县图志》载“于故城西更筑新城”，说明怀远县故城是在唐仪凤三年所筑“新城”的东边，即今银川古城的东边。新旧两城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没有说明。但其记载的“怀远县，上，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却为我们勘定怀远故城的城址提供了依据。这段文字中的“州”，指唐灵州。据清代学者张驹贤以岱南阁本为对象所作的考证，“在州东北”上疑有“故城”二字，即应作“故城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因此，尽管〔唐〕《元和郡县图志》和〔宋〕《太平寰宇记》没有讲清楚唐怀远新城至怀远故城的距离，但以唐灵州为基准点，讲清楚了从两个方向分别到怀远新城、怀远故城的距离，即从灵州北至怀远新城一百二十五里；从灵州东北行一百二十里，隔黄河即是怀远故城，比往北直接到怀远新城少五里。
《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怀远故城“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其所用“隔河”，不用“过河”，说明这段路程是从灵州向东北行一百二十里与怀远故城“隔河”之处的距离。因为唐代怀远故城被黄河淹没前就在黄河西岸，淹没后不久因黄河河道东移而出现，仍在黄河西岸。所以计算这段路程的终点是在黄河东岸。如果用“过河”二字，意思就变了，“一百二十里”就变成了从灵州向东北过黄河再到怀远故城的距离，这段距离，就应加上黄河东岸至西岸的长度。
以唐灵州为中心，一条线往东北延伸至过黄河到怀远故城的黄河东岸，一条线往北延伸至唐仪凤三年移建的怀远县新城，因直线延长的方向不同，会在两条线中间形成一个夹角。又怀远故城在怀远新城东，所以再从怀远县城往东向黄河对岸方向画一条直线，与唐灵州往东北延伸的线条相交，便形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唐灵州城（吴忠古城湾）东北至黄河东岸是长直角边（A）；唐怀远县城至黄河东岸短是直角边（B）；唐灵州城（吴忠古城湾）往北至怀远新城为斜边（C）。
在上面各条线段构成的直角三角形上，我们已经知道了斜边（C），即从唐灵州北至怀远新城是一百二十五里，长直角边（A），即从唐灵州城往东北过黄河至怀远故城是一百二十里。用大家所熟知的勾股弦定律计算短直角边（B），从唐怀远新城到黄河东岸的距离为唐制35里。[103]
在1∶ 300，000比例的银川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3公里，等于6里，用卡尺从银川古城（唐怀远新城）往东向黄河方向测量，经过大新镇、镇河村、司家桥到黄河东岸，地图上显示长度为7.2厘米，合21.6公里、43.2里，约等于唐代度制47.52里。[104]
按〔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运用勾股弦定律计算，黄河东岸至唐怀远新城（银川古城）的距离为唐制35里；按比例尺在地图上测量计算后再换算为唐制，今黄河东岸至唐怀远新城（银川古城）的距离为唐制47.52里。两者之间相差了唐制12.52里，为现制11.38里、5.69公里，也就是说，从《元和郡县图志》成书的唐元和八年（813）至今的1178年间，黄河东移了5.69公里，平均每年东移4.83米。换言之，因黄河东移，现在银川古城到黄河东岸的距离，比1178年前的唐元和八年（813年）延长了5.69公里。又怀远故城于唐仪凤二年（677年）遭黄河泛损，唐仪凤三年（678年）“更筑新城”，至今1330年。以黄河平均每年东移4.83米计算，1331年来，黄河东移了6.43公里、12.86里，折唐制14.15里。
以唐制测量临黄河西岸已于“仪凤二年为黄河泛损”的怀远故城，应在今实测的47.52里中，减去黄河从唐仪凤三年（678年）到现在东移的14.15里，再减去黄河本身约700米的宽度及濒临两岸各500米的滩涂湿地约计1.7公里（现制3.4里、唐制3.74里），唐度制共17.89里，就是怀远故城的所在地。
经换算，唐度制17.89里等于今16.26里、8.13公里，在地图上显示为2.71厘米。在地图上用卡尺从银川古城（唐怀远县城）往东测量，唐仪凤二年（677年）遭黄河泛损的怀远故城址在惠农渠东、今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
为了进一步证实怀远故城址在今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一带。我们再依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记载的怀远废城、唐怀远县城到唐灵州古城的距离进行核实。
唐《元和郡县图志》载：“怀远县，上，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
我们已经知道，唐代的1里，等于现代的1.10里。在1∶300，000比例的银川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3公里，等于6里，也即等于唐代的6.6里。
从怀远县城往南125里可到达灵州。按地图1厘米等于唐代6.6里的比例尺，今银川古城（唐怀远县城）向南至今永宁县仁存渡过河，往南至今吴忠古城（唐灵州）125里，应为18.9厘米。在地图上测量，今银川古城向南至今永宁县仁存渡11.2厘米，过河至东岸陶家圈1.2厘米，往南至今吴忠古城湾6.5厘米，三个数据相加，正好是18.9厘米。与银川古城（唐怀远县城）南至今吴忠古城（唐灵州）125里的地图比例完全相投。
唐《元和郡县图志》：“（怀远故城）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
从灵州东北隔黄河120里即可抵达怀远故城，今吴忠古城（唐灵州）往东北至今黄河东岸120里，按1厘米等于唐代6.6里的比例尺在地图上显示，应为18.2厘米。但从今吴忠古城往东北直测，到与掌政镇洼路村直对的黄河东岸17.8厘米，差了0.4厘米，计2.64里。合现制2.4里、1.2公里。而在此处往西过黄河向银川古城测量，则为7.0厘米，比我们前面从银川古城（唐怀远城）往东向黄河方向测量，经过大新镇、镇河村、司家桥到黄河东岸，在地图上显示的7.2厘米长度少了0.2厘米。黄河进入银川地界，走向东北北，曲度较大。据推测，上述误差尽管不大，但很可能与黄河东岸的变化不定有关。
综上，我们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对在汉代北典农城（吕城、饮汗城）、南北朝丽子园基础上建置的怀远县故城的地望和城址从几个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论证，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即银川市最早的城市兴建于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一带，直线距离至银川古城9.1公里。
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城邑之间、地物之间的距离，多为高低曲直变化较大的道路距离。由于古代测量工具的简陋，测量技术的落后，测量方法的粗疏，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城邑之间、地物之间的距离，其精确度不会很高。再加上古人经常用“南至”“东北至”“西南至”等测量方向不准确的文字记录城邑、地物之间的距离走向，误差在所难免。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地量距离往往是一个概数，是一个约数。
因此，在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没有问世之前，以文献记载为据，探讨一座已消失了的古城所在，尽管方法得当，勘定其地望肯定会有误差，只能求其所在的大致范围而已。
总之，长期困惑宁夏历史地理学界的北典农城和怀远古城实为异名一城，其城址确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一带。
六、北典农城建城年代考证
我们已经知道了西汉时代的北典农城就是北魏建置的怀远县城，亦即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遭黄河泛损的怀远故城，也知道了怀远故城，即汉北典农城的城址约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附近。那么，西汉北典农城是在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郦道元《水经注》引晋人薛瓒《汉书集注》的注文：“上河在西河富平县，即此也，冯参为上河典农都尉所治也。”又云“河水又径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径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河水又北径典农城东，俗名之为吕城，皆参所屯，以事农甿。”[105]
据上所知，汉代在银川平原黄河一线所建置的〔南〕典农城、上河城、〔北〕典农城等河西三城，皆由朝廷委派的农都尉管理。考证管理〔南〕典农城、上河城、〔北〕典农城的农都尉设置年代，会对解决北典农城的建城年代有所帮助。
在汉武帝初年，朝廷设“农都尉”，《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106]据清代学者瞿中溶考证：“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边郡增置属国都尉、农都尉”，[107]但不知所出何由。《汉书·叙传》师古注曰：“农都尉者，典农事。”[108]典，主管、执掌。如典军、典试、典狱等。典农事，即执掌农事。
据《西汉会要》载：“班况、冯参皆尝为上河农都尉。”[109]在今银川平原的河西三城，设置农都尉管理的年代史书无载。出任上河农都尉的官员仅见两人，一个是班况，一个是冯参。
《汉书·叙传》载：班况“举孝廉为郎，积功劳，至上河农都尉。”[110]出任上河农都尉的时间大约在汉成帝建始初年，即公元前32年。冯参曾在阳朔年间任上河农都尉，“阳朔中，中山王来朝，参擢为上河农都尉。”[111]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4～前21年间。但在班况出任上河农都尉之前，还有没有上河农都尉之设，两汉史书均无记载，尚未找到确切资料可供查证。因此，北典农城至迟在班况出任上河农都尉期间建成，时间在汉成帝建始初年，即公元前32年，距今2041年。另外，我们还可以从汉代宁夏平原引黄灌区的开发建设年代上，推定北典农城的建城时间。
银川平原引黄灌区的开发始于西汉。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开渠引灌、屯田殖谷，设置屯田城以事农甿就成为必然之举。以致利用废城徙居胡人、复辟旧城充扩屯田、修筑仓城积谷备荒等，成为西汉中叶宁夏平原引黄灌区的一时之盛。因此，在确定引黄灌区开发年代之后，即可推定北典农城的建城时间。根据《史记·匈奴列传》《史记·河渠书》《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汉书·沟洫志》《汉书·食货志》等史书记载，从时间先后顺序上加以排比分析，可知引黄灌渠的修建是在汉武帝元狩四年、五年（前119年、前118年）向宁夏平原大规模移民之后。
据《汉书·武帝纪》：“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112]又《史记·平准书》：“其明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如淳曰：新秦中，“长安已北，朔方已南。”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113]
引黄灌溉工程大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二年（前115年）初步建成，屯田城堡至迟在元鼎三至五年开始建设。《史记·河渠书》：“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114]如此，可把北典农城的建城时间推定在元鼎五年（前112年），这样，就与次年（元鼎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15]的记载正好衔接。汉代称黄河宁夏平原段为“上河”“西河”，这里的“西河”，即指流经宁夏平原的黄河两岸的广阔地区，而“开田官”似应包括设置上河农都尉等屯田管理机构在内。由此可知，北典农城大致建成于汉元鼎五年（前112年），距今2121年。
七、结语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银川，历史悠久，堪可称道。名城银川的城市起源问题，银川地区的城市从哪里开始，何时发端，一直是宁夏历史地理学界的研究方向，也是宁夏方志界密切关注的课题之一。解决好银川市建城史和城市历史沿革中的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并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取得“定论”。这对于宣传银川、提高银川市的知名度、弘扬银川市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2年，中共银川市委办公室、银川市革委会办公室资料组编辑的《银川概况》（机密）中，有“历史沿革”一节，并附有一张《历史沿革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银川城市起源及历史沿革进行的文字表述，资料主要依据1927年马福祥、陈必淮主修，王之臣总纂的《朔方道志》，错误很多。1988年8月，银川市地名委员会编修的《银川市地名志》出版。在《银川市地名志》中，专列“历史沿革”一节，并附有《银川市建置沿革表》，其“历史沿革”基本上沿用了70年代的观点，也吸收了当时宁夏方志界学者的研究成果。1998年8月，银川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银川市志》出版，在这部志书中，专辟《地理编》，从“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两个方面描述了银川市的地理状况。在“历史地理”部分，专修“建制”一节，以“建制沿革”“古城变迁”互为表里，系统地叙述了银川的城市发端及历史沿革。但是，由于当时学术界对银川市建城史始自何时，对最早的银川古城在哪里说法不一，争论很大，所以《银川市志》根据修志“凡例”的要求，对这些尚未定论的问题，“取其一说，并附列相左的观点，以期后来者论证。”[116]多年来，尽管在各种对外宣传材料中，大都采用了《银川市志》“取其一说”的观点，但从严格意义上讲，银川的城市起源及其历史沿革中的很多学术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2008年，在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政协主要领导同志的关注下，银川市政协组织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几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方志学专家组成的课题组，对银川城市起源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学术研究。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银川城市历史沿革中的几个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重大学术问题：一是银川城市起源，二是银川古城的始建年代，三是银川最早的城市地望，也即银川最早城市的方位和地点。
课题充分吸收了宁夏历史地理学、方志学界的学者们3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顾全大局，求同存异。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溯源法，由近及远，从有文献记载的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年）怀远县迁建今唐徕渠东，即今银川老城所在地，向上追溯到建城之始，追溯到银川最早的城市形态及创建年代。从而为银川城市历史沿革构建起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完成对银川2000多年建城史的客观描述。
研究过程是复杂的，结论却很简单：今银川的城市，发端于西汉时代。
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汉代至北魏时期,今银川平原黄河流域曾先后出现过7个古城，其中2个古城在当时黄河主河道东侧，即富平县故城、浑怀障（历城）；1个古城是“在河渚上”的薄骨律镇城（赫连果城）；还有4个古城是在当时黄河主河道西侧。它们从南到北依次为〔南〕典农城（胡城）、上河城（汉城）、〔北〕典农城（吕城）、廉县故城（西河亭）。银川城市即起源于“河西四城”中的北典农城。
据史载，汉初，中原多战事，无暇顾及北部边地。匈奴部族于是“入北地，居河南”，今银川地区为匈奴所居。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复取河南地，恢复秦代故土。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将军霍去病、公孙敖“出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汉书·武帝纪》），大败匈奴，置武威、酒泉郡。“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威胁大为减少，西北边防得以稳固。汉元狩四年（前119年），“减北地郡以西卒戍半”。接着，将“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汉书·武帝纪》），包括今银川平原地区。元狩五年（前118年），又“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连续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使宁夏平原农业人口迅速增加，“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今银川平原开始兴建汉渠、光禄、御史等引黄灌渠，黄河中上游最古老的河套大灌区逐渐形成。今银川平原引黄灌溉工程大约在元狩六年（前117年）至元鼎二年（前115年）初步建成。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开渠引灌、屯田殖谷，广大灌区置田官、斥塞卒、兴建屯田城以事农甿便成为必然之举。至迟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今银川平原黄河以西的屯田城堡先后建成。在此大背景下，兴起了一座管理屯田实边、开渠殖谷事业的北典农城，因徙河南宛西吕城（今河南省南阳市西）民众屯居，故又称之为“吕城”。时间大致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其建城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无史料和考古实物证明，我们不妨根据当时移民实边的情况，权将北典农城（吕城）的始建时间推定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即距今2121年。有待今后考古发掘和史地学界进一步研究论证。
据《汉书·百官功卿表》载，执掌各地屯田殖谷等农事的“农都尉”，系“武帝初设。”又《汉书·地理志》《汉书·叙传》《汉书·冯奉世传》《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载，汉成帝建始初年（前32年），班况出任上河农都尉，汉成帝阳朔年间（前24～前21年），朝廷任冯参为上河农都尉。前后两任上河农都尉，均为与皇帝有亲族关系的朝廷重臣。班况为汉代“边地雄豪”班壹的后代，其女班婕妤为汉成帝嫔妃，“致仕就第，赀累千金。”[117]冯参为汉昭帝时光禄大夫、左将军冯奉世幼子，其姐冯媛为汉元帝昭仪、中山孝王之母。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以中山王舅封宜乡侯。[118]班况、冯参一位是“国丈”，一位“国舅”，先后任上河农都尉，以南典农城、上河城、北典农城为据点，主持管理今银川平原灌区屯田殖谷事业，可见朝廷对开发西北宁夏平原的重视程度。
汉元鼎五年所建北典农城（吕城），匈奴等北方少数民族称其为“饮汗城”。十六国时代，赫连勃勃将“饮汗城”改建为“丽子园”。
据考证，“饮汗”的拉丁文拼法为“Irgai”,“Ir”为“吕”字的转音，“gai”，古音读“干”，即城之意。故汉代匈奴人称之为“饮汗”（Irgai）的城邑，是为“吕城”。在宋元以后，“饮汗城”仍为北方少数民族所沿用，称今银川古城，即西夏中兴府城为“依儿格”“依儿格衣”“依儿盖”“依儿哈亦”“亦儿哈牙”“额里合牙”“额里哈牙”等。经调查，在与宁夏毗邻的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广大牧区，稍上年龄的蒙古牧民，直到现在仍然用蒙语“依儿（日）盖”称呼今银川城。
北魏时期，民户增多，遂在“饮汗城”址的基础上置怀远县，隶灵州管辖。东、西魏相争，县废。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迁两万户于此，又复置怀远县，并增设怀远郡治此。隋开皇三年（583年）罢郡存县。唐高宗武德元年（618年)，怀远县改属灵州。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年），在历史上存在了100多年的旧怀远县城因黄河河道西移而遭“泛损”。第二年，于故城西更筑新城，此“新城”即为今银川古城之前身，距今1330年。唐代怀远县新城的规模和形制已不见记载，但在城东北隅相传建于唐代的汉寿亭侯庙（关公庙）[119]，却经宋、元、明、清多次重修，一直保存到民国时期。
唐代兴建的怀远县城，在宋开宝年间改置为怀远镇，成为当时“河外六镇”之首。1001年（宋咸平四年）9月，党项拓跋部首领李继迁，攻克怀远等河外六镇，并于次年将灵州6000余人迁至怀远。宋天禧四年（1020年）冬十一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将都城从灵州迁到怀远镇，改称兴州并定居。[120]1033年5月，李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宋宝元元年（1038年）10月，李元昊在兴庆府南“筑坛受册，即皇帝位”，正式建立了延袤万里的大夏王国。
尽管宋怀远镇被改称“兴州”，以后成为西夏国都兴庆府，但在西夏早期，在“兴州”、即原宋怀远镇东南又曾建置怀远县。西夏中后期，则将其周围建置为怀州，终西夏之世。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载：“怀远县，南至州一百二十五里。（故城）在州东北，隔河一百二十里。”采用比例尺在地图上测量，怀远故城址在今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一带。又据明弘治《宁夏新志》载，在明代宁夏镇城东十五里，有一座废城，称为“高台寺城”，“城（指宁夏镇城）东十五里有废城，台居其东，元时呼为下省。”又载：“高台寺，城东十五里，李夏废寺，台高三丈。……下有大湖万顷，水色山光，一望豁然。”[121]这座被称做“高台寺城”的废城，地理位置即在今银川兴庆区掌政乡洼路村境内。至今，一座经明清逮及民国多次重修的“高台寺”，仍坐落在洼路村一片地势较高的台地上。而据口传资料，其称之为洼路村的地方，原名“瓦路村”，因曾经有遍地砖瓦残块堆积而得名。据考证，这里就是唐代被黄河淹没的“怀远故城”，也即上溯到汉代〔北〕典农城的故址所在。
西汉时期的北典农城（吕城、饮汗城），十六国时期的丽子园、北魏时期的怀远故城，西夏时期的高台寺城，尽管被今日的农田所替代，但为古城银川的悠久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5页。
［2］《旧唐书·地理志一》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416页。
［3］《新唐书·地理志一》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972页。
［4］《旧唐书·地理志一》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417页。
［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
［6］《隋书·地理志上》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813页。
［7］〔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5页。
［8］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魏〕中华书局，2007年7月版，第71页。
［9］陈桥驿：《郦道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36页。
［10］《魏书·列传第七十七》卷八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1926页。
［11］《北史·列传》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95页。
［12］鲁人勇、吴忠礼、徐庄：《宁夏历史地理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页。
［13］［1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4页。
［15］《隋书·地理志上》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813页。
［16］〔唐〕杜佑：《通典》典九一八，中华书局，1984年2月版。
［17］〔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
［1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十一·宁夏卫》。
［19］赵永复、赵燕敏：《〈水经注〉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31页。
［2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6页。
［21］据丘光明先生对唐尺的研究，将“唐一尺之长厘定为30厘米”（《中国古代度量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唐代里程换算公制的方法为：唐制1尺=30厘米，1丈=10尺=300厘米，1里=180丈=54000厘米=540米=0.54公里=0.27里。
今制1尺=33.3厘米，1丈=10尺=333厘米，1里=150丈=49950厘米=499.5米=0.4995公里=0.249里。
0.249÷0.27=0.9，即今制1里=唐0.9里，即唐1里=今制1.1里。
宋制1尺=31厘米，明制1尺=32.6厘米。换算公制的方法如上。
［22］《后汉书·段熲传》卷六十五李贤注，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150页。
［2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4页。
［24］〔宋〕《武经总要》。
［25］〔明〕朱旃：《宣德宁夏志》。
［26］〔明〕《嘉靖宁夏新志》。
［27］〔清〕《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
［28］〔清〕《银川小志》。
［29］〔清〕《嘉庆灵州志迹》。
［30］〔清〕《大清一统志》。
［31］〔民国〕《朔方道志·舆地志下》卷三。
［32］〔民国〕《朔方道志·舆地志下·关梁》卷三。
［3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5页。
［34］〔唐〕《元和郡县图志》载灵武县“东南之州十八里。”将唐代里程换算为公制，唐代一尺为今30厘米，唐1里=今制1.10里。在1 ∶250，000比例的青铜峡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2.5公里，等于5里，今制1里=唐0.9里，今制5里等于唐代的4.5里。即地图上的1厘米等于唐代4.50里。“东南之州十八里。”在地图上应为4厘米（18 ÷4.50 =4）。以吴忠古城（唐灵州故城）为轴心，用卡尺往西北方向量4厘米，勘定灵武故城县址当在青铜峡叶盛镇中沟附近。若按唐《元和郡县图志》校勘记引〔清〕张驹贤以岱南阁本所作的考证“官本作八十八”为据，仍按唐制换算，唐制88里等于现制97.7里，在地图上显示为21.71厘米（97.7 ÷4.50 = 21.71）。以吴忠古城为轴心，用卡尺往西北方向量21.71厘米，到银川市西夏区园林场南农垦局试验站。
［35］若以灵武镇到河岸的距离则为三十三里为据，在1 ∶250，000比例的青铜峡市地图上显示为7.3厘米（33 ÷4.5 = 7.3），以吴忠古城为轴心，用卡尺过黄河往西北方向量，从黄河西岸上至7.3厘米处，即为汉灵武故城所在，则其地为青铜峡邵岗镇南连湖农场五队。
［36］〔宋〕《武经总要》记载：“灵武镇，河外镇也，南渡河至灵州五十里”。将宋代里程换算为公制，宋代一尺为今31.2厘米，1里等于现制1.12里。在1 ∶ 300，000比例的银川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3公里，等于6里，等于宋代的5.36里（6 ÷1.12 =5.36）。宋制五十里在地图上显示为9.32厘米（50 ÷5.36 =9.32）。以吴忠古城为轴心，用卡尺往北量9.32厘米，勘定汉灵武故城在今永宁县杨和镇旺全村南。
［37］〔明〕《嘉靖宁夏新志》载“灵武镇，今城南六十里”为据，勘定唐灵武镇所在。将明代里程换算为今制，明代一尺为32.6厘米，1里等于现制1里。在1∶300，000比例的银川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3公里，等于6里，等于明代的6里。明制六十里在地图上显示为10厘米（60 ÷6 =10）。以银川老城为轴心，用卡尺向南量10厘米，地图显示汉灵武故城在今永宁县望洪镇偏南的东方村北。
［38］《汉书·叙传第七十上》卷一百，中华书局，1959 年9 月版，第4198页。
［3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谭属春、陈爱平点校，岳麓书社，1996年1月版，第33页。
［40］《后汉书·孝安帝纪》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27页。
［41］《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616页。
［42］《汉书·冯奉世传第四十九》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307页。
［43］《汉书·宣帝纪第八》卷八，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67页。
［44］《尚书·夏书·禹贡第一》《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卷二十八上，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532页。
［45］《汉书·地理志第八上》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532页。
［46］《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卷六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166页。
［47］《史记·苏秦列传第九》卷六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276页。
［48］《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百一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2924页。
［49］〔宋〕徐天麟：《西汉会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383～384页。其全文为“西河，南部都尉置塞外翁龙、埤是。增山，北部都尉治。虎猛，西部都尉治。班况、冯参皆尝为上河农都尉。师古曰：‘上河，地名。’‘上河在西河，富平于此为农都尉。’”
［50］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年7月。
［51］杨守敬纂疏、熊会贞疏：《水经注疏》。
［52］［53］〔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谭属春、陈爱平点校，岳麓书社，1996年1月版，第34页。
［5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
［55］《魏书·刁雍传》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867页。
［56］《隋书·地理志上》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813页。
［57］《旧唐书·地理志一·关内道》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1415页。
［58］〔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关内道四，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5页。
［59］〔唐〕杜佑：《通典》典九一八，中华书局，1984年2月版。
［60］〔宋〕《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
［61］〔明〕朱旃：《宣德宁夏志》。
［6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十一·宁夏卫》。
［63］《元和郡县图志》唐保静镇（汉上河城）“西南至州六十里。”按唐代丈量制度换算成现行度制，唐代一尺为今30厘米，唐制1里为现制1.10里。在1 ∶ 300，000（1厘米=3公里）比例的银川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3公里，等于6里，也即等于唐代的5.45里（6 ÷1.10 =5.45）。现按1厘米等于唐代5.45里的比例，唐保静镇（汉上河城）“西南至州六十里。”在地图上应为11厘米（60 ÷ 5.45 =11）。以今吴忠市古城（灵州）为中心，用卡尺向河东东北方向量11厘米，地图显示，唐之保静镇在今宁夏永宁县杨和镇东和村附近。
［64］《元和郡县图志》：“贺兰山在县（唐保静县，即汉上河城）西九十三里。”在1 ∶300，000（1厘米=3公里）比例的银川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3公里，等于6里，也即等于唐代的5.45里（6 ÷1.10 =5.45）。九十三里在地图上应为17.06厘米（93 ÷5.45 =17.06）。
［65］在1 ∶ 300，000（1厘米=3公里）比例的银川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3公里，等于6里，也即等于唐代的5.45里（6 ÷1.10 =5.45），五十三里在地图上即为9.72厘米（53 ÷5.45 =9.72）。
［66］《汉书·百官公卿表》卷十九上，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742页。
［67］《汉书·叙传第七十上》卷一百上，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4198页。
［68］《后汉书·梁统列传》卷三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166页。
［69］《后汉书·百官五》志第二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621页。
［70］劳榦，《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年，第388～390页。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陈永中：《“上河”与“西河”》，载《黄河史志资料》1991年第三期。
［71］裘锡圭：《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载《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年7月。
［72］劳榦：《居延汉简考证》。
［73］刘光华：《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74］陈直：《汉书新证》第135页。
［75］〔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三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383页。
［76］《汉书·叙传第七十上》卷一百上，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4198页。
［77］《汉书·冯奉世传第四十九》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306页。
［78］〔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潜夫论笺》，中华书局，1979年4月，第405页。
［7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谭属春、陈爱平点校，岳麓书社，1996年1月版，第465页。
［80］〔唐〕李泰：《括地志》。
［81］《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477页。
［82］《说文解字段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9月，第363页。
［83］《汉书·武帝纪第六》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54页。
［84］《史记·平准书第八》，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425页。
［85］《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616页。
［86］《后汉书·郡国志五》，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519～3520页。
［87］〔北魏〕郦道元注、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河水》卷二，第53页。
［88］《史记·平准书第八》卷三十，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425页。
［8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卷三。
［90］〔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95页。
［91］《旧唐书·地理志一·关内道》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416页。
［9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
［93］贺吉德：《丽子园记》，碑立今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路南侧“丽子园”公园。
［94］刘菊湘：《〈饮汗城城址考证〉质疑》，载《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95］陈用文等：《宁夏名胜古迹》，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
［96］〔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222页。
［97］《蒙古秘史》校勘本，额尔登泰 乌云达赉校勘，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785页。
［98］《蒙古秘史》卷十二，阿斯钢特·官布扎布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6月版，第265页。
［99］《马可·波罗行纪》第一卷第七十二章，冯承钧译本。
［100］贺吉德：《银川海宝塔塔名小考》，宁夏文史研究馆《宁夏文史》第九辑，1991年，第253页。
［10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第四，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
［102］〔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六。
［103］《元和郡县图志》成书的唐元和八年（831年），从怀远新城到黄河东岸的直线距离计算过程：
∵A2+B2 =C2（公式），∴ B2 =C2-A2；
B2 =1252-1202 =15625-14400 =1225，1225开平方等于35，即B =35。
计算结果显示，怀远新城到黄河东岸的直线距离为唐制35里。
［104］在1 ∶ 300，000比例的银川市地图上，1厘米等于3公里，等于6里，用卡尺从银川古城（唐怀远城）往东向黄河方向测量到黄河东岸，地图上显示长度为7.2厘米，6里×7.2 =43.2里，唐制1里 =今制1.1里。43.2里×1.1=47.52里。故在地图上的7.2厘米的长度约为43.2里，等于唐代的47.52里。
［105］郦道元《水经注》引晋人薛瓒《汉书集注》注文。
［106］《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卷十九上，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742页。
［107］〔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东方学会刊本，1873。
［108］《汉书·叙传第七十上》卷一百上，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4198页。
［109］〔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三十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版，第383页。
［110］《汉书·叙传第七十上》卷一百上，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4198页。
［111］《汉书·冯奉世传第四十九》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306页。
［112］《汉书·武帝纪第六》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78页。
［113］《史记·平准书第八》，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425页。
［114］《史记·河渠书第七》，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414页。又见《汉书·沟洫志第九》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684页。
［115］《汉书·食货志第四下》卷二十四下，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1173页。
［116］银川市志编纂委员会：《银川市志·凡例》，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17］《汉书·叙传第七十上》卷一百上，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4198页。
［118］《汉书·冯奉世传第四十九》卷七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9月版，第3306页。
［119］《弘治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祠庙》。
［120］〔清〕吴广成撰、龚世俊校证：《西夏书事》。
［121］《弘治宁夏新志》卷一《宁夏总镇·祠庙》。
［贺吉德：《银川市志》总纂、研究员，宁夏文史馆馆员，现为银川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宁夏社科院特邀研究员、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客座教授、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顾问。先后出版（含主编，合作）的学术著作有《银川市志》《中国藏西夏文献》《西夏官印、钱币、符牌》《宁夏历代碑刻集》《塞上名城银川》《贺兰山与古城银川》等，《宁夏贺兰山贺兰口岩画》《宁夏金石录》及《岩画百题》即将出版。发表各类学术论文、文章150多篇。现在承担并进行的课题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贺兰山岩画研究》《银川历史文化研究》等。2006年，被中共银川市委、银川市政府授予“银川市拔尖人才”称号。］